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岁说硬就硬了，被迫不停地手淫……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也没人同情!可见监狱里也有正义感。

这天有个戴脚镣子进来的，大家谁都没有动他，这是全国监狱里不成文的规矩，因为他不是犯了死罪就是案情重大。“铺头”给他点了一支烟，问他犯的是什么事，那人说是因为帮人打架把人打死了。他在外面逃了三年今天被抓着了……他和我们谈了许多似乎很荒谬但又有些道理的人生哲理，他认为在这个世界关键时刻谁都不能相信，只能相信自己……

我进来的第四天，范永刚、孙楠和呼义成来看我了。他们给我买了许多东西，告诉我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吕平帮了我很大的忙。他们以为我在里面受不了，见了他们会痛哭流涕，见我神态自若老范惊叹不已!因为再有三天就过年了，谁能不着急!本来年三十就可以放我了，可是没有找到公安局长签字，我在监狱里过了一个年。由于有人关照，三十晚上监狱里一个外号叫“驸马”的警察把我叫出去，他给了我一瓶啤酒和半个烧鸡。我回到牢房的时候，外面的鞭炮骤然响起，所有的犯人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有的人想哭还不敢哭，这时候“铺头”也变得烦躁起来，他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突然，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哭吧，哭吧，都哭吧!”

顿时牢房里哭声一片……大约有半分钟他喊道：“停。”

我观察到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没有哭，其中有那个老头。晚上12点犯人们吃上了饺子。这是警察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们包的，和平时不同的是饺子是用四个大盆端上来的，不限量管够，“铺头”也不盘剥，听说这是这里一年中唯一不限量的一顿饭，犯人为了这顿饺子晚饭几乎就没有吃，只把菜汤喝了。

望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这些平时脸上毫无生气的犯人，表情出现了和平时强烈的反差。他们的眼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从这光芒里我看到了贪婪、期盼、满足和急不可待。当他们抓起饺子的时候，脸涨得红红的，有的人手微微颤抖着把饺子塞进口中，还有个人过于激动把饺子掉在了地上，他想都没想，一把抓起来塞进了口中。

没有进来过的人绝对不会理解，别说掉在地上，如果在平时就是掉在了粪桶里他也会捞出来吃了。此时的牢房里安静极了!有的只是嚼东西的声音。这种声音持续了大约有五分钟渐渐小了下来，有人伸了伸腰，有人叹息，有人咳嗽，有人赞美饺子的味道……谁也咽不下去了。“铺头”就让人把剩下的饺子收起来了。我吃了十几个饺子，这饺子很大，全是白菜几乎没有肉，油也很少。我想如果肉和油放多了，犯人们肯定会拉肚子，在他们的感染下我感觉很香。

第二天早晨，饭又成了窝头和白菜汤，我有幸能在“前槽”和他们在一起吃昨天剩下的饺子。上午九点多我被放了出去，走出监狱的大门，只觉得阳光明媚耀眼，我微微地眯上眼睛有些不习惯，望着蔚蓝的天空，想起了我对芳燕儿说的话“千万别回头看”，我和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老范他们上了车，向沈阳驶去。1989年的大年初一，在两个地方总共关了十个白天九个晚上的我——自由了。我从来没有为这段历史感到耻辱，相反我却有几分自豪……

正文 十一、钱让我变成了激情燃烧的流氓

十一、钱让我变成了激情燃烧的流氓

时局不顺走麦城

大年初五我去了石家庄，住进了国际大厦。这是石家庄当时最好的宾馆，这里聚集的书商有北京的大宝、长沙的陈克成、郑州的董培德、济南的陈大东等人。石家庄本土的书商有张文湛、严少卿、吕长清、刘西林、赵世永等。当时陈大东所发的《青楼恨》，严少清所发的《中越战争密闻》，张文湛所发的《点评金瓶梅》都叨了大菜。我从里边出来以后就长了一身疥疮，这是监狱里非常常见的一种皮肤病。监狱里有一套嗑来形容疥疮说：

“疥是一条龙，

先从手上行，

腰上绕三圈，

最后爬上鸡巴尖。”

疥疮奇痒难忍，皮肤经常被我挠破流黄水。医生治疗疥疮的方法就是涂硫磺软膏，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号称石家庄的黑老大大黑，给我用土办法治疗了一下，他找来了一个汽油桶，把桶的底部钻了几个小窟窿。然后把桶放在用几块砖架起来的火上，在火里不断扔硫磺块。汽油桶里有了烟以后，让我脱光了，衣服跳到桶里，我站在桶底下事先放好的木头方子上。

