第30节

恰恰是如何维持良绅管理下的乡村自治。” 在农村改成自治村的同时，温铁军建议把镇改为自治镇。他对目前的镇管村的体制持异议。因为现行的这种市管县、镇管村的制度，是典型的城市中心主义。镇管村的后果是镇可以依托传统体制伸手向农村要钱，用于镇中心区的建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因此要科学决策，要改变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上层建筑。在温铁军看来，按温总理的话去理解，2.3亿小农户基本上从事自然生产就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现状，这种生产力决定的上层建筑应是村社自治，自下而上地提出公共品要求。但很多人还没有理解温家宝总理的话的真正含义，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真正理解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如何科学决策问题。

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现在叫村集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2.4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70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 温铁军17岁前往山西汾阳县插队时，最大的梦想是每天能在北京火车站扛大包，因为“一包能挣好几分钱”。多年之后，温铁军走出大学校门便最终选择了研究农村问题。那个17岁时想天天扛大包的小伙子如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附录 华西村何错之有？ 温铁军 最近，部分媒体对华西、南街等仍然维持“集体经济”的村提出了负面评价。尽管我不愿意介入理论界的争议，但这次的有关批评涉及的主要是农村中的实际问题，故在《中国改革》和《法制播报》作出全面介绍我的不同意见的承诺之后，我接受了采访，试图澄清一些新闻界和学术界不十分了解的情况，帮助读者摆脱多年来误导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其实，只要人们哪怕是暂时不讨论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属于公有制或者社会主义等宏大话题，就会注意到本文提供的基本事实真相，远比“灰色”的理论要“常青”得多。 本文如果发表，我愿意虚心听取任何经过长期调研形成的意见；至于书斋学者或办公室官员的意见，要么层次太高，要么“灰度”太大，笔者一向自惭形秽、无力应对，还望见谅。 以下是经我审阅的《中国改革》记者的采访记录，如有错误，概由个人负责。 一、原始积累：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社区资产”的基本属性 与一般国外和城市企业不同，大部分从80年代中期才起步的我国农村工业，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离我们实在太近，尤其是其中的“社区集体企业”，当年创办时几乎不可能有个人化的投资人。

这客观上大大增加了那些主流专家们涂抹理论“灰度”的尴尬。 从那时起累积的调研资料表明，其资产主要来源如下： 一是社区土地转移收益，由于80年代的短缺经济造成的市场空间，投资风险很小，几乎只要上项目就有收益。当时又只能是村干部去搞贷款或者集资上项目，后来演变为如今这些“工业化社区”。1985－1986年周其仁、杜鹰等人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这部分集体贷款投资建立的高负债项目之所以还能够盈利，主要原因是占本村集体土地不付款，很大程度上是土地收益转移形成企业利润和资产；亦即，乡镇企业是以土地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5部法律：《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规定土地是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因此，企业创办时无偿占有的社区土地，应该属于全体村民对企业的初始投资；无论后来增值形成多少资产，其属性不变。 据我所知，华西村界内原有土地已经被社区工商业全部占用，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性资产，当然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如果没有大多数村民同意，任何个人无权得到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资产。

第三辑温铁军 （5）

二是乡镇企业应支未支的劳动力保障和福利，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初时段里，劳动力几乎是无偿投入的，况且不支付任何社会保障。而在城市里，即使不计算过去十分普遍的“城市企业办社会”开支，仅按照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企业如果要给一个劳动力建立社保，最低开支需要占工资成本的38%，最高的超过50%。由于乡镇企业创办时期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应支未支的劳保福利大约占企业创办投资的30%。 正是由于类似华西村这样的乡镇集体企业资产中隐含有“社区土地资本化”和“未支付的劳动者福利转移”，其收益才大量用于敬老院、学校、医院和其他社区公共开支。 三是税收与金融方面的国家政策优惠。乡镇企业创办靠的不是企业家投资。因为，80年代在农村还没有谁形成有规模的资金，国家的金融机构也没有个人贷款，农村创办企业资金都是乡村集体贷款；后来才有乡村集体担保贷款，风险也由集体分担。1986年推进农村企业改制试验时就有企业家提出，还了乡村组织转移到企业的贷款和利息之后，形成的企业资产全是我的。当时乡村干部的回答是，你个人根本贷不到款，客观上也不可能以你的名义投资和还款！

