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是国庆节，江青和中央的头头们肯定很忙，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认为旗手会来，有人认为不会来。其实这些想法都没有根据，向上面打听也不得要领。9月25日晚继续演出。这天是招待解放军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也许是我敏感，我觉得大会堂的警卫似乎比往日增多，全部荷枪实弹神态威严。观看演出的解放军也比往日到得早，提前半小时全部列队进场，一个个身穿新军装，手拿红宝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进场完毕不许走动，此起彼伏地唱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同时我们剧组也接获通知：进场后不许外出。往常每次演出，剧场总给我和导演在七排当中留两个座位，叫工作票，这次却将我们的位置挪到十排边上，而且不说明理由。这一切迹象显示：旗手今晚降临。进剧组后我跟随活动，因为看得太多感到腻味，虽说每场均有最好的座位，但我很少老老实实坐着看到底，开演后我就溜号到外面逛，差不多演出结束才回来。那天我却老老实实坐在分给我的靠边的位置上。

开演时间七时十五分，但过了五分钟仍无动静，我瞅着前面空着的四五排座位，心想这女人不要放白鸽。当兵的一个劲儿唱着语录歌。又过了约五分钟，全场灯光突然大亮，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见一伙人从前方左侧门道里缓缓走进，为首者正是江青，身后跟着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陈伯达和康生，再有就是部队将领。江青向我这边而来，愈走愈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红都女皇”。她身穿一身合体的时髦的黄军装，头戴军帽，头发都藏在帽子里，瘦高个儿和可以作为标记的略长下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白皙的脸上戴一副细黑框眼镜，腮帮微微塌拉下来，显出老相。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场上口号声震耳欲聋。江青含笑挥手走进座位，其余人也循序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她左首，右边是康生、陈伯达等。于大麻子则屈居江青身后。演出中我不时侧目注视右前方的江青。坦率地说，对这位旗手我既不崇拜也不尊敬，作为上海人和上海作家，我知道江青的底细。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从上海拍电影起家，我听不少人——有些还是当事人谈过她的风流韵事。我奇怪的是，尽管她四十年代就成为主席夫人，但几十年来却默默无闻，安于寂寞，怎么“文革”伊始一夜之间，好似原子弹爆炸，她名扬四海灿烂辉煌？对一个女人和三流影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和本事。当然我也不无自豪。不管过去三流也好四流也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她却是至高无上的“文革”旗手，独一无二的“红都女皇”，多少人想一睹其风采而不能。我见到了，而且她看我修改的戏。演出结束，江青上台接见主要编、导、演，我们排好队，我以为她会发表对戏的意见——她是很喜欢讲话的。也不知是没时间还是什么，那天她竟一句未说，只用她那尖细有着山东腔的声音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然后伸出细白的手和大家握手。与其说是握手，不如说是将手赏赐给对方握。怕碰坏名瓷似的我轻轻小心握了一下，那种说不出的凉丝丝、滑腻腻的感觉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上国庆观礼台

见了旗手，听她说：“谢谢。”这就意味着她认可剧本的修改。我如释重负，接下来是10月1日国庆节，登上观礼台不仅是我也是剧组全体人员共同盼望的。在中国，国庆节能上观礼台的除中共高级领导人，再有就是著名外宾和著名劳模、先进工作者，我们能否有此荣幸？我们猜测着、希望着。9月30日晚终于接旗手通知：明日上观礼台参加观礼，而且是全体成员包括服装道具和打字幕的。从这一点也证明板儿团的地位。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有人几乎彻夜未眠。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安全检查，我们依照上面的通知将身上的小刀、指甲钳、火柴、打火机都取出来留在宿舍。为减少上厕所，只啃干馒头，连水也不敢喝。庆典十点才开始，我们八时之前就上观礼台站立。

观礼台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左东右西，我们分在东四台，距离城楼五六十米，相当近。

凭栏远望，眼前的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比较多的是大中学校红卫兵，此外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整个广场排满了。有人说有一百万人，有人说不止。就算是前者，请想想一百万人聚集在一起挥舞红旗，欢呼喊叫，那将是什么场景，何等壮观啊！我在电影画面上曾见到此镜头，但电影毕竟是电影。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完全是另一回事。

太阳冉冉升起，广场灿烂辉煌。十点钟，毛主席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无数大喇叭响起《东方红》。似飓风掠过海面，似狂飙掀动草原，广场上的人海掀起巨澜狂涛，“毛主席万岁！”随着地动山摇的呼喊，人们边挥舞红旗、语录边欢呼跳跃。那种疯狂、激动、崇拜，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就在这种超乎神灵的顶礼膜拜中，毛主席举起大手，轻轻、缓缓地摇动着，从城楼左边走到右边，再回到当中。随着他的挥手和走动，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看见许多人热泪盈眶，其实何止场上的红卫兵，观礼台上我身旁的很多人也眼泪汪汪。也许由于出身关系，缺乏阶级感情，我没有哭，但心里也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激动——我见到了伟大领袖。

