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展。只觉得在空旷的雪野上打太极，有说不尽的潇洒与惬意。
蓦然，耳边传来“吱吱”声，那声音有几分萧瑟与凄清，但在这样的天气，毕竟觉得新奇。我将目光移向声源处，呀，在树高处的枝杈上竟然栖落着一只小鸟，个儿娇小瘦弱，不住地瑟瑟缩缩颤抖，我很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有可能冻僵跌落下来哩。
然而，它没有。依然那样很精神很坚劲地抗击着风寒，吱吱地啼叫着。
我唏嘘，我惊讶，无声地伸脖延颈向它发问：这么冷的雪天，你怎么竟在这里受冻，是不是昨晚迷路找不到归巢了？少顷，太阳一出，会不会有亲人伙伴接你来呢？漫天皆白，万物尽遁，你且到哪里觅食去呢？
鸟儿不语。只是轻轻地瑟瑟地震颤着身体，伴以单纯而天真的鸣啭。
我仿佛受了它的感召。俨然成了老少年，冲着它蹦跳，呼喊。它被我惊扰得从这个树枝飞到那个树枝，复又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它的头向我震颤着，瑟缩着，吱吱地叫。
明晰而柔和的晨光中我天真地向它鼓掌，向它嬉笑，向它讲话：喂，小朋友，你冷么，饿么？
它依然震颤着，吱吱地叫，却没有再飞走。头依然向着我，好像在说“谢谢”又好像跟我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沟通：老爷子你冷么？
我似有所悟，似与这早醒的晨鸟灵犀相通，我们之间似乎产生了共鸣。我也是一只早醒的晨鸟哟，每天天不亮，就准时爬起来笔耕几近２０年矣。笔耕之后，总是兴冲冲走向旷野……这样想着便不再困惑与惆怅。
玫瑰般曙色中，我发现它的身体显示着矫健与气派，玲珑而靓丽。此时，我竟感觉它是挂在树枝上的一枚呼唤春天、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绿叶呢。
适者生存。不甘封闭于安适的巢穴，慷慨地走向外边清新而广袤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得的境界。挫折、坎坷、风雨、逆境是一种磨砺、锻炼的机遇。
不畏风雪严寒的晨鸟哟，你是我的知音，我的伙伴，我的晨星，我的楷模。
但愿明晨还能与你幸会。
《人民日报》 ( 2007-01-30 第16版 )
一路走神儿（路边拾翠）
前年冬季去深圳，采访一个叫“荷坳”的派出所，还没听讲该所的工作经验，先就被“荷坳”两个字点穴。一路不住问接待方，那地方有荷花么？有么？结果很无趣。没人回答我的提问，因为季节不对，不是开荷花的清秋；因为地点不对，这里是寸土寸金的深圳，有荷花也得给拔了，三通一平，种林林总总的房子，收尽可能多的票子。
果然，车窗外大片水泥森林，房子各异，亲密无隙，管理者管这些房子叫“出租屋”，这样的聚居群落叫“城中村”。无树无草，哪来荷花？记者想什么呢？走神儿？对，走神儿。
２００６年正月到上海，采访完南汇区公安局长，接待方一定要带我去看东海大桥。还没上桥，先被大桥起点的地名触动，“芦潮港”，多好听的地名，我问开车的派出所教导员，有大片芦苇么？开白花的那种？教导员说有，不多了。
后从资料上得知：解放前，渔民从密集的芦苇丛中走出一条四五米宽的路，向东南方出海。走的多了，加上潮水冲刷，那条路成了深漕。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当地渔民顺口叫它“路漕港”。解放后，此处修建水闸，也许当时芦苇还多，芦花还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宋先生借音题字“芦潮港”。无论怎样，为了这题字中难得的文化含量，我要谢谢宋先生。赚金赚银不知道，为了看到这名字时一小会儿走神儿，挺美好的走神儿。
“五一”过后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采访当地警方黄金周期间进沙漠救旅游者的事迹，我对蒙语的人名地名特别感兴趣。两进沙漠救人的警官叫额定格日力，他说翻成汉语的大意是“发光的宝贝”，女同胞也叫这个意思的名字是“额定格日勒”。闭上眼睛听吧，“鄂尔多斯”、“独贵塔拉”、“库布其”……一听就知道身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所有关于内蒙古草原、牧民生活的记忆都像羊群一样跟着“库布其”、“格日勒”、“独贵塔拉”等好听的发音聚拢来，活色生香。
６月，到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采访综合治理，这是一个体量很大如同三峡大坝的采访。主系统工作之余，我打听到坝址原称三斗坪，一种说法是当地有人以三斗米为资开店做生意，故名三斗坪。现在，全部发电机组运转起来，发出的电力创造的财富赶得上印钞机——主控机房的工程师对我说。三斗坪和印钞机，使我对发展变化有了切身体会。
之后又在北京采访“十大杰出民警”之一——北京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很硬朗的事迹很硬朗的人，采访地址却叫“半步桥”。让人联想早年间这里有水有桥，桥名半步。是出门走半步有桥？还是桥仅半步长？要么半步宽？已无人能答。