更何况80年代持续通货膨胀，资金的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之间至少有10个点的利差，得到贷款就直接占有利差，这个利差也留在企业了。吴敬琏老师曾经算过这个账，一年的利差就有3000多个亿。 国家对乡镇企业长期实行“免三减二”的税收政策，5年减免之后，大多数按照销售额的1%纳税。这些税收优惠直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才逐渐取消。这部分未交纳的税也留在企业里，形成企业资产。如果与城市企业比较计算，这部分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在企业创办初期占至少10%。当年政府给政策优惠的根本原因是乡镇企业替代政府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无论企业改为私有制、为利润最大化裁员，还是个人分配企业资产，只要不以解决就业为目标，就应该交回享受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 以上企业非个人化的资产形成，主要来源于农村社区，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应该占企业资产70%以上，这决定了其社区成员共同所有的基本属性。 事实上，现在很多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客观条件，实际上主要是能够以大大高于农业的工商业收益维持社区公共开支和内部福利。

正是由于乡镇企业的资产来源，更多地是占有本社区内部的土地资产和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和一般的公司法所界定的有具体投资人的城市企业资产来源不同。有鉴于此，我认为它们基本上是典型的“工业化社区”。 二、历史条件：社区共有制资产的形成 如果从资产的形成过程看，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也是80年代的客观情况造成的。 其一是在生产队这一级或者在少数“大队核算”的地方，当时那些社队工业设备资产自身的特性，不可能像土地那样在推行大包干时分配到户。使得部分社队将原有队办企业相对完整地在80年代最初的改革中保留下来，这样，全国原460万个生产队、78万个大队中，大约有4‰的社队保留了集体经济。 其二是大队这一级（行政村）城市郊区或发达地区扩张需要占地，1985年撤队建村以后只有行政村有一级市场土地出让权，征占这些土地支付的补偿款形成了一部分行政村（大队）所有的资金，那些没有分配到户的资金大都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形成了城郊型的，或者是城市工业辐射的集体经济。 可见，以集体经济为名的乡镇企业，其中包括华西村、南街村等，其资产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根源。

其三是类似苏南、浙北在乡镇这一级的集体经济（以上两类情况主要是在村以下，苏南、浙北则在乡镇搞了大量集体企业）。这首先是得益于江浙在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中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地区，解放后转化、发展为资本雄厚、结构完整的国有工业，无论所有者属性如何，产业资本形成之后都必然扩张；国营企业对制度相同的乡镇一级扩散的“交易成本”显然低于对村级以下。其次是改革前苏南社队经济比较发达，而农村大包干期间的财产关系变化发生在大队以下，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到乡镇（公社）级的资产。因此，在江浙的乡镇这一级的社队企业资产就变成实际上归乡镇政府所有。80年代有领导视察苏南时就明确过，此类企业是“地方政府小国营”。 由于这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办企业，与村以下情况根本不同，改制前后都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分享资产收益，一般与农民无关，故不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 三、理论误区：乡镇企业改制中两个对立观点的误导 在乡镇企业改制上，当年理论界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如今有话语权的人，大部分没有参与过80年代改革，盲目照搬国外的观点套用到农村问题上，往往也是错误的。

误导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有人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照搬到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上，强调企业家对经营风险的担当，这在我国农村大多数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几乎不存在。因为那时，客观上并不具备企业家为企业风险承担责任的条件。 一是那时农村企业连破产的说法都没有，多年来以乡村公共组织名义贷款造成的投资失误，形成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没有人承担责任；尤其在村以下，能够对乡村基层执行法律的可能性太低。 二是农村企业即使停产，或者遇到产品卖不出去，就堆在仓库里，什么时候卖出去什么时候算，老百姓回家种地。客观上是土地承担了乡镇企业的保障功能。杜润生老先生1988年就讲，大包干以后土地实际上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又有生产功能。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呢……15年过去，犯了那么多照搬造成的错误，这个中国特色的“土地双重功能”观点仍然不被主流接受。 恰恰由于土地承担了保障功能，无论企业家还是乡村干部，大多不支付失业保险金，更不会像城市那样给乡镇企业职工以“下岗”“待业”“低保”等照顾。

