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如此这般秀下去，值得警觉。

《红楼梦》作为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学名著，对它的重拍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且颇具风险的举动。借助于商业化炒作未拍先火，固然可以吸引眼球、赚足人气，但吊足的胃口和预设的期待绝不可能用预支的“轰动”来满足。尽管众多帅哥靓妹如痴如狂，粉墨登场，渴望一“秀”成名的捷径。然而，仅凭几分青春姿容和临阵磨枪的功夫，没有长期的文化积累和严格的舞台磨砺，靠着做几个造型，说几句不伦不类的古装加现代的即兴台词，即使通过海选侥幸过关，他们真能参透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生三昧吗？能演绎出“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婉约情致吗？能体味出“三春去后诸芳尽”，“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世态炎凉和“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悲凉情感吗？

当年，为拍好红楼梦，导演王扶林前后用了６年工夫，把精心挑选的青年演员放在颐和园里集训，从读书、授课到切身体验大观园的生活情境，才塑造出一批形象和气质接近原著的人物，历尽艰辛始拍成被观众基本认可的红楼梦。但在红学专家眼里，仍感觉与原著所营造的意境差之甚远。现如今，不做扎实深入的文化积累和基本功训练，靠着花拳绣腿的商业炒作制造轰动效应，岂不知，作秀只能秀出热闹和泡沫，但秀不出深沉的人生思考，更秀不出有深刻的艺术韵致的精品力作。

惟愿制作方，在尝够选秀甜头的同时，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承受事与愿违的苦果。

《人民日报》 ( 2007-01-17 第05版 )

让民族医药下山进城（人民论坛）

最近，湖北恩施咸丰县失传７０余年的土家族民间名医遗著《玲珑医鉴》失而复得，校勘出版问世。

虽然这样一则消息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它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该书连同已出版的《土家族医药学概论》等医著，结束了鄂西土家族医药学千百年来口手相授的历史，为土家族医学“下山进城”、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这不禁让人想起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

民族医药特指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１亿多，民族医药多发源于高原、山区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其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不拘一格。“遍地无闲草”的天然药物资源丰富，具有疗效确切、功能独到、药源广阔、就医方便、费用低廉等优点。像藏医药治疗高原疾病，维吾尔医药治疗白癜风，蒙医药治疗骨伤病，瑶医药治疗红斑狼疮，苗医治疗妇儿科疾病等，至今有着西医和中医不可比拟的优势。人人皆知的云南白药，就属彝药。

长期以来民族医药主要在当地使用。让人忧虑的是，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如不及时继承发掘，则随时会有“失传”甚至“消亡”的危险。比如，《玲珑医鉴》是清末土家族名医秦子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５０余年临床经验和理论总结，历经１０余年心血而成。如果不加抢救，民族医药将少了一枝奇葩，国家少了一块重要的卫生资源。

除了继承，还有发展问题。在目前的环境下，民族医药的发展空间在萎缩。一批批承前启后的民族医和宝贵的民族药，在一元化的“考试”和“规范”中，被“淘汰”出局，“老草医死了，小草医走了，山里的草黄了，群众的心凉了”。

比如，医生行医须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然而，民族医只包括蒙医、藏医、维吾尔医和傣医４类。而且，任何类别都要考西医知识。这对于诸多土生土长、虽有临床经验却从无系统学习的民族医来说，成为很难跨越的“门槛”。

民族医药，是中华医学文化的奇葩。想象一下：倘若民族医药能很好地存活并发展，我们就不仅有中医、西医，还有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苗医、壮医、彝药等，再加上针灸、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药浴等非药物疗法和外治疗法，医疗保健手段丰富多彩，此药不灵，彼药投之；一法不应，十法选之，这将为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水平提供若干可能，这对国人的卫生保健将是何等幸事。

《人民论坛》、《人民时评》２００６卷已出版。两册共６０元。欲购者可汇款至人民日报评论部。邮编：１００７３３，邮资免付。

《人民日报》 ( 2007-01-18 第04版 )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文艺点评）

新世纪开始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比较沉寂的。然而，“恶搞梨化体”、“裸体诗朗诵”等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诗歌界持续已久的沉寂状态，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汉诗命运的又一次思考：诗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现代汉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古人云：“诗言志”。也就是说，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时对古典诗歌进行了大力否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那些可以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观念。即使在现代诗歌受到人们广泛质疑的今天，“诗歌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的看法恐怕还是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诗歌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艾青说：“生活是艺术所以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情感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只要翻开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人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诗歌中蕴涵的内心情感绝不是诗人的任意发挥，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尽管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对诗歌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他就无法拒绝现实生活在诗歌情绪生成中的决定意义。

