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当代作家 郭沫若(4)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1938年，抗日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取道香港准备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定决心与其旧友分开，决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同居。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有过失子之痛、受凌辱之苦，但是总体说来，生活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五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携儿带女西渡大海专程来中国，开始万里寻夫。当安娜知道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她心酸地说：“我走……”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中国籍，带领儿女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77年，即郭沫若谢世前一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见一次面。经过安排，两位在年轻时曾如此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见面了。

幸有这一次见面，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夫人这些年来在中国，除住大连外，有时也住上海，因两地都有她的子女，她除了原先熟识的成仿吾等郭老的挚友外，平时极少与他人来往，也不参加社会活动。1983年她首次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期间，正值她九旬寿诞，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曾为她祝寿。但她仍然谢绝任何记者的访问。 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亲一次，不过每次回日本总只呆短短几天，她向亲人表示，她毕竟已是风烛残年，万一在日本病了怎么办？她表示要死在中国，埋骨在中国，因为，她说：“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