又变成牛鬼蛇神

北京汇报结束，回到上海便决定筹组拍摄电影——每个样板戏最后定稿都这样做。张春桥指定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的著名导演谢晋承担导演任务。谢由此被启用，后来又拍摄了《春苗》、《盛大节日》等“四人帮”时期走红的电影。

作为编剧，我的任务应该说完成了。当时于会泳已获令赴北京荣任要职（后宣布任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一些对样板戏的有功之臣也都封官晋爵，根据我的贡献能力，按理也应弄个一官半职，有人劝我找于会泳走走门路，我摇头。不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我觉得不可能。首先我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进板儿团已经是做梦拾着金元宝，再往上爬就有野心家之嫌了；此外上次我向张春桥如实汇报了我和于会泳修改剧本中的分歧，于虽然没对我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很不高兴，他不可能提携我。对我来说不是进而是退。我向徐景贤和张春桥写报告要求回原单位，张、徐批准并且由徐接见我，说什么作家离不开生活，你这个要求是对的，一年多来你辛辛苦苦对样板戏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等等。

我回到海港向军管会报到。这次主任没有那么热情了，一脸严肃地说：“本来我们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可你……”我说：“我怎么啦？”“你被《海港》剧组开除了。”“什么？”我几乎跳起来。“你看看这个”。主任递给我一份材料，那是剧组对我的鉴定，上面写着：我政治立场有问题，“四·一二”炮打中曾动摇。还有对样板戏缺乏感情，说《海港》平淡无味不吸引人，实际上是攻击样板戏，如此等等。看后我怒不可遏。我说：“首先我没有参加炮打，第二我对《海港》剧本修改是尽了责的，别的不说，现在的定稿本就是采用了我的方案，对此领导有公正的评价，徐景贤同志曾当面表扬，请看，这是徐景贤同志接见我的谈话记录稿。”军管会主任无言以对，但我还是被下放到码头劳动，而且活儿比以前更苦——锹煤炭，一天干下来满头满身全是煤炭，连鼻孔、耳朵、眼睛全是黑的。

就这样我又变成牛鬼蛇神，从修改样板戏的有功之臣变成破坏样板戏的罪人。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更无情的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四人帮”下场不用说，其手下一伙也树倒猢狲散，于会泳服毒自杀，那些鞍前马后抢着替他开车门拎皮包的司、局长，一个个被揪回上海成了“说清楚对象”。

我还是我。文化部为我平反摘掉所谓破坏样板戏的帽子。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我更加理解生活，懂得人生，加深了对我们民族的认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姚蓬子与徐恩曾在南京的特殊交往

? 王炳毅

鲁迅先生不多的传世诗作中有一首五言绝句《赠蓬子》，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记事之作。诗中所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沪上青年诗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情。全诗如下：“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诗写得诙谐风趣，亦足见鲁迅对后辈进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当友善。他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后的事，而且与姚蓬子在南京报纸上刊登声明脱离共产党一事有关。鲁迅一向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他认为姚蓬子在南京已叛变投敌，倒向敌人阵营，甚为不齿，中断了与姚的任何交往联系。在上海，鲁迅还告诫自己认识的进步文化人士不宜再与姚蓬子交往，指出他很不可靠。如他在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信中就说道：“……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1934年11月12日在《致萧红萧军》信中又写道：“……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这儿要说明的是当时鲁迅先生并不清楚丁玲关押在南京的真实情况，以为她已自首，故说“政府在养她”）历史是复杂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往往也是复杂的，姚蓬子在南京度过的三四年时光里，有过一段充满忏悔、交织着矛盾的心路经历和充满戏剧化色彩的际遇，他居然得到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庇护与关照，彼此结为好友，只是漫长的风云变幻埋没了那些前尘往事，使之鲜为人知……

1934年6月，南京新街口明瓦廊二十一号旧宅院里，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这是新迁来不久的姚蓬子夫妇在张罗着给爱子姚文元过三岁生日。这小子白胖胖的，穿一身新衣，被年轻的保姆抱在怀里，笑嘻嘻的，憨态可掬。姚蓬子西装革履，和妻子周修文站在门口恭迎贺客，神态客气而谦卑。他在南京的朋友熟人并不多，只来了唐槐秋等人，倒是国民党政界的御用文人王平陵、曾虚白、马星野等都赶来捧场。但不知为什么，姚蓬子总是高兴不起来。他意识到自打南京《中央日报》上刊出《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他就被自己的同志战友视作异类，备受冷落疏远。这令他感到压抑悲哀……