虽然现实生活是诗歌情绪产生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发生。诗人不但要生活着，而且要生活得更具广度，更有深度。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胡风说：“诗歌是发自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但不幸的是，对于许多诗人，这还是一个常常被颠倒了的致命的问题，他们常常忘记了丢掉了人生就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其实，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询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会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通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读郭沫若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渴望民族新生的期盼；读艾青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面对民族抗争的悲壮；读穆旦的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在艰难境遇中的痛苦。所以孙犁说：“在创作中，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越多，收回来的就越大。”因为没有丰富的情感就不会产生优美的诗篇。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诗人要在真善美的表达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像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个人的生存感受就没有价值。相反，那些在与普通大众相互交融的生活中产生的情绪体验往往是最接近真善美的，是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精神深度的。

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不但是一个情感的把握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古人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说的就是诗歌创作中语言运用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现代汉诗的口语化并不是意味着语言的粗俗化。日常口语可以成为诗歌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也就是说，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也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卞之琳的《断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是诗人却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高明的作家“并不在于知道他用什么语言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需要用什么语言写什么。”当我们的诗人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候，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广受人们争议的问题了。

《人民日报》 ( 2007-01-18 第09版 )

不挤不堵是城市之福（环境漫笔）

新年新气象。元旦一过，如果你坐上某路空调公交车，刷卡只花了４毛钱，千万别以为是占了便宜，因为坐这趟车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待遇，这只是首都新一轮公交改革带来的变化之一。

取消公交月票、统一调低票价、规划公交专用道、建设公交枢纽等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实施，是对公交优先的城市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也彰显了北京市要搞好城市人居环境尤其是交通环境的决心。在北京市宜居排名连年下滑的背景下，公交改革能否有效改善北京人居环境备受关注。

有很多人埋怨在北京住着越来越不舒服，交通拥堵无疑是一个主要理由。车越来越多，就得修路；路越修越复杂，可路上还堵车。出行办事效率低下，心情也不好，出门就找气生，当然不适宜居住，城市交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车多了，路宽了，倒是壮观；可车尾气多了，路宽而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真正让居民从城市发展中受益，就要让他们每天高高兴兴上路，顺顺利利到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有再多的车也换不来幸福的生活。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正是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来打造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就拿月票有效公交车次常常人满为患来说，高峰时段车内水泄不通，坐公车有如一场争夺席位的大战，而所谓“席位”，或许只是一立锥之地，身体和心理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然而就在同一路段时段，一些月票无效车次却乘者寥寥。这种现象在月票取消之后相信会有较大改观，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花更少的钱，坐更舒服的车了。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有利于形成公私既分明又协调的交通格局。众所周知，私家车数量的膨胀是导致道路堵塞和空气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协调公共交通与私家车的健康发展是改革的着力点，这就需要明确对待公共交通与私家车的政策差别，该鼓励的鼓励，该限制的限制，该分道就分道。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又不侵害私人的正常利益。

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的好坏，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满足人的需要和减少对人的损害。城市居民当然希望出门不堵车，想去哪能尽快到达，而决不希望又挤又堵，还要挨着尾气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改革，可以说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因此有利于建设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而作为城市居民，每一个人也应当全力配合，乐观其成。

一句话，城市交通的建设，不挤不堵不仅是百姓之福，更是宜居的重要方向。

《人民日报》 ( 2007-01-18 第16版 )

问目的 择手段（人民论坛）

季羡林先生的《病榻杂记》中有这么一段：“一般人的印象是，我比较淡泊名利。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我在４０多岁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追求的最高荣誉，我已经全部拿到手。我难道还想登天做神仙吗？假如我当时是一个二级教授——在大学中这已经不低了——我一定会渴望再爬上一级的。不过，我在这里补充几句。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决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关目的，不择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这其中的“问目的、择手段”，发人深思。

问目的、择手段是人的特征表现。毕竟人会思维、有理智，有羞恶之心、廉耻之情的做起事情来，不会如一般动物那样，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随意为之。

共产党人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光明磊落。做事情不仅有旗帜、问目的，而且讲方法、择手段，不仅目的辉煌，而且手段灿烂，以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诸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的梨子”、“宁睡大街上，不进群众家”等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格言、事例。到如今，更是把通过“公开”手段，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坚决反对和摒弃一切“暗箱操作”之类的手法。因而，问目的、择手段可以说既是人类文明的表现，更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传统作风。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在有的人眼中，好像问目的、择手段显得“过时”了、“迂腐”了。在他们看来，“目的”是第一位的，至于“手段”是否高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信奉的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而王，又是可以独霸天下的。于是，为了一己的私欲、私利、私名，就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造假数字、假政绩、假成果、假论文；就千方百计抬高自己、压制别人，甚至造谣诋毁、雇凶伤人；就垒起小圈子，依靠“圈中人”，四处活动，八方钻营。这种丑恶现象，与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格格不入的。

问目的、择手段体现的是德与行的一致性。人往高处走的想法，无可厚非。问题是，人应该如何往高处走。这就有一个路径选择问题。这个路径，即手段，也就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这种方法和措施，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领与能耐，而且可以透视出一个人的品质与情操。择手段，本质上是择品质、现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