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0节 辞职
叶挺再三说明自己辞职，并不是针对政委本人，而是日军已在他的家乡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粤东大片国土，他想回广东去拉队伍、打游击，同时就近照顾在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请项英谅解并给予支持。当晚，叶挺就离开了新四军。 叶挺毕竟是个藏不住话的军人。他在离开新四军时，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明了他辞职的真实想法。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他不是共产党，不适合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叶挺回家乡后，不到三天，就集结起一支三千人的抗日队伍，并接受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之邀，就任东江游击总司令。其后，他又率部在石龙、广九与日军交战，大胜而归。香港《申报》立即报导了“叶挺在东江抗击日军”的消息。 蒋介石正在西安开会，看到《申报》的消息后，当面责备余汉谋不动脑筋：“你想让共产党在华南再建立一支新四军吗?”他命令余汉谋马上解除叶挺的职务，逼叶挺离开东江。同时，蒋介石又生一计，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板着面孔，声色俱厉地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迫他出走与辞职。对于这样一位优秀人才，你们竟然不能容忍，不能接受。
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你们不能接纳叶挺，新四军军长之职，我要重新委派新人。”蒋介石还邀叶挺到重庆一叙。 叶挺辞职事件如巨石击水，浪迭千重。中共中央正在焦虑如何善后，又接到林伯渠关于蒋介石要重新委任新四军军长的报告，更是愁上加愁。毛泽东亲自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嘱咐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周恩来早就风闻叶挺在新四军有职无权，估计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周恩来来到叶挺在重庆的下榻之处，紧握着他的双手，满面内疚之色，说：“我代表毛泽东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的霸道作风挫伤你，给你开展工作诸多掣肘。我也要向你赔礼道歉，没有协调好你们的关系，让你苦心劳神，我对不起老朋友。” 周恩来的诚挚态度感动了叶挺，他动了真情，噙着泪花地说：“我叶挺一心报效祖国，谁知堂堂的一个军长，却成了统战对象。真是讽刺!” 周恩来与叶挺本来就是知心朋友，感情很好。他们长谈了一夜，直到东方既白。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项英的优缺点，指出叶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领导体制上的问题。他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他拿出毛泽东的回电给叶挺看。
毛泽东的电报写道：“新四军问题应以叶挺回四军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职权，建议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 “毛泽东还要我告诉你，我们电报里说的不是空话，新四军委员会也准备改组，由你任主任，项英为副主任。我还要陪同你回新四军军部，找项英同志好好地谈一谈。” 周恩来的一番话终于把叶挺说服了，他主动向蒋介石收回辞呈，表示将重新履职。蒋介石气恼地说：“你不听我的话，听别人的话，是要吃大亏的，到时候就不要再来找我!”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云岭。他与项英进行了深谈，批评他三条：一是家长制作风，凡事都自己说了算。二是看不惯叶挺一些生活作风，缺乏坦诚相见的精神。三是错误地把自己的同志当作统战对象，在政治上不放心，在工作上不给权，只在生活上照顾。 “他委屈，我还难办呢!”对于周恩来的批评，项英并不服气，他也倒了一肚子苦水：“新四军组建时，毛泽东反复交待要确保党的领导。叶挺他不是党员，叫我怎么办?按照规定，党的会议他不能参加，党内文件他不能阅读，党内决策包括干部的任命他不能参与讨论。
你是不是要我违反这些规定?” 周恩来严肃地说：“项英同志，你要搞清楚，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是决策领导，不是由你项英一个人领导，也不是包揽一切。叶挺所要求的是正常行使职权，那些军事指挥权、人事安排、具体事务、作战指挥，按分工应由叶挺负责，你都给了他吗?你确信自己一定比他指挥得好吗?退一步说，如果叶挺是个党员，你就能跟他搞好团结?” 项英一时语塞。经过几天的说服，项英开始检讨自己，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周恩来还提议他们三人一起照相：“我们凭相片为证，精诚团结，毋疑毋猜。” 在叶项的联手指挥下，新四军捷报频传，声威大震，成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叶挺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
） 正当叶项加强交流、友谊日笃时，1939年夏，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严重违背军令，其部下又发生严重的叛变事件，叶挺一气之下，报请战区批准枪毙了高敬亭。 这件事情给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浮上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得自己掌舵，他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己不熟谙党务，党务控制下的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开始加剧。对于他们的心态，当时担任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是这样描述的：“有时隐隐约约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项英有个时间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9年10月，叶挺到重庆后再次公开表示辞职，又引起政坛地震。一时间，质疑声、声讨声、奚落声、嘲讽声，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宣泻。毛泽东原本就是一个火爆脾气，听到满耳聒噪之声，忍不住心头火起，他愤慨地对周恩来说：“我真不明白，猪撞墙后还知道回头，为什么人会比猪蠢，撞上南墙，血流满面，还不知回头?从新四军组建时候起，我就一再叮嘱项英，要始终注意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可是他搞得一团糟，叶挺再三闹辞职。
人家不会仅只说项英胸怀狭窄，而会说共产党容不下人。他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该是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叶挺的问题是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你跟希夷熟，由你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主动收回辞呈。” 周恩来像个高明的医生，望、闻、问、切，察幽知微，洞悉叶项矛盾症结在于狮虎同笼，互不相让。于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将华中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江北两片，分别由叶挺和项英经营。事实上，当时新四军已经分为两个战斗集群，江北的四、五支队和彭雪枫支队总兵力不低于江南三个支队。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叶项两人的结局和历史或许将改写，也许共和国的将军谱上会再添二位元帅。可惜的是，周恩来甫经提出，未及落实，就因病远赴苏联治疗，方案遂被搁置。 经过耐心的工作，叶挺于1940年春又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这时，他与项英的争论集中在战略方向上。 叶挺从战术的角度上，多次向项英进言：“皖南虽好，但却是一块死地。
因为，新四军九千余人猬集于云岭一带，这里纵横不过百余里，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面和南面是多达十二万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随时可能对我军聚而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