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10节 早期方法的简单比较

视政治能力为合法性制度的建立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即便这样，把我的方法和早期的研究方法作个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将限定在派伊（Pye，1966）与亨廷顿（1968）这两个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之间进行比较。 派伊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列出了政治发展的十个方面的含义：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代表工业社会的政治；政治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运转方式；行政和法律的发展；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稳定和有序的变化；动员和权力；社会变化多向度变化的一个方面。尽管这些定义互相重叠交叉，人们还是会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归纳。派伊还从中提炼出了发展综合征候（1966，45—48）的概念，它由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科尔曼也提出过这一概念）。首先，他认为平等（equality）是发展的核心。平等本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但在派伊的用法里，它包括对大众参与、普遍的非个人化的法律和基于成就而不是先天出身的政治录用的强调。第二，指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capacity），能力指政府的范围和规模，政府的效能，以及公共行政中的理性和世俗化倾向。最后，发展征候还包括结构的分化和差异化（specialization）。

尽管后来有人在发展的经验研究中套用了这些标准（比如阿伯内思，Abernethy，1969），但有迹象表明，发展综合征候的这些界定过于混杂。对平等的强调源于现代化的经典文献，但它模糊了政治制度与更为宽泛的所谓的适用于大众人口的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别。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结构分化把保守的功能主义的偏好简单的引入具体分析中而反对将它作为发展的一个征候，我却因为结构分化缺乏明确的现实意义并因而不能应用于实际研究中而反对它。 我和派伊理论中的唯一的联系纽带就是对政治能力重要性的强调。然而我是在比派伊狭窄得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我所指称的政治能力只是指国家制度的政治效能问题。行政的理性化甚至政府规模的问题（象派伊和其他人使用的那样）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与政治能力并无明显的关联。 与派伊的分析相比，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的四个标准直接地强调制度并明确地排除了象派伊的“平等”要素那样所代表的社会的现代化（1968，12—2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主张政治发展要求具有能适应自身环境的制度。这一制度是相对而言更为复杂的、宽泛的制度。

第三，从制度有着独立于社会力量的自身生活的意义上说，制度必须是能从更为宽广的社会力量中获得自主性。最后，制度必须具有内聚性。 因为这是一个更为严格的界定，因此这是对派伊学说的一个推进和发展。但是进一步推进受着一个附加条件的限制。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适应性体现在它的长期性。如果我们继续追究适应性的含义（我将在第四章中加以分析），那么更具适应性的制度也更加可能是复杂的，享有自主性的，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内聚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严肃的使用制度适应性这一概念，那么亨廷顿的其它三个标准就显得有点多余。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制度适应性的思想与派伊的政治能力概念非常接近，因为制度的适应性与制度的效能是并行不悖的。既然我把政治发展看作为包容了效能和能力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制度的建构，那很明显，我的方法也是源于早期的研究。只是我非常明确地注重合法性的问题。 既然我的观点还显得非常一般化，那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化约式（minimalist）的定义的尝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较）。这也表明了我的这一观点：许多早期的研究的主要缺点是发展的定义过于宽泛。

从派伊的结论中这一缺点就有所体现，政治发展被看作是一把看似与工业化和非殖民化进程密切相连的政治、社会、经济变迁的包罗万象的巨伞。这种无所不包的观点的危险在于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钝器。我对政治能力能被简化为一个单向度的概念深表怀疑。如果要使这一问题变得容易些，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化约的、限定更为严格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