这时候大黑把一个像古代枷锁一样的，刚好能漏出我头的纸板子固定好，我嘴里叼着一个很长的胶皮管子用来呼吸。他就在下面猛烧火，在我熏了十来分钟快熬不住的时候，他开始往有硫磺的火上一点点地浇水。我就像蒸桑拿一样的出了一身大汗，然后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这个办法真管用，我蒸了一次就好了。

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在这一年谁也没有叨着“大菜”，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这段时间运气不佳赔了十多万，这都是因为我上窜下跳所遭的报应……

在这年的冬天，我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准备到呼和浩特出书去，我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了，好在哈尔滨的书商张永生给了我两万块钱的旅游支票。我和他们在北京东方饭店喝完酒，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的我还装B，争着买单，结完账我只剩八块钱了，我这才想起银行早就下班了。我还没有住下，要脸的我还不好意思和人家蹭房，硬说我住在前门饭店。离开他们我决定去前门的战友黑子家凑合一晚上。黑子复员以后当了交警，我们处的非常好。当我走到他家的时候，他们的院子已经关了大门。我不好意思敲，想了一下，见有一个蹬三轮的过来，就让他把我拉到了北京站，我给了他三块钱。

火车站的凳子上坐满了人，我买了张报纸躺在了地上。我头枕着密码箱，手指头上还套了一个一两多重的大戒指。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被冻醒了好几次。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装B犯，迟早要完蛋”。早晨五点多我又冻醒了，我知道地铁已经开始营运了，那里暖和我就上了地铁。开始的时候车上没几个人，我躺在凳子上很快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我坐了多少圈，后来感觉人越来越多。我是怎么让人拉着坐起来的也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了，我在阜成门下了车把钱取了出来。

晚上我坐飞机来到了呼和浩特。那时候北京到这里的机票才45块钱，我住进了呼和浩特市当时唯一的一家三星级宾馆昭君大酒店。前台接待我的小姐叫冯勇，我住进了818房间，在这个给我带来好运气的房间，我断断续续地住了一年多翻了身。吃完夜宵冲完凉，我来了电!完全忘记了我昨天晚上走“麦城”的事了。我操起电话拨通了总机，总机小姐问我：

“请问先生有什么事情？”

我温柔地答道：

“小姐，我是今天刚刚入住的，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记工，为了加深蒙汉民族之间的无产阶级感情，特意从北京赶过来向草原人民学习的。”

在我讲话时候我就听电话里面传出来，一个小姐对另一个小姐说：

“你快听听，这人有病呐。”

对她们的这种反映我早已是司空见惯，根本不在乎。只听小姐咳嗽了一声，一本正经地问我：

“请问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我急忙说：“有。”

小姐温柔地说：“先生请讲。”

我说：“我想和你谈谈。”

小姐有点不耐烦地问：“谈什么呀?”

我说：“谈理想话未来，倾诉一下人生的苦衷。”

小姐这时候又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我们这是工作时间，没工夫和您闲聊，没事我把电话挂了。”

我急忙对她说：

“你千万别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挂了我投诉你。”

小姐在我的威胁下没好气地讲：

“有什么话快说。”我又说：

“我一下飞机就爱上了你们这个城市，呼和浩特市就像镶嵌在草原的一颗璀璨明珠，你们酒店就是这颗明珠的闪光点，酒店之所以闪光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优秀的员工。虽然你们躲在暗处，却通过操纵永不消失的电波，用你们甜美的声音，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传递着款款深情，我通过你们的声音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酒店对我们的关怀。我满载着东北人民的深情和汉族兄弟的厚意，向你们战斗在平凡岗位上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道一声、辛苦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现在就想为你们俩献上洁白的哈达。”

小姐没听完这不伦不类的赞美就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她们笑着问我：

“先生，您是作家还是诗人呐。”

“请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后生，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我是记者。”她们又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们就这样没见面就熟悉了，她俩一个叫林培，一个叫李小慧。没用一个星期我就和酒店的上上下下混熟了，我的长处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我会很快结识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只要我在酒店里，我不在房间你打电话准能找到我。无论是谁值班，你只需对总机说接记工，如果我不在房间，小姐们就会接餐厅、酒吧、大厅等电话保证能把我找着。我在这里享受到了他们总经理张景泉的待遇。当书商们给我寄订单的时候，只须信封上写八个字内蒙、呼市、昭君、记工，我就能收到。在这里我赚了不少钱，又返回了北京。

