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5）

当然，彭瑞金抛出为“独立的台湾文学”的谬论，也是早就有人在那里叫嚷了。比如，那个参加了1987年美州夏令会的林衡哲，早在1985年10月的《台湾文艺》100期上，就发表《台湾文艺百期感言》一文宣称，20世纪30年代以后，“台湾作家业已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学传统”，“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而自成独立自主的文学传统。有一位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说：‘台湾虽然在政治上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我深深地同意他的看法。”1988年11月，《笠》诗刊搞了一个“论台湾新诗的独特性”的座谈会，赵天仪在发言中也说，“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平行共存的”，谁也不从属于谁，即使台湾文学曾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妨碍台湾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同一个座谈会上，白荻还从“独立国家”的立场说：“日、韩二国诗人都确认在语言文化的历史上受中国强力的影响，甚至承认了‘汉’文化的根和‘中国趣味’的传统，但都不承认是中国文化的支流”，因为，还有超越语言等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即“人的性格和想法、自然风土、生存环境的不同”，这些因素都使得台湾文学成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

1989年7月，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出版的陈芳明的论文集《鞭伤之岛》里，有一篇文章叫《迎接一个本土化运动》，也把明代郑成功政权、清朝政府一直到眼下的国民党政府等同于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强调台湾人民反抗这些外来的强权统治，从而论证台湾之独立。到1991年1月，《笠》诗社印出的《诗与台湾现实》集中，陈千武作的《序》——《我们被迫地反复思考》则说，从日据以后，台湾可以说一直独立于中国之外，直到戒严解除，“台湾人民才激发满心的牢骚，缤纷花开。主张台湾独立或独立台湾的声音也喊高了。”陈千武鼓吹的是：“其实，台湾早已独立在日本和中国统治之外，为什么不认为是独立国呢?不管它的名称是台湾或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事实。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的存在也是事实。”1992年9月，鼓瑞金自己在《文学台湾》4期上发表《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理想，已经先期于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或政治的独立建国达成。”彭瑞金还认为，台湾文学应该自我期许，去创作“国家文学位格”的文学。

这一段时间里，叶石涛在干什么呢?1992年9月和彭瑞金的《当前台湾文学的本土化与多元化》一起，在《文学台湾》4期上，叶石涛抛出了一篇《台湾文学本土化是必然途径》。1993年11月，他又在《台湾研究通讯》创刊号上抛出了《开拓多种风貌的台湾文学》一文。表面上看来，叶石涛在这两篇文章里不太主张让政治来干扰台湾文学的正常发展，他只注重于“本土化”的问题，甚至鼓吹“台湾文学的本土化应该是台湾统派和独派皆能肯定的道路”。然而，他还是顽固地把中国文化诬蔑为“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大汉文化’”、“外来强权文化”、“异质文化”，攻击二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威权统治的方式去压迫台湾人接受不同于台湾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叶石涛看到所谓“新生代”者陈芳明等人已经拉着彭瑞金等人赤膊上阵，以为韬晦时间就要过去，就要撕下假面了，充分亮相了。 应该说，即使怀有这样的心态，叶石涛也毕竟显得老道，在1985年的《没有土地•哪有文学》、1990年的《走向台湾文学》两本书之后，他还是先在《台湾文学的悲情》一书里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这本书是1990年1月由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这本书，基本上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另有少量的评论文字。书中，叶石涛在感慨他五十年投入台湾文学“得到的只是‘悲情’两字”的时候，特别花力气作了“皇民文学”的翻案文章，此外，就是试探性地鼓吹分离主义、鼓吹“台独”了。比如，他也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个‘移民社会’，是‘汉番杂居’的多种多语言的社会”，“台湾是台湾人的土地”，在“几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台湾文化”“铸造了自立而独特的文化价值系统”等等。 到1995年春，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的“台湾文学百问”专栏里一周一篇地发表随笔，叶石涛终于也赤膊上阵了。叶石涛认为，“台湾文学本土化的主张已获取大多数台湾人的认同，政治压力减轻”，他可以放肆地鼓吹政治“台独”和“文学台独”了。请看这时候的叶石涛的言论—— “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有日本国籍却不是大和民族，……‘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

《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9月2日。)。” “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附录③——台湾文学作品应该进入教科书里》。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219页。)。 “陈映真等新民族派作家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台湾为弱小新兴民族的国家。”(《台湾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论争(下)》。《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10月28日。) “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秀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八○年代的母语文学》。《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6年8月18日。

) “不论是战前或战后，不能以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来界定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或日本文学；这好比是以英文创作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文学不是英国文学的亚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也就是新加坡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12日。) “台湾文学现时仍用中国的白话文(华文)创作。然而随着台湾历史的改变，有一天，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一定会以各种族的母语为主才对，这取决于台湾人自主的确立与否。”(同①。) “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战前台湾新文学的自主意识》。《台湾新闻报•西子湾》，1995年8月5日。)。 “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这就是九○年代的现在，何以许多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在大学、研究所里设立台湾文学系的原由。台湾文学既是中华民国亦即台湾的文学，当然大学里的中文系应该是属于外国文学，享有日本文学系、美国文学系一样的地位才是。”(同①。) “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

纵令它曾经用日文或中文来创作，但语文只是表现工具，台湾文学的传统本质都未曾改变过。”(同①。) “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战前的新文学来自日本文学的刺激很大。……战后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八○年代以降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运动跟中国扯不上任何关系。……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