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新社会怕干部”，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新凤霞，这一回面对一位来自老区的主管部长、大干部竟自“不买账”，公然抗拒，不愿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在听到要把她的丈夫远遣边荒之后，竟说：“要等他回来。”“等多久?”“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等他二十八年。”副部长安得不怒?拍桌子，把她逐出办公室。 一路哭出中央文化部楼上长甬道的新凤霞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去剧院上班时迎头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着大门的是一幅很大的漫画，画一个戏装的相府小姐抱着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吴祖光，满面流泪地哭喊：“我等你二十八年呀……”然后全院开大会批斗，宣布新凤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戴上了“右派”帽子。 但是剧院仍要指靠新凤霞演出卖钱。只要是新凤霞主演的剧目登出广告，立即满座。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是后台还要贴上大标语：“右派分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
每晚演出结束，场内观众热烈鼓掌，要求演员谢幕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热爱的新凤霞已经被“革命同志”勒令去打扫厕所或是清理后台、倒痰盂去了。 在那以后，我被遣送到极北边荒的北大荒，没有期限，不知何日归来。妻子为避免不测的伤害——那些同台的演员、包括合作十多年的伙伴，一下子都换了一副敌视的眼光——在丈夫遣走之后立即搬到剧院去过集体生活了。 后果是什么呢?我的重病的父亲，三个年幼的子女，一座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全副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 三个孩子，最大的吴钢，幼小时由外祖父母照顾较多，现在则由祖母照管了；二子吴欢则是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上海由祖母代管抚养，正如我小时最受我的祖母宠爱而有几年受祖母教养一样，和婆婆感情最深；小女儿双双也全交给了婆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是我六妹的女儿能能，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于是母亲除要照顾病瘫在床的父亲之外，全部接受了四个孙儿孙女和外孙女的沉重负担。 我至今记得1958年初春，天气陡变严寒，大雪漫天，我被勒令远行北大荒。头一天的深夜，娘走进我们房间对我说：“你好好走，家里只管放心。我一定帮着凤霞替你看好家，等你回来。你放心，放心。一点也不要担心。”
娘重复地说着“放心，放心……”我有九个弟妹留在灾难频频的祖国大陆，但谁也没有我的灾难深重，都具备奉养老母的条件，但娘信守诺言，应付种种艰难，一步也不离开我家。 在我离家的三年里，凤霞单身住进无数双敌视眼睛的剧院，只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回家匆匆探视老人和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 当然，很快对此就有了答案。据说号召大家对党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原来是一种策略，一条妙计，叫做“引蛇出洞”。然而从此以后，万马齐喑，隐瞒真情，专说假话，再也听不到真话了。成了这样的状态，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家庭永世难报的恩情——怀念母亲(2)
以后的三年，我被流放，凤霞被迫离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弃但仍要承担主演繁重任务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红大门上经常会被邻居涂上大字，什么“大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侮辱性名词，甚至有人会来欺侮我家年幼的儿女……这一切沉重压力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 三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期，加上一个病残的老人；母亲不单是负重而且还要忍辱，这真是从何说起?但老人却一步步走过来了。 1960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60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1960年底从黑龙江虎林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
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凤霞、大牛(长子吴钢的小名)、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60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也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孩子们，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双居然能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约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以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员在干什么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
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
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1)
注释①《新凤霞回忆录》，新凤霞著，叶圣陶作序，常君实编辑，1980年8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 1982年7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新凤霞的第二部回忆录《艺术生涯》，艾青作序，常君实编辑。 注释②在我们的家庭里，避讳“可怜”这两个字。凤霞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在得病之后，她曾对我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你就给我走开!”我对她说：“你别多心。你会好的。我把你看做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场竞赛当中受了伤；只不过伤势重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痊愈之后你还会登上舞台的。”事实上不止一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是信心百倍地为她进行治疗的。 可怜②的凤霞于1975年突患重病，不能转动，送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医院当时把她所患的“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以致形成至今未能痊愈的左肢行动不便的后遗症。在三年之后，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时才得到确诊，而现在患病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和我相识的某一些女同志那样，凤霞对待生活心胸不够开阔，想不开，爱后悔。常常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
