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国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上，但服务业的发展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第一产业近乎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必须大规模地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但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看，第三产业却明显地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1980—1996年我国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速度是第二产业的2.45倍。如果再考虑到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伴随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那么，第三产业无疑将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其次，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客观上要求各次产业的增长要遵循一定数量的比例关系。就第二产业来说，其增长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服务业的支持。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专业化和迂回生产的扩大，是工业迅速增长的源泉。但要注入这些因素，必须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分布在生产性服务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教育、工程咨询、运输、统计与会计、金融、广告等，都是工业生产过程所必须的中间投入要素，它对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开发新工艺、新产品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与传统理论把第三产业看作不创造价值有很大关系。其实，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第三产业不仅具有直接创造价值的物质生产部门，同时，它更有虽不直接创造价值、却为全社会需要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换句话说，虽然第三产业的一些部门并不能直接创造出物质产品，但发达的服务产业却可以为物质生产创造充分的条件，影响和制约着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由于城市经济是一个系统，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产生出巨大的系统效益，服务产业作为第三产业是城市整体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落后的城市服务产业会严重影响其他产业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影响城市的整体经济功能。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服务产业一般都占到GDP的60%以上，而我国服务产业的比重还不到40%，这一反差在许多国际经济统计表中直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标志，可见，服务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关系，而且也成为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及高度化程度的直观尺度。从产值结构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一般在5%以下，第二产业的比重一般在30%上下，第三产业一般为60%左右。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也达40%左右。而我国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5.9%，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50.9%，第三产业只有33.2%，与国外相比差距明显。

从产业结构(包括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的提升空间巨大。另外，就有效供给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亦然。

到2000年底，我国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36.09%，比1990年提高9.9个百分点，与国际社会比较，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7%，1995年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5%，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20%以后，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从世界迄今的经验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5%时趋于稳定下来”。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及城市化的全面推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2000年统计数字：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33.2%，就业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只有27.5%，虽然比以往有所增加，还远远不够。从就业结构看。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

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据统计，1996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每提高1%，就可以增加7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就可以创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足见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上的战略地位。

充分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巨大，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必将全面促进和带动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从另一方面说，第三产业又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因为，随着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工业而渐渐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城市化的“接力棒”由第二产业传到了第三产业，并由其继续推动。这种后续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配套性服务的增加及生活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即主要是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三产业促进的则是城市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因为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能吸纳较多的劳动者就业，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

一、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绕过的问题（上）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有过的所有企业制度，不少人认为国企的出路在于私有化，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副主任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和制度创新。在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与过去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相比，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正进行重大调整：由着重搞好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着力把经济总量做大；由着眼于搞好一户户国有企业，转向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 行战略性改组，使国有资本向国家必须控制的领域集中，政府重点关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少数；由以减税让利作为搞好企业的主要手段，转向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为优势企业的壮大发展拓展市场空间，为竞争失败的企业退出市场开辟通道；由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搞好国有企业，转向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大力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企改革究竟会是什么样？国有企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还应该再做一些什么？

一、中国经济增长不能绕过的问题

虽然国企改革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国企改革还远未完成，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架已经确立、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积极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加快国企改制，特别是以新的形式加快大中型国企改制、同时以新思路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1、国有资产面临着重新洗牌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中国股市的运作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个扭曲的证券市场制度结构：片面强调了证券市场的融资或“圈钱”功能；市场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掠夺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虚假信息、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严重。但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伴正是随着这些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力、投资者仍然积极的现象迅速发展壮大。从表面来看，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因为投资者不是强迫的，而是为了追逐利益；谁也不是傻子，如果不能实现利益，投资者不可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面一直上当。

这里的游戏奥妙很大程度上还是落在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上。以前，国有资产在名义上最终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但是，所有权不仅在法理上可以分解为管理经营权、受益权、处置权等具体权项并交由不同的人行使，而且事实上国有资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和统一管理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实际的控制人甚至受益人。换言之，国有资产实际上控制在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主管、国企管理层等诸多利益主体所组成的庞大管理体系中。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倒有些像是千手千眼观音，虽然名义上每只手上握的资产都是属于观音的，但具体资产到底该握在哪一只手上或者要如何换手，恐怕是一个谁也说不太清的过程。因为国务院的两只手虽然比其他诸多手要强壮一些，但却无法握住所有的资产；国务院的两只眼也无法看住其他的手眼之间的各种小动作。而股市恰好在某种程序上成为观音的诸多之间交易资产的一个渠道，虽然我们常说这不过是国有资产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但事实上资产具体转出哪个口袋、转入哪个口袋和落到谁的控制之中，对于参与交易的当事人具有相当实质性的经济意义。资产移转过程中的诸多损耗，其实恐怕也是中小投资者实现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这恐怕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小投资者愿意继续购买股票以保持自己参与游戏的权利。

但现在看来，国家一方面已经意识到目前这种职责不清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诸多弊病，一方面也是基于隐性的国家或有债务和财政支付能力方面的，中央政府已经决心要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这一点在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家是采取国有股减持、还是直接向民营或外资企业或国企职工管理层售让国有资产，无论哪一种方式无疑都是对目前游戏的大规模洗牌。不仅新的游戏规则即将浮出水面，而且存在以更加合算的方式参与游戏的重大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投资者继续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玩老一套的把戏呢？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但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因此，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改制举措要能够最大可能地体现公平，而不是仅仅成为少数利益团体的“最后盛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全民几十年的劳动财富累积起巨额存量资产，任何涉及国有存量资产“减持”或“分配”的举措，都应该也必须充分注重和体现公平。

2、国企改革面临的新突破

国企改革获得了许多进展，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中国已经加入WTO，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国企改制，特别是以新的形式加快国企改制、以新思路推进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

以股权多元化来加快国企改制。所谓改制，就是将传统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度，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份。在过去的几年里，改制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特别是小型国企改制的进展比较顺利，许多地区的小型国企改制已基本完成。但大中型国企改制的进展要缓慢得多，这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整个国有经济活力的增强，因为大中型国企尽管数量远少于小型国企，但所占资产份额和产出份额却非常大。大中型国企改制进程迟缓，与对国有经济的认识问题有关，也与目前占主流的改制型式有关。目前占主流的改制型式是“内部型股权多元化”和“稀释型股权多元化”，这不利于克服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不利于克服不公正因素、也不利于更大程度的股权多元化和良好公司治理的建立。

原有型式存在诸多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