姚蓬子，原名方仁，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浙江诸暨人，1905年出生于一书香世家。其父亲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当年中华版的许多教科书，大多出于他的手笔，那些宣传新文化的书影响过千百万国人。姚蓬子大学毕业后投身沪上文坛，出版过几本书（包括译著）。他追求进步，思想活跃，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一年后主编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文艺生活》月刊，并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钱杏邨、郁达夫等不少左派著名作家。姚蓬子能文善辩，有些才干，他在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剪影集》曾受到社会关注，好评甚多，鲁迅还为他写过评论文章。1933年夏，姚蓬子担任“左联”天津支部副书记时，已当上全国“左联”常委，而且又参加党的秘密地下工作，担任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当年冬天，因被叛徒出卖，姚蓬子与战友洪灵菲、潘漠华同在天津被中统特工逮捕，押解往南京，关进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吃了一些苦头。姚蓬子这时才意识到文化人从事革命活动也是充满风险的。他曾顶住中统文化大特务张道藩的劝降，然而当中统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劝降时，他动摇了。

徐恩曾，1898年生，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1931年当上中统调查科长，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总部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实业社三楼上。徐恩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自认为懂些心理学。他摸透了姚蓬子的心理，令手下不要对他上刑逼供，将他押往北郊燕子矶的中央反省院辟室拘押，密令反省院长杨某授意几个在押犯对姚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搞得姚蓬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痛苦万分，而后杨院长才姗姗来迟喝斥那些在押犯，对姚蓬子好言抚慰。

徐恩曾风流成姓，惯爱渔猎女色，他宠爱的如夫人费侠相当漂亮。费侠在北平见满女中毕业后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南京的国民党社会部任科员，秘密从事党的情报收集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被捕，她的美貌和优雅气质很快就吸引住了徐恩曾。徐遂软硬兼施，迫使费侠自首，投入他的怀抱。徐恩曾“金屋藏娇”，特为她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租了一座单门独户、环境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他常来这儿与费侠寻欢作乐。说来也巧，费侠爱好文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尤喜欢读些欧美文学作品，对苏联小说、散文也很感兴趣。她对姚蓬子翻译出版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玲》等书相当欣赏。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收拾姚蓬子时，引起费侠的反感，责备丈夫的手太辣了，再三劝他对姚蓬子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毕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徐恩曾细想：如夫人的话着实有理，瞻前思后，真还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改变了态度。约半个月后，徐恩曾亲自找姚蓬子谈话，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示自己实在不忍看到姚蓬子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处决那样的下场。况且他与姚蓬子都是浙江同乡，又是世交。他劝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并不会太为难他。姚蓬子思前瞻后，终于屈服了。他很快被保释出来，且是由徐恩曾授意时任反省院副院长的鲍君甫（即名噪一时的杨登瀛）出面作担保。

姚出来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有一份不菲的薪水。徐恩曾还安排部长将姚的妻儿都从上海接来南京团聚，后来姚为儿子文元的生日办了两桌酒席。当时姚蓬子兴致不高，以致太太骂他“瘟头瘟脑，脑袋不清”。这对夫妇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当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费侠同乘坐一辆小汽车悄然来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梦乡的姚文元，夸这孩子生得富态乖巧，有福相，日后必有锦绣前程，并留下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姚蓬子很感动，以后徐恩曾夫妇一直与姚蓬子夫妇保持私下来往。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姚文元则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宠爱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顺其意愿，名正言顺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多年后，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吓人，但他最忌讳别人提到他儿时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从1935年开始，经徐恩曾和朱家骅（中统另一个头目，亦是浙江人）安排，姚蓬子去芜湖《大江日报》（该报系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一天四个版，发行量几千份，主要新闻均来自南京中央社，没啥可读性。同时他仍兼《钟声》副主编。他来往于南京、芜湖之间。那时知名女作家丁玲仍被关押在南京的中央看守所，她是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的，出卖她的是她的后一个丈夫冯达。丁玲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拒不与当局合作，因此受到特务的残酷迫害。由于中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未敢杀害她。1935年4月她被保外就医，迁往中山门外苜蓿园十一号的西式平房居住。养病的同时她又开始写作。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自由仍受到限制。姚蓬子的知名度远不及已出版《母亲》、《莎菲女士日记》等好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丁玲，但两人过去在上海就较熟。姚蓬子可以自由前往苜蓿园探望丁玲，与她共进午餐，谈论文学时政，还向丁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愧疚，反复表示他虽曾被迫脱党自首，但他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也未曾泄露党内机密。说到动情处，姚蓬子赌咒发誓，还流下泪水，令丁玲将信将疑。

