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3）

陈映真说，像这样把“台湾/台湾人”当做问题来讨论，其实在50年代就已发其端了，陈映真简要地描述和阐释那一段历史是： 五十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底亲美反共，才产生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这个“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纲领就是台湾/台湾人的问题。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必需要有一些理由，于是有人从国际法这个层面提出，也有人从民族的观点提出，更有的从台湾的历史来探讨，这些都是为了要取得台湾人为什么要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论证。可是，我们的理解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成彼此矛盾的两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而“台独”企图利用两大阵营之间的结构矛盾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从而为这个反共阵营服务。可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取代了“台独”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没有现实基础——因为台湾内部矛盾，根本上是社会矛盾，而不是什么民族矛盾——因此，它就没有办法取得广泛的认同。 陈映真还分析说： 从另一角度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海外的台湾籍人士所积极进行的“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全面影响台湾当时的知识界。

我在绿岛时一直都有“台湾独立”运动的案件被侦破，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政治运动。然而，美丽岛事件以后就不同了。 这“不同”，陈映真指出，就是文学界的卷入。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提出了种种“台独”主张。对此，陈映真明确地表示，他持批判态度。陈映真说： 最近提出一种相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论，这个概念不同于日据时代那种相对于日本文学的台湾文学。他们提出台湾人的概念时，是针对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这个理论是将国民党当局四十年来在台湾的支配看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所以认为台湾文学是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 这一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上，还发表了蔡源煌对他的访问记录稿《思想的贫困》。这是陈映真在1987年发表的一次重要的谈话，谈话中，关于新分离主义、“台独”势力，有这样一段： 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以来台湾在“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这非民族之风，大约有海内和海外的双重因素。

这因素，陈映真的分析是——从历史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陈仪的恶政下，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社会精英，遭到各种打击，而若干汉奸分子却享有了荣华。这忠奸的颠倒，打击了台湾抗日的民族主义。随后，1947年的“2.28”事件，又严重地打击了“祖国——中国”的情感。接下来，1950年冷战结构下的广泛政治肃清，再一次打击了台湾继“2.28”事件后掀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主义。从经济上看，1945年光复时，国民党政府全盘接收日本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公私巨大产业，并没有分发下来给台湾资产阶级私营。长期受日本侵略者压抑不得发展的台湾资产阶级失去了在光复后成为快速成长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机会，失望而致不满，这对台湾的民族和阶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沉重的打击。此外，陈映真还谈到，大陆“文革”中“四人帮”的问题，以及极“左”年代在政策上的一些弊端，使一些台湾人怕谈“统一”。 对此，陈映真则表示：“我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人民应该以鲜明的主体性推动各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主化”，共同努力，“使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陈映真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死不改悔的“统一派”。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学深思的青年知识分子理解这样一个并不深奥的想法。 面对种种攻击，陈映真还揭露说，“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遥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十八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痛绝。”回到近一年来对于陈映真的“思想、文学作品的攻击和批评多了起来”的话题，陈映真回答说： 我的不幸，是被看成某种“权威”。有些人绝对错误地高估了我的作用和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全面地大众消费社会化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绝对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我成了唐•吉诃德要奋力打击的破风车。 但是，除了在“统独问题”上的不同意无法调和之外，既然被误会成一种(可笑的)“权威”，这实难以理解。我欣赏和注意一切对我的批评，理由有二：(一)大凡世界之所谓“权威”，十之八九，莫不反动混蛋，他们敢于批评权威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太有必要。

只是如果批判的人在知性和思想上更强、更用功的话就好了。(二)虽然被误以为是权威，听一听批评，自私地说，闻者足戒嘛，对我是检了便宜，应该庆幸，应该谢谢，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