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9节 新四军
主动请缨，担任新四军军长。身为军长，叶挺理应成为决策核心，但是他的非党身份又使自己处于配角地位，加上与项英的分歧，他在三年任职内竟然两度出走，引发政坛轩然大波。蒋介石大做文章，毛泽东亲拟电文，明确叶、项的职权。周恩来由渝赴皖，调解军政矛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战。北伐名将重 新出山，成为当时政坛关注的焦点。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协议。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民党提出由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都退一步，提出邀请叶挺出任这一职务。叶挺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当过共产党党员。他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认为，经过党内斗争的沉重打击，叶挺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如果主动提出让叶挺挂帅，可以施恩于他，便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捏在自己手中；同时，叶挺毕竟是正规军人，不同于以钻山窜岭、分散割据为资本的“山大王”，通过叶挺将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既可以稳住后院，也可以驱虎斗狼，让红军游击队与日军拼个两败俱伤。
于是，他不等中共方面正式表态，就抢先发布委任状。 叶挺渴望上阵杀敌，立即同意领导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这个军改编后的番号为“新四军”，以纪念北伐战争中威震遐迩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蒋介石与叶挺的举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疑窦。毛泽东10月1日发电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9日，毛泽东又来电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叶挺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后，万丈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叶剑英来看老乡。他委屈地说：“国共两党都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都在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早知如此，我又何必争这个宝座，真是骑虎难下啊。”想到今后的路还长，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位硬汉一时激动，禁不住流出热泪。
叶剑英告诉叶挺，目前的误会是因蒋介石抢先发布命令引起的，劝他到延安当面与毛泽东讲清情况。 这年秋天，叶挺听从劝告，专程前往延安，拜谒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又作出虽然人在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工作的承诺。 中央正式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内称政委)，由他们共同领导新四军。在延安，中央专门为他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在叶挺之后，坚持赣南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的项英也到延安，受到全城英雄般的欢迎。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 12月23日，项英返回武汉，与叶挺见面。第二天，叶挺在武汉大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军部宴请项英和从延安来的干部。宴会气氛十分热烈。
项英端着酒杯，对大家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谈判确定的，是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军长是北伐名将，希望大家今后要很好地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在叶军长的领导下早日完成编组，上前线，打鬼子。” 叶挺既感动又惭愧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折了回来。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战斗，我一定与项军长以及大家和衷共济。” 叶、项两人虽然都想把对方融化在自己的怀抱，但是领导体制上的弊病使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猜疑的阴影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麻烦是叶挺自找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待叶挺时，建议恢复他的党籍。叶挺主张留在组织外做党分配的工作。这在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实际上是将自己摒弃于决策圈之外。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很自然成为决策的中心和主角。作为军长的叶挺则成了决策后征求意见的对象和配角。一种失落和惆怅的情绪慢慢爬上叶挺的心头，挥之不去。
叶挺为改变被动的处境，曾经向中央提议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央同意他的建议，任命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仍旧是政委当家。 一天，叶挺郁闷，饭后散步至军部参谋处窗下，里面传来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白了，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叶挺仿佛被一柄利刃刺穿了内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明白自己原来与项英还不是同一个战壕的同志，而是争取团结的局外人。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介布衣却坐在满座华服轩冕的高官之间，显得那样不协调，甚至有些滑稽。更为可笑的是，自己还不觉得。他渐生去意。 项英并没有意识到叶挺情绪上的变化。1938年7月，中央通知项英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将军政事务托付给叶挺，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人注意配合。 叶挺平静地问：“你去多久?” 项英说：“估计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好，我就代理总管军务两个月。你快去快回，这里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 “你是军长，没有你更不行。”
两人在打趣中挥手告别，项英离开皖南云岭，经南昌、西安转赴延安。9月30日，六届六中全会才召开一天，项英就接到叶挺的紧急来电，称：“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 接到电报，中央感到震惊。因为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正按原定计划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什么重大情况，而且部队整训，本来就是军长的职责范围，在新四军组建到集结过程中，叶挺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而且，在这封电报之中，叶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将辞职不干。这样新四军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决定项英立即赶回军部，设法化解矛盾，留住叶挺。 在赶回军部的路上，项英既恼火，又疑惑。他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自己是如何得罪或冒犯了这位军事天才。他们之间，没有干过仗，没有红过脸，可以说风平浪静，怎么突然会出现辞职的事呢? 项英到达军部的第二天，叶挺从外地视察回来。
项英当即到叶挺住处去探望，简要介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转达中共中央对叶挺一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一再挽留。 “我项英学徒出身，粗人一个，如果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军长指出来，我今后注意改正。但是，辞职之事，还请慎重，新四军离不开你。”项英诚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