沈醉告诉我杀人的感觉

我和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合作，包发了沈醉先生写的《战犯改造所见闻》。我翻看沈醉先生的历史照片，准备做封面。我选了一张沈醉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佩带青天白日勋章的照片。那时候的出版社还很保守，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封面多上几张照片，其中有我选的这张。但是，一定要把青天白日勋章裁下一大半才行，理由是国民党的勋章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按照协议沈醉的稿费由我来出，这天我给出版社交钱，出版社的编辑把我交来的一万两千元，分成两份一份五千一份七千，装在了两个信封里。编辑问我愿意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沈醉家送稿费去。我很想见见这个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就高兴地说愿意。这时编辑把装有七千元的信封交给了我，编辑告诉我沈醉来电话说，让他们把稿费分成两份。把五千的那份当着他老婆的面拿出来，七千的悄悄地给他。

沈醉家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里，房间很宽敞，家里的陈设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进去以后编辑向沈醉介绍说，我是新华书店的，沈醉热情地和我握手，他的手非常有力。他个子高高的非常硬朗，虽然坐过多年牢狱，可他依然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眉宇间透露着军人特有的英姿，他和蔼可亲非常随和。从画相上看你根本不能把他和刽子手联系在一起。

编辑掏出了那个装有五千块的信封，沈醉连看都没看就交给了他老婆。他老婆接过钱走出去给我们泡茶，她刚一出门，我就站了起来，我背对着沈醉掏出了那个七千块的信封，他迅速地接了过去。等我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已经没有了信封，后来编辑告诉我，他一接过来就飞快地装在裤子口袋里了。他看着我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他的眼神里闪烁着童贞。多可爱的老人那!看着他我想起了我姥爷。

后来，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说要请他吃饭。他问我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在电话里谈。我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非常敬仰他，想和他单独谈谈。老先生没有什么架子，晚上，我把他接到了民族饭店的餐厅。当时，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我问他喜不喜欢吃这个。他说还可以，我就点了四只半斤重的极品。他告诉我戴笠非常喜欢吃这东西。我首先和他表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说如有可能，我愿意直接买他的稿子。他说自己的身份比较特殊，最好通过出版社来做。

他和我谈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说他非常恨谢富治，在“文革”时期他差一点下令枪毙了他。他还说如果那时候抓到了毛人凤，他也不会活过今天。

我问他“沈爷爷，秦城监狱的条件好，还是渣子洞监狱的条件好？”

他说：“监狱的条件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是看守你的人怎么对待你。”

我问他：“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他说：“比杀鸡还容易，鸡被抹了脖子还能扑腾几下。可是人就一下也不会动了。”当我问他渣子洞的犯人除了莆志高以外，是不是都像江姐那么坚强时，他笑着说什么监狱里的犯人都是形形色色的，有宁死不屈的，有叛徒，有一上老虎凳就说要坦白的，但是一放下来又不说了!女犯人还有主动勾引看守的……他告诉了我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冒充首长秘书打警察

1992年我的生意很旺，我在北京的天地大厦(现在的保利大厦)长包两个房间办公。我是全国的书商中第一个用上手机的，不久，我又花28万多买了一辆吉普车，我最快可以把它开到时速186公里，这是它的极限。我是先有车后有本。当时，自己做了一个假本子，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别人的真本子用电熨斗加热，然后再把人家的照片取下来，把自己的照片放到上面一烫就行了。我和黑子只学了两个小时的车，就晃晃荡荡地开车上二环路转了一圈，然后就算出徒了。有一次，肖古龙收了二十万块钱的书款，让我拉他去银行存。路上，他见我开得很快，就对我说：

“你这B是假本，还不深沉，就不能开慢点!”

我笑着对他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首长办公室的主任，他们谁敢管我。”

“我只知道你是个大煞笔，首长瞎眼了让你当他办公室主任。”

这时候路过一个路口，我按了按喇叭警察把我截住了。这时候，他幸灾乐祸地说：

“怎么样?装B犯，傻了吧。”

我对他说：

“傻什么傻，我根本就没违章，你看我下车非给他个嘴巴不可。”

这家伙一听来了坏劲，他对我说：

“你敢打警察一个嘴巴，我就给你五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