显然当时她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一次还曾开口向他借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并接济远在湘西临澧家乡的母亲和幼女。姚蓬子慨然解囊相助，并表示不必再归还了，因为他眼下的生活较宽裕。他还告诉丁玲，他出于愧疚赎罪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在南京壮烈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丁玲相信姚蓬子没有说谎。姚劝说她不妨为芜湖《大江日报》和南京《钟声》月刊写点文稿以赚取稿费，改善生活，但她毅然拒绝了。她不愿变相地与残杀她的前夫胡也频又百般摧残她的国民党当局合作。一天，姚蓬子在夫子庙六朝居大酒楼的宴席上无意中听中统骨干张冲说到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但又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已设下计策。姚蓬子很感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员（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徐恩曾的姑表弟。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截下密电本并向上海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报警，立下大功。不久前担任红一军团保卫部负责人的钱壮飞已在长征途中牺牲），若是张瑞云再被捕，则必死无疑，寻思再三，姚蓬子鼓起勇气，给曾是他好友的青年进步剧作家洪宇写去一封化名密信，请他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很危险，得离开南京。办完了这事后，姚蓬子才稍感心安。

他还利用自己与徐恩曾夫妇的密切关系几次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左联”作家说话，认为当局应宽待这些很有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士，最好无条件释放。这有利于改善国民党在国际上和民众中的形象。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的言论颇多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这也说明人是复杂的。田汉在1935年7月获得自由，离开南京去了上海。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释放，辗转去了延安。后来她对自己在南京与姚蓬子交往的回忆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承认得到过姚的同情和帮助，但又大骂姚一通，个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1936年姚蓬子改任有美国商界背景的《扶轮日报》副主编，在宣传抗日方面做了些工作。那时他已迁往石鼓路东段，入住一处旧式四合院，地方较宽敞，院子花木很多，又加设了卫生设施。抗战时期，姚一家人去了重庆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姚蓬子举家迁回上海，开办了作家书屋，生意尚可，至解放初，赚了不少钱，在静安寺附近买下一套新建的住房。1954年公私合营，作家书屋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同进入该出版社当职员，生活小康自在。

姚文元那时已加入共产党，思想激进，唯文才欠缺，写不出像样诗文转而写文艺评论。他因下边两个妹妹皆于解放前早夭而成姚家独子，成家后仍与父母同住。

1955年姚蓬子因卷入轰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反党小集团”案件而被捕，盖因他当年曾兼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接受过潘汉年领导。被释放后，姚蓬子一度成了无业者，后经有关部门安排进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一干多年，倒也勤勤恳恳，安分守己。但一来政治运动便因历史问题而难过关，挨整得够呛。而姚文元已在1957年后因写大批判文章整人批人而急剧走红，“文革”初竟然一跃而登上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到头来又落个镣铐加身被推上历史审判台的下场。这些不再赘述。姚蓬子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常遭儿子儿媳厉言训斥，但比起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他真就幸运多了。他毕竟沾了儿子不少光。1969年他在沪上家中郁郁以终，享年六十四岁。

林间隙地：希腊古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 毕会成

人何以产生？生物学家达尔文提供生物学答案，将人的产生纳入以地质年代计的生物演化进程，以此为原点的人类社会的叙述母题也就只能是生物式欲求的满足或抑制，以至于今天，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生理欲望的遮羞式表达）与不能满足需要的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被表述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一切社会问题也都可以便利地还原为需要之不得满足的经济问题，文化社会的问题也可以转换为经济问题。

但自始便存在另一种答案，其粗鄙的甚至扭曲了的形态可见于上帝抟土造人或意念造人之类的神话说法。这类答案在达尔文之前支配着西方人的心智结构，但在（自然）科学越界干预甚或取代信仰和审美两域的科学霸权时代却备受排挤，在以数理化、图表化和“让史料说话”相标榜的史学界更是几被遗忘。问题是，就对历史的影响而言，神学的解释是一种真实的力量，它通过人对自身的理解进而理解社会历史本身。就此而论，科学主义对于本然的古史理解是一种人为的隔膜。

哲学博士洪涛在他上海的书斋里思接二千年前的希腊情状，以伽达默尔倡言的“视界融合”的存在论态度将自我他者化、历史化，不是作为那一段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作为拟想的当事人参入其中。这一自我流放的思想历险的结果，便是他的博士论文《逻各斯与空间——希腊政治哲学研究》。在该书中，他提取维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