以上是我一年多来一路走神的记忆，显然，很多记忆——荷坳、半步桥——已无法从蔓儿上扯出果实，扯不出红薯、洋芋，甚至连小小的花生也扯不出来。唯一希望的，是能较长时间保留这些勾连传统、民间的蔓儿，别让它们再枯萎。
千万千万别改名叫什么王朝家私、欧陆经典、罗马花园……不知哪阵风刮来的名字，塞满生硬的豪华、粗糙的夸饰、暴发户的臭显摆，就是没有能让人走神儿的文化。
《人民日报》 ( 2007-01-30 第16版 )
苏东坡的人情味（走向和谐）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曾审过一个案子。被审人名叫吴味道，是福建南剑州人，被查出私售棉纱、犯偷税罪。
吴味道被押上堂，苏轼见他身背一个大包袱，贴有封纸，上书：“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宅”。苏侍郎即苏轼在京城官居侍郎的弟弟苏辙，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苏轼时任杭州知州，通判是他１０多年前在杭州的任职，且苏轼从未托人带物给他弟弟。很明显，吴味道是在假冒。吴味道听说堂上坐的便是苏轼，惶惶招供：自己是个穷书生，虽苦读诗书，但屡考不中。好不容易今年州试中榜，有了进京赴考的机会，却没有路费。乡人怜之，为自己捐了一些银两和棉纱，他一并带上，打算将棉纱带到京城换成银两用。但贩运棉纱是要纳税的，若路上所经地方一一纳税，到京城就不到一半了。于是，惜财之穷书生，想出了受苏轼之托往京师之弟寄物的名义。心想苏氏兄弟名声大，容易蒙混过关。不想一到杭州便被查出，真是罪责难逃，甘愿受罚。
苏轼也是读书人出身，面对这位苦读诗书而冒名省财赴考的穷书生，他没有责罚，而是将棉纱依价折合成银两付给吴味道，还亲笔题写自己的姓名官衔和弟弟苏辙在京师的详细地址，换下包袱上的旧封，以示托送。嘱吴味道抓紧上路赴京赶考，并祝高中。后来，吴味道果然高中，特致信感念苏轼的宽容之恩。
在这个案例中，苏轼未治穷秀才之罪，其功效不亚于“起死回生”。试想，苏轼不用说责罚吴味道，只要是因此耽搁一些时日，误了考期，这吴味道可能就永远没有了“高中”的味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苏轼的为官之道是充满了人情味的。这不仅是体现在吴味道的故事中，更多的是体现在苏轼一生的累累政绩中，吴味道的故事只是其中小小一例。单说在杭州任上，他全面治理西湖、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减轻农民劳苦，组织防涝抗旱、大力赈灾济民，积极创办官医、真心服务民众等等，处处都体现出他为官之道的人情味。
说到为官之道的人情味，使人想起去年夏天发生在合肥的“西瓜销售点风波”。去年４月，安徽合肥市提出了建设“无摊城市”的目标，以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平，立意是不错的。合肥有关管理部门便按照“无摊城市”的要求，早早进行了“西瓜销售点”的规划。可偌大一个合肥市，４４５万人口，仅确定了７８个售瓜点，平均８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销售点。郊区农民西瓜大丰收，进城卖瓜的瓜车被限制进城，进了城也难找到销售点，西瓜卖不出去；市民呢，顶着炎炎夏日，想买个西瓜消暑都成了难事。表面上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买瓜难、卖瓜也难”的尴尬，引得农民骂、市民怨，矛盾频频发生。《人民日报》进行披露，引起了合肥市高度重视。有关管理部门很快采取措施整改，因地制宜增设售瓜点，采取相对灵活的方法进行管理，并改善了服务态度，很快赢得了群众的欢迎。
流动摊点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但多一些民本思想，少一些“理想化”的呆板概念，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就会转化为融洽和谐的整体。那种管理者驾车急驰而来、流动商贩如鼠避猫般四散的伤心场面定会杜绝。湖北省荆门城市监察支队对流动擦鞋小贩的管理经验曾在全省推广。城市监察支队的管理人员对擦鞋小贩实行统一登记，并无偿为他们统一配备服装和擦鞋用的小座椅，不收他们的任何管理费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统一划片、定点经营。那些从事擦皮鞋经营的基本都属于困难人群，经营所得也极其微薄，不收其税和管理费自在情理之中。但统一配备了服装和工具，适当收点费应该是可以的。荆门城监支队将这些费用全免，只服务不收费，其体恤民情之心明镜可鉴，而那些艰难谋生的擦鞋者，其内心必然也会漾起吴味道之“味”。
苏东坡的人情味，是一种甜甜的和谐之美。这种美，古代能体现，现代应该更能体现；不仅应该在城市管理方面体现，而且应该在一切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