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 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州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以书画为生。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 吴瀛、周琴绮夫妇 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
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相当秘书长，后参与创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宫周刊》主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做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
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他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 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陈毅元帅请去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
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
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他的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1946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 写这篇文章，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 1937年我初入世途，任职于当时的国立戏剧学校。因抗日战争起，迁校于长沙，父亲从武昌寄了一份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料，并写信给我，希望我用这个题材写一个话剧剧本。我以初生之犊的勇气，按照父亲的嘱咐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个多幕剧《凤凰城》，并从此开始了以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现在以这篇短文为父亲的遗作注解，也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 1981年11月北京
1982年5月14日晚，我应邀去前门外广和剧场看一场来自东北本溪市京剧团的演出，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后台工作人员在场边低声唤我到后台去接电话。 电话里听见儿子欢欢的声音，说：“婆婆去世了。” 我感觉一阵晕眩，伤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历经灾难，苦恼远远多于欢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是最为幸福的日子里，从50年代“反右派运动”之后三年，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担的苦难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而究其灾难的根源，却完全是由于她的儿子——我。照老的说法，真正是“不孝儿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姚，嫁到吴家，改名琴绮，生于1894年，即清光绪甲午二十年，今年应是九十六岁了，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胡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来过北京我家小住，那时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为什么是好印象呢?因为听娘说过，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娘的脚却没有缠成祖母那样的“三寸金莲”，而是接近于现代女孩的天足模样。原因是大人给她缠足时，稍一用力她就大声哭叫，而外祖父立即进行干预，才落得现在接近大脚的形状。娘是外公的第四个“最小偏怜”
的女儿，于是得到比三个姐姐更多的怜爱。因此我也喜欢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虽然只有很短时期的相处。 1962 年吴祖光与母亲周琴绮摄于北京马家庙家中 父亲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亲行三是当中的一个。三兄弟出自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都是诗书的行家，尤其父亲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因此交游十分广阔。他从二十几岁便来到北京扎根立业，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书画古玩店的老人们至今还有人记得吴三爷是频频光顾的客户。由于父亲的交游，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在家里食饮亦是常事，因此母亲便常常要亲自去指挥厨师置办膳食。而我家还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长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则总是由母亲亲自下厨置办，从不假手于厨师的。 母亲的更重的负担是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她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生过十五个子女，七个男孩、八个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长起来的七个女儿、四个儿子则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经七十六岁，最大的男孩则是我，今年七十三岁了。 这样一个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亲上有婆母，中有交游广阔的丈夫，下有众多子女，可以想见她的负担会有多么繁重。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日常的佣工除门房、厨师和服杂役的女佣、祖母和母亲各从南方带来一名丫环之外，经常还有两个到三个奶妈。因为婴儿不断出生，而母亲却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事实上她即使能够喂奶也不可能喂这么多的儿女的。 娘给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对所有受雇佣工的友善关系。终其一生，任何人也没有看见过娘对她的佣人有过哪怕是丝毫的疾言厉色。她忙了一天下来，常常和奶妈、佣妇们坐在一起闲谈，是她很大的乐趣。我们家的两个来自南方的丫环都是在二十岁左右，由娘为她俩选定对象，像嫁女儿一样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长一些的小珠嫁到南方，后来断了联系；年轻些的小玉嫁给在北海公园船坞的职工小陈，几十年来和我家像亲戚一般来往。两个女孩结婚离开我家时都哭得泪人儿一样不愿离去。对这么多的子女，娘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更多的亲戚朋友了。我们家的亲朋也很多，父母亲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们；这些女孩子有时在家里怄了气，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三嫂”诉说委屈，娘就常常留她们住几天，消了气再回家。这个“三嫂子”是个最可亲近的人，在亲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在孙辈里最喜欢我，每天下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课；此外还教我读唐诗，并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在北京，本来是规定由三家轮流奉养，但是却和伯母与婶母都难以长期相处，都是接去不多时就又回到我家，最后终于长期在我家住下来终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外滩租下一栋楼房，把父母亲和众弟妹连同祖母一起从南京接来住在一起的。 近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频，百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从祖母、母亲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她们讲述当年所谓“长毛造反”的悲惨景象；而我们亲历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在这之前，由于父亲作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而经受了后来轰动全国的“故宫盗宝冤案”，由于仗义帮助朋友而受到株连，最后带领全家老小离开北京出走南方。我至今记得母亲在举家迁徙，默默地收检大量行李家什的辛劳。父亲是一个出手十分阔绰，不会算计的文物收藏家，终年累月除去办公时间，经常去琉璃厂收买字画古董，为此长年负债，每年“三节”
