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节
虽然烤饼炉子一字排开，一炉同时可烤８张饼，可由于人多，还是要排队等一些时间。炉前大师傅们先把一团用牛奶、鸡蛋搅拌好的稀面糊倒在铁板上，摊成圆形，等当中起泡后翻一个身，两面金黄即大功告成，然后由一位老人在饼上浇上厚厚一层枫糖，再交代吃的方法。枫糖煎饼酥脆清香，枫糖的甜度比蜂蜜还高，吃起来别有风味。
《人民日报》 ( 2007-04-04 第16版 )
“东瀛”与“西天”（五洲茶亭）
历史上因为交通不便，中国人将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称为“东瀛”，将崇峦阻隔的西南印度等邻邦称为“西天”。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的徐福相传是到了“东瀛”，一去不返；而东晋法显、唐朝玄奘等大德高僧为取得“真经”，历经艰辛都游过“西天”。
地理的相隔，没有阻断中、日、印三国之间的“佛缘”。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曾是鉴真和尚为天皇和皇后受戒的地方，寺前有一条路，用三种颜色的石头铺就，分别代表着三国的佛教，也象征了东方佛教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的源与流。
发达的现代交通手段，早已打破了对近邻远邦不同程度的神秘感，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近代以降，强劲的“欧风美雨”，使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受到了无情的冲击。甚至曾经广为人知的“东瀛” 的厨川白村、“西天”的泰戈尔，也被抹上了西方文化的色彩。我们常常说到的近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的那些政治、科技术语，更不过是借用了其得西方风气之先的汉字的外壳。因为西方文化的参照，我们常常忽略了对这两个重要邻国固有隐性文化的发掘。
前不久，有机会在印度新德里逗留了两天，突然觉得眼中的这个国度与近年国内媒体热炒的“印度”大相径庭：即使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恬然酣睡的狗；即使最繁华的闹市，也会邂逅安详躺着的人。这不由让人一下子想起了苏东坡在《记游松风亭》中的名句：“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一位朋友告诉我，印度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文精神的国家，像神牛当道、童丐牵衣这类现象，合乎其爱护动物、同情弱者的人文精神，因此人们非但不以为怪，而且习以为常。在印度这个软件大国，最有影响力、最受尊重的并非是研究、开发软件，而是创造思想，一种思想一旦得到社会某些群体的认同，拥护，便有大量追随者。因此，至今仍有不少冥思者。这个连建高速公路都用头顶着运送材料的国家，的确是哲学与诗的国度，在看似无序的外表下，隐匿了一个民族对“形而上”永恒的追求。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拒绝说她美丽”！
与印度人“时间有的是”相反， 日本人总是那么行色匆匆；与印度人是处皆可安眠相反，日本人总是那么循规蹈矩。
10年前，一位日本朋友带我参观了东京都政府大楼，最后，他问我大楼的外观像什么？我脱口而出，像半导体线路板。这位朋友说，其实从飞机上鸟瞰，东京也像一块巨大的线路板。在日本，每个个体都仿佛是一个电子元件，而极度有序的日本社会，又何尝不像一块线路板？日本人正是在这种严密的有序中，对“形而下”的细节进行着无尽追求，对“细节”的追求有时固然可能造成“大节”上的一叶障目，但正是在这种追求下，他们创造了一个个驰名世界的商业品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古人重道，今人重器。究其实，“道”与“器”，只要对人类文明发展有贡献，并无轩轾、伯仲之分。我们身处“中”国，要认识、学习、借鉴“东”与“西”的东西实际上还很多。从人类共同发展、繁荣的角度看，阻碍文化交流的地理障碍与心理障碍，都是越少越好。
《人民日报》 ( 2007-04-04 第16版 )
不问用不用，只说知不知（人民论坛）
近日去看望９６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就这样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４０年，这期间通过许多人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科社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原来知识是分上游、下游的。上游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决规律层面的问题；下游是执行和操作的方法，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上游是科学，下游是技术；上游是学术、是思想，下游是方案、是行动。由于科学、学术的超前性，许多科学家、学者经常看不到自己学问的实用结果。但他们并不悲伤、并不计较，他们不管用与不用，而只管知与不知，只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梁启超说，做学问不为什么，就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虽说不问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知识对人类有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每一项新知识都对人类产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简直是惊天动地。伦琴、居里夫人、卢瑟夫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学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原子弹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罗文在４０年后让他破译了一部天书、补回了一段历史。
