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1节 国家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年龄(2)

第二，对三个度量标准而言，国家评估的布局严重地向右倾斜。这样，所有的平均值都要大于它们的中位数，而且对偏斜度的度量也是容易的。当然，偏斜度与更新倾向是一致的，特别是与宪政年龄一致。它还表明，人们对低分值国家之间的差别比高分值国家之间的差别更感兴趣。正如我在第四章末尾处指出的，既然前面的几年或者领袖个人是制度化最为关键的东西，那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组织的更新倾向的程度也会随之下降。连同附录中国家评估的明显布局一起，这意味着低分值国家间的差异应该在分量上超过高分值国家间的差异。我们最容易通过检测民族国家组织年龄的对数（而不是通过原始数字）来获得这一结果。 当我们从财富和地理区域来考察组织年龄的差异时，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又会得到一种新的观点。表6.3展现的是根据国家财富得到的关于三个标准的年龄中位数，这些国家财富数字是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对各国198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划分得来的。对每一个标准而言，在财富和年龄之间都有着一种明显的单一性的关系。如果把年龄当作评判标准，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治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政治能力大得多。

确实，差距的幅度从表6.3的第一列到第三列在不断增加，这样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代际更替年龄的差别是巨大的。 把工业化国家搁置在一边，表6.4展示了根据地理区域划分的第三世界 表6.4到1985年止据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百个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年龄的中位数 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年） 从宪法颁行开始算起的时间（年） 国家领袖的数量 亚洲数量：21 39 15.5 2.0 拉丁美洲数量：24 152 16.5 2.0 中东、北非数量：18 39 15.5 1.5 次撒哈拉非洲数量：37 26 11.0 1.0 注：这些数字不包括表6.3中的东欧非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类型的国家， 还有希腊、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葡萄牙和南斯拉夫也没有包括在内。 国家组织年龄的中位数。第一栏中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数字反映了非殖民化的图景，即拉丁美洲国家首先获得独立，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是最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平均时间是1960年）。

表中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字表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的差异并没有直接转化成宪政年龄和代 表6.5到1985年止与财富和地理区域相关的民族国家年龄的回归系数 （国家个数：122） 因变量 从独立后开始算起的时间 从宪法颁行开始算起的时间 国家领袖的数量 人均能源消耗对数（1985年） -0.3 0.34*﹡ 0.22*﹡ (0.06) (0.08) (0.07) 亚洲 -1.06* -0.35 -0.96*﹡ (0.23) (0.33) (0.28) 拉丁美洲 0.06 -1.04*﹡ -1.07*﹡ (0.21) (0.29) (0.25) 中东、北非 -1.05*﹡ -1.00*﹡ -1.29*﹡ (0.21) (0.30) (0.25) 次撒哈拉非洲 -1.67*﹡ -0.50 -1.15*﹡ (0.26) (0.37) (0.31) 恒量 5.07*﹡ 1.18 0.32 (0.48) (0.67) (0.57) R２(样本决定系数) 0.53 0.45 0.53 限制性的样本决定系数（仅指能源消耗）R２ 0.23 0.35 0.42 注：对每个回归而言，因变量已转换成对数。

表中的主要项目是采用公制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的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它们的标准误差。标注了星号的系数是它们的标准误差的三倍。除了乍得和莱索托这两个例外之外（对它们而言，能源消耗率是不适用的），这些估计值建立在表6.3的数字的基础上。这样，地区效应就体现了表中的地区和非第三世界国家在净能源消耗率上的差异。 际周期年龄的差别。尽管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宪政年龄多少比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宪政年龄要小，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明显。此外，最后一栏的数字表明，并不存在象在宪政时期国家政治领袖体现的那种代际更替年龄的地区之间总体性的差别。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表6.3和表6.4中的数字忽略了地理区域和国民财富之间的联系。表6.5相应地报告了三种政治年龄的关于财富和地区的回归数值，其中在表6.4中对地理区域作出了划分，财富是根据1985年的人均能量消耗率来测定的。 这种回归数值反应的并不是一种因果关系，相反，它们只是总体上作为对这些数据的概括和简化而表现出来。 在对地理区域加以限定的情况下，表6.5第一列的数字表明在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和财富之间的简单的关联消失了。

相反，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反映地区性的差别，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属于最年轻的国家集团，亚洲和中东、北非国家处于年龄中间层次的国家集团，而剩余的国家属于最老的国家集团。尽管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系数表明，它们的宪政年龄多少要比人们根据它们的财富预计的宪政年龄要轻，但从宪政年龄的意义上说，它和财富的关联则得以存留。它们的代际更替年龄的估计值也多少有些不同。与表6.4中的原始数字相一致的是，在对财富加以限定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很少出现地区性的差异，尽管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经历了更少的领袖继承。 这些模型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表明组织年龄（政治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因变量，因此它们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发展。首先，尽管在其间有一种零序关联（zero-orderassociation），但是对系数的测定表明这种关联远非完全：表中最下一行数字浮动幅度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系数的0.23到代际更替年龄系数的0.42。其次，该表揭示了这种关联的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换句话说，我的关于组织年龄重要性的观点不是对这一观点——政治能力是财富的一个未加修饰的“直线发展的”因变量——的一个概括。 随组织年龄特定要素的不同，各地区情况也会不同，这一说法还有一层含义。组织年龄的三个组成部分不能视为是政治能力的三个可相互替换的指示器。法律年龄和宪政年龄、法律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宪政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这三者的相关比分别是0.27；0.42；0.79。 前头两个的相关比值相当低，这强化了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和宪政年龄的差别，这也可以从表6.5中的回归系数的测定中明显看出来。我在前面已经主张法律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在分析上是有差别的，但是对于组织能力的评估却起到关键作用。这种差别在现实中的表现说明，在对国家政治行为进行评估时，需要对组织年龄的每个组成部分独立的加以考虑。 与此相对的是，第三个相关比值要高得多。这主要源于代际更替年龄标准的建立，因为它表明了在当今的宪政时期内的领袖的个数。这一设计明显地使它们的这一相互关系成为度量年龄的其中的一个标准，尤其对于那些实行老宪法的国家来说更为如此。即便如此，这一相关比也是不完善的。

最为突出的是，这一相关比值掩盖了实际年龄较轻国家之间的宪政年龄的巨大不同。考虑到最年轻的国家也是最脆弱的国家这一点，这两种标准的不相一致说明，在最为重要的国家评估值的范围里，它们是对制度年龄的不同方面加以确认。而且这种不一致在表6.5第二和第三列的回归值中明显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