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乡镇企业尽管遇到很大困难，但真正倒闭破产的几乎是零的原因，因为风险由村社承担了。可见，一般的企业家理论，对于从80年代到90年代乡镇企业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来说，是不适用的。 误导改革的两个主流理论的重大错误之二，是所谓私有化问题。 即使从传统理论出发，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也应该知道，农村集体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区产权也根本不是公有制产权。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公有制，人人就都可以分享收益。但没有哪个农村社区允许社区成员以外的人分享收益。华西没有，南街也没有，天下所有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都只是在社区成员内部分配收益。因此，这不是公有制，充其量只是成员共有制。 根据另一个对立的主流理论，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观点，社区产权是私权。所谓“集体所有制”，是以地缘为边界聚落而居的社区成员的权利集合，由于产权边界清晰，对外能够实现市场交易，因此，那些力主私有化市场化的人也应该知道，社区成员内部共有的产权本来就是一种私权。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早就超脱了意识形态化的讨论，把它定义为成员权。如果与欧美有不同，那不过是没有绝对地“个人化”。

成员权是一种有限制的私权，不是完全个人化的私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制度，可惜经济学界惟洋书为上，对此解释不清。那么法学呢？最近有位著名法学家说：法学界更是惟洋法为上，开口闭口谈美国，连欧洲都不谈了。 拿美国的法律和制度在中国更是套不上的，因为两国的宏观环境不一样。 四、实际做法：社区成员股权有待于“虚股折实” 在我们搞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做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造时，我们给这些企业家们分析企业资产来源，第一应该有30%界定给土地资产的增殖收益。很多地方乡镇企业负债超过100%，企业还可以有收益，真实原因就在于企业能够在社区内部把土地资产收益大量转移成企业收益。把30%作为土地积累资产，归社区共同所有，然后把20%-30%作为职工应支未支的社保资金用于企业职工配股，再扣除10%国家政策优惠形成的资产作为不可分割的公股；剩余的这部分才分配给企业经营者。 对于界定企业产权的这些依据，那时的企业家们心服口服。现在之所以不同，是整个舆论环境变了，一种庸俗化的“私有制就是好”的舆论一面倒。没有多少官员和学者认真调研农村企业，企业家也乐得不承认资产的真实来源。

一些人不仅简单化地强调乡镇企业私有化改制，而且要求把来源于社区的企业财产界定给企业家。企业家是有贡献，但农村那些以集体经济为名的工业化社区的主要资产，既不是企业家投资，也不是企业家创造的。 但是，试验区的改革并没有搞完就因故中断了。 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推进乡镇企业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时，设置股权主要是根据成员权来界定的。亦即，每个成员从18岁算起，以在这个社区的劳动年龄计算基本成员股；其次是贡献股，是厂长、会计，还是普通劳动者，根据职务计分。然后还要订立章程，是否得到全部股权收益要看表现，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对那些偷偷摸摸，欺男霸女的成员，就扣一部分基本股收益；如果犯罪被判刑，就完全取消股权分配。对那些考上大学、当兵离开社区的，则可以保留股权。 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农村基本制度，股权证书每个家庭一本，不是每个人一本。 过去社区企业分配是大锅饭，改制以后则要根据股权来决定收益分配。因此，当时完成的只是一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形成的是“虚股”。此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推进农村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考虑“虚股折实”