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包括对未知世界、对自然界、对星空、对生态的尊重。因为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而面对茫然的未知世界，那些勇敢拓荒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治学时不问有用无用，正是因为他们讲大用而不计小用，看将来而不计眼前，为人类之大公而不谋个人小利。这些以学问为乐趣，为人类不断扩充知识边界的人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而他们在探知过程中所表现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治学态度和做人准则，对后人来说比他们提供的知识还重要。
《人民日报》 ( 2007-04-04 第04版 )
百年村落的壮歌与沉思（新作鉴赏）
始于鲁迅先生的乡土小说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道主流，在不同社会背景与人文思潮中，它又显示出不同的质素。大体看来，２０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有三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其一是被启蒙的乡土，在这里，乡土往往是以被怜悯、被批判的形象出现，作家对之怀着深切的爱哀怒憎；其二是革命斗争的乡土，在这里，乡土本身的存在已不那么重要，更多地成了一种政治力量的角逐场；其三是桃花源式的乡土，在这里，乡土是一种诗意的乌托邦式理想国。２０世纪末本世纪初，又出现了在现代化背景下，抒写传统文化及其变革的乡土小说，乡土在这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家大多面临变革的巨浪，对其衰落和式微表现出无奈与隐忧。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对于代表着传统文化的处于变化的乡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的自信。最近看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就属于后者。它描述了一个村庄从无到有，从原始封闭到富足开放的历史，透过这历史，作者力图描绘近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变革史，并扩而大之，试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进行独特思考。
与许多描写历史的小说对时间的精确交代不同，《美丽的村庄》只是说了一个大概，且叙述之口吻很随意，宛如晚饭后大槐树下讲古经的老者，一派中国式的叙述方式。在大致的背景下，作者讲起了严家台子从无到有的历史。第一代居民龙龙和凤凤来自水上，他们的上一代人严老喊和殷周氏因生活所迫贩私盐而被追杀，他们侥幸躲过劫难，却无处可去。于是，两人从船上下来，在淮河边一处无人烟的砂礓岗地住了下来，在此开垦荒地，生儿育女。小说在叙述这段艰难的历史时采用想当年的语调，举重若轻。龙龙和凤凤已经构想出了一个美丽的村庄，“让四个儿子东西南北各居一方，一家与一家相隔二里路，再往后一辈一辈往下胤，逐渐形成自己的村庄”，事实的发展亦是如此，严家台子人，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出了一块块良田，“胤”出了这个美丽的村庄。它几乎是理想化的、完美的，以至百年后又一代人规划村庄未来时，发现“严家台子头一代老祖宗就把后来几百年的村庄大致规划好了”；而村民们看到专家博士们的设计图时，也根本就无法接受认可。
岁月流逝，严家台子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现代文明也在一点点进入，古老村庄开始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人向往外面的世界，朱文霞、严国勤、殷家传三人在上学时就偷偷爬上运煤的火车走出严家台子，但他们并未到达预想的目的地又回来了。他们发现可能一生都离不开这片土地，并第一次发现了土地的广阔和深邃。
《美丽的村庄》是一部村落史，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朱文霞，也不是龙龙和凤凤，而是严家台子这个村庄。不论这里的人事如何变迁，村庄都承受着一切，村庄不仅仅是指土地，还有美丽的淮河，在更深层意义上，村庄是水与土的结合。严家台子的人从水上来，在土地上扎根，死后灵魂又回归于水。无论如何，村庄是人唯一的栖息之地。
本书的作者还表现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花鼓灯的旋律反复出现，它是淮河岸边人“一代一代顺着血脉往下传”的民间艺术，它“生在淮河水中，长在两岸土里，活在村人心中”，它是淮河流域文化的一种重要表征。祖先们从花鼓灯里谛听到了生活中的一切：悲与喜、乐与愁、常与变。花鼓灯对严家台子的人来说，几乎是无师自通的，把他们的生活用歌吟唱出来、用扇子舞将出来。在严家台子村的所有人眼里，花鼓灯就是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它离“生活最近”。外出求学的殷凤舞把花鼓灯扇子舞带到了大学舞台上，征服了所有观众，也征服了唱通俗歌曲的博士向东平，他从此不愿再唱那些流行曲了。通俗歌曲和花鼓灯在向东平心中的暗暗较量，表面看是两种艺术形式的较量，事实上却牵扯到两种文化。通俗歌曲极大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花鼓灯却是属于淮河流域的本土文化，它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更是淮河流域人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