得病的这四年多以来，更爱说：“假如我没病的话，我……”尤其在看戏的时候，看见同时代的小朋友、老伙伴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受不了，就难受得要命；若不是我或孩子们在一边打岔、说笑话，扯开或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便会流下泪来，活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尤其是晚上坐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熟悉凤霞的人都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她从来就是个一刻也不能闲着的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写她幼小时在家里、在师傅家里、在前台后台、在工厂、在种种不同的场合里干各种劳动活的情况。在劳动上，她是个真正的多面手。除去她的本职工作演戏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外，她会做各种面食、烧菜——能为她喜欢的客人亲手烧出整桌的筵席；能裁剪、缝制衣服，从中装的丝绵袄到西装的外衣裤以至衬衫。又能织各式各样的毛衣，多少年来我和孩子们以及她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新凤霞青年时代 她从七八岁起，在戏班里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三四岁开始演主角戏。旧社会的小评剧班一年演到头，除掉春节前的几天封箱之外，从来也不休息。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星期天还要加演日场，甚至在台上吐了血还满不在乎地继续演戏。 难以设想，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从1966年开始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不演戏可干什么呢?她在深达十几米的地下挖了六年防空洞…… 当然，若从1957年算起，她承受的折磨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是挖这六年防空洞的时节，我看她也还是安心和愉快的，没有感觉太大的痛苦。每天晚上回家，高高兴兴地提着买回来的蔬菜，进厨房做晚饭；因为这比前几年关在单位里不准回家，和后来自己可以回家了，而丈夫又一连几年不许回家、乃至生了重病进医院动手术也不许通知家里相比又强多了。 凤霞写的文章将收聚成册，并将出版回忆录了，这在我们家里说来可不是一桩小事。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三年以前，时间是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做《过年》。文末有一段《编者附记》，说： 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在这以后的第五天，即6月19日，凤霞写的第二篇文章《姑妈》仍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可能那时编辑准备发表的还不仅这两篇……但是谁都记得，这时开始了一个叫做“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到批判者，跟着就株连及于妻子。情况迅速恶化，凤霞的写作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便被扼杀了。 凤霞从来不让她的手闲着，也表现在她的“写作”上；文章不写了，丈夫去了极北的边荒。这时尊敬的前辈老舍先生对她十分关心地嘱咐着：“你给祖光多写点信，写信也是练习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祖光看了高兴……”因此，我在北大荒的三年，收到过妻子无数的来信，有时会一天收到好几封信。但是这所有的家信，在后来的又一场十年灾难当中，全部被抄个净光了。 凤霞不怕劳动，劳动从来就是她的本色，她也从来没有被劳动压倒过。既然不准演戏，甚至不许写信；毋宁说，劳动能使自己得到寄托，得到愉快。但是，更大的不幸袭来，一次新的迫害使她病倒，竟致连劳动而不可得了。 但是在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凤霞病在左肢，左手左脚举动不便，可是右半侧还依然是健康的。头脑十分清楚，口齿也照旧那么伶俐；所以她还能说，还能唱，用这个来教学生。
还有一部分时间用于针灸和按摩医生的治疗以及散步，作为恢复肢体的活动锻炼。此外，她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然而还有更多的时间怎样安排呢?我对凤霞说：“写文章吧。像你当年学文化交作业那样，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吧。” 凤霞听了我的话，提笔就写，写得这么多，这么快，她的思路就像一股从山顶倒泻下来的湍急的清泉，不停地流啊流……写得最多的一天我约略计算了一下字数，约一万字左右。我从事写作超过了四十年，也从来没有一天写过这么多!
我的家庭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2)
凤霞的文化其实不到中学程度。加上她粗心，不细致，识字也不多；因此每篇文章当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出来的十分潦草的只有我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的，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以及用画来代替的字……但是可贵的是她的深挚朴实的感情，对我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和她独具风格的语言，这都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她的写作范围极其广泛。写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学艺和卖艺生涯、演戏经验，她的同台演戏的伙伴，一些渺小的小人物和当代的著名艺人，贪婪的戏园老板、财主、恶霸；写旧社会，也写新社会；写地狱的黑暗，写友谊、良心和反抗；有血和泪，也有衷心的欢笑……但是由于她写的都只限于她个人的经历，每一篇文章都是她个人的亲身感受。所以也可以说，她的写作范围又是极其狭窄的。 值得感谢的是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及《海洋文艺》从两年以前便开始连续发表凤霞的文章。那时候虽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是还不能设想我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凤霞的文章是先给香港读者留下印象然后再引起国内杂志和报纸的注意的。
近一年来，凤霞的文章在我们自己的报纸杂志上也不断地发表了，这对凤霞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我说来，读了凤霞的大量文章之后才使我知道她的五十年生活经历是这样曲折、这样复杂、这样丰富多彩、这样充满了酸甜苦辣。1978年末，我写了一个话剧本《闯江湖》，就全是采用凤霞提供的素材。使我和许多看过这个剧本的朋友们都感觉到，把旧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评剧艺人的血泪史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 香港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