时候——即春节、端阳、中秋——债主盈门讨账，最多的是古玩商人，也包括粮店、裁缝，乃至书商、饭庄……经常在门房里坐满了要债的，弄得全家气氛紧张。这就联系到我前面所说，母亲从无疾言厉色，但有时痛苦得泪流满面，就是对父亲的大手大脚，漫无节制地收买那些字画文物的时候也是如此。父亲我行我素，是决不听母亲的劝告的，但因此却连粮店都欠了债，母亲苦口婆心也不见效，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学期开始，我们兄弟姐妹连学费都交不上，父亲只好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信都是由大姐吴珊交去的，大姐觉得太丢脸，只是对娘诉苦，噘着嘴。娘也只落得叹气，流眼泪，没有别的办法。 一到搬家，和后来的抗战时期的向西南大后方逃难，这些文物字画就成了更大更沉重的负担。照父亲的主意，什么都可以不带，也不能不带这些东西，尤其是几件所谓“镇库之宝”的字画更是紧紧抱在手里的，看来比孩子还重要。那时候，母亲是多么沉着、多么稳重!反而是一句怨言也没有。紧紧地保护着这些东西和她所有的孩子们——这一切都是她的宝贝。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四川，到重庆，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老人和孩子都健在，古玩文物保住了最名贵的。只有祖母，最后是由于年老而过世了。 1949年结束了全国内战，也结束了百年来祖国大地一片呻吟、血肉模糊的离乱生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满目祥和景象。我也怀着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辞去香港电影编导的职务，应召回到离别十三年的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新兴电影文化事业的怀抱，从事“前人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并且在1951年和新凤霞结婚。1954年用我从香港带来的一点钱和少量借款，买了位居北京东城最繁华地带的有十八间房屋和满院花木的一所四合院。买屋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把年迈的父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做两老的终养之所，那时父亲已因高血压中风而卧床两年了。 把父母接来首都北京的头一件事便是劝说父亲把数十年长途颠沛幸得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捐献给国家。因为这几十年全家大小竭尽心力才得保全的这批文物终于安全抵达从此获得平安、不会再生变乱的人民首都；可以说由于全家的努力，它们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
几十年来父亲辛辛苦苦，不惜负债累累、竭尽心力收买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爱好和珍惜。我没有想到，我想父亲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会是传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我的建议一经提出，父亲立即点头同意，那时父亲说话已不方便，吐字十分吃力，但是头脑仍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只能斜倚在病榻上，但仍是热烈地欢迎了我邀来鉴定并欣赏这批文物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父亲的老朋友郑振铎先生和唐兰教授。两位文物鉴定的权威人士十分兴奋地看完之后同时提出这一批贵重的文物如何计价的问题。我说这是无偿的捐献，不需要任何报偿，这是父亲和我早已决定了的。在过后两天由故宫博物院派人来将全部捐献件清点登记取走，出具收据共计二百四十一件，时间是1955年10月26日。 三十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列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的文物收藏家、爱国人士、外国友好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的情况，并发表了重要捐献者三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头一个名字吴景洲便是我的父亲。文中指出：这些人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
回想起当年捐赠结束之后，全家都有卸下重担的轻松之感。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是娘，她在这转徙流离的十余年万里征途中打包装卸、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已经无从计数……而这一回她说：“这才是真正解放了。” 50年代是中国四亿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无限希望的年代。从百年的积弱转为强大，从举国大乱转为大治，展望前途一片光明。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幸福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比兴奋，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把父亲、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同时亦来迎接这样甜蜜温暖的新生活的。但是绝对不能预料的是这个新兴的国家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好像无法容忍，属于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的批判，“胡风事件”的批判……还只是针对一些个人或少数人的批判，发展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扩大为针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了。当然，“批判”知识分子的也全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我是属于揪出来示众被批判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我竟成为全国戏剧界最为重点挨批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完全糊涂了，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是伟大的领袖发出庄严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提建议吗?再三指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但是在种种的“诚挚”而又“谦虚”的动员之下提意见的爱党爱国人士，转眼间被提出了一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紧接着便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成为一个运动，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 按理说，就我一家而言，“右派”的比例不算太大，我兄弟姐妹十一人，其中长姐远在建国之前便去了台湾，十人中除我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我的一个小七妹由于“反右”前在云南接待我的来访，从而传播过我的一些片言只语亦被株连划为“右派”。毕竟十人之中只占了二人。然而我是大哥呀!小弟弟小妹妹脱不了干系，其中一个被保送出国赴苏联留学的小弟竟被命令回国接受审查达数月之久，最后被清洗思想之后才得幸免。 但是最为悲惨的是我还株连了妻子。这个自幼从南方被卖到天津，在贫民窟长大，六岁学戏，十四岁成为主演，以其卓越的天赋，不数年征服了万千观众，名噪海内外的天才演员，在作为丈夫的我被打成“右派”
之后，居然有一位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长(刘芝明)召她去谈话，当面下令，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离婚，便可入党，否则要“承担后果”。 然而连我亦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生来胆小怕事，照她自己所说的“旧社会怕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