，允许这部分初始股权转让或者内部抵押，比如说谁家有急事，需要钱，可以在村会计或者在村工业总公司那里建立一个转让制度，对交易双方予以登记。在内部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再逐步搞社区之外的柜台交易。 既然这种改制形成的股权主要还是一个内部分配依据，对于社区外部既不可以交易变现，也不能抵押。所以，这还不叫私人产权或个人财产权。华西村离开的成员不能带走这种产权，就无可厚非。 根本制度的不同，决定财产关系不同。农村土地是社区成员共有，如果成员离开社区，可以把土地带走，社区私权的边界就突破了。同理，企业资产归社区成员共有的部分也可以界定给农户家庭，但根据迄今为止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分给个人的股权仍然有待于“虚股折实”。 我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以后，尝试着搞了一个内部职工普遍持股的股份公司，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单位所形成的资产做股量化给职工，主要是按照工龄、职务和贡献来量化。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来确定股份。虽然我初来的时候就是总编，但来得晚，股权就比老职工少得多。

后来有职工要买房子想把股权兑现，这就要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讨论，修改章程，因为当初搞的时候没有可以兑现这一条。 同理，华西如果搞了股份制，当初定章程的时候，是否有个别成员可以任意兑现股权这一条？如果没有，有关批评就未必合适。 我最后的建议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和主流媒体，最好去做一点社会调查，了解一点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能从20世纪90年代造成重大损失的照抄照搬、惟书惟上那种环境中解脱出来。

第三辑海 闻 （1）

以才通世，从北大到全国的影响力 海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学博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讲师、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助教、副教授（终身职）。在美国期间，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曾主持编写《经济学译丛》《国际经济学译丛》《现代工商管理丛书》等教科书系列。 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 闻 他的就职标志“学术北大”到“经济北大”的转变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和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双双被擢升为校长助理，分别主管学校的财务和校办产业。他们成为了北大历史上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 从中青年经济学教授中直接提拔优秀人才到学校领导岗位，这在我国的高校中还是不多见的。

按照我国先前的惯例，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大多埋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很少被提拔到学校高层，直接参与行政管理。 海闻和张维迎在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由副校长陈章良主抓，而闵书记主动让贤，陈章良调至中国农业大学任校长，于是，学校经过层层审核，决定让精通经济和管理的学人海闻和张维迎接替他们的工作。海闻本身就是北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张维迎则身为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校长助理的官职并非顶尖，但却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操控北大经济命脉；而且根据经验推断，校长助理几乎就是副校长的热门候选人，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将会顺利提拔为副校长，跃入学校最高层。有消息称，北大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大动作凸显学校领导着意将传统的“学术北大”打造成“经济北大”。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北京大学和它毗邻的清华大学在1999年就提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北大还拟定了实现这一蓝图的时间表，即用17年的时间使北大与哈佛、牛津和哥伦比亚大学平起平坐，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般来说，一流大学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有识者认为，如果片面抓学术并不能带动大学的全面发展，也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提高学术水平。从管理制度入手经营大学已成为各大学校长的共识，因而北大擢升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参与学校的管理，正是要利用经济学家的专长，打造全新的一流的高等学府。 有不少人担心，“以人为本”一直是北大精神之所在，但自学校有意打造“经济北大”后，校园的商业气息逐渐淹没了以往浓厚的学术氛围，这将无限伤害北大积淀百年的人文精神。 有记者直接将这个问题摆到海闻面前，海闻出人意料地肯定了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他认为，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 他同时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或者称之为“过渡阶段”

，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了新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海闻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毕业后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费留学的大学生，前往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系攻读研究生。1983年他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旧金山）经济系讲师、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讲师和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经济系讲师和终身职的副教授。 1993年，留美10年的海闻回到国内，中国市场经济的洪流感动了他，他与“海归派”经济学家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共同发起并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一年后，海闻也正式回到了祖国，受聘于母校北京大学，出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主任是曾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非盈利性实体机构，当时主要是帮助一些留学有成的人回国发展。多年来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海归派”经济精英人才，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经济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殿堂，也令中央高层刮目相看。而取得这一切成就，海闻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经济学界，人们时常不经意中将海闻和张维迎相提并论，称他们是北大的两个“少壮派”教授。他们不但年龄相差不多，所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