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传薪有斯人》将两代五位学人各自的为人为学不同侧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出来，使人由此而感受到这四老一少两代学人间如父子、如兄弟的脉脉亲情，师弟子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师生情谊。李、凌等老一辈学者之于如张光直一辈的年轻学者，所给予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与教诲，同时他们也近乎一致地流露出对晚辈们情深意厚的长辈之爱，所谓“传薪有斯人”竟如此真切地表达出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所寄托的殷切希冀之意。

李济所函张光直信件的内容除了论学之外，笔下流露最多的便是对时在美国求学的张氏的殷盼之语，他强烈地希望其能早日学成归来。1956年5月一函有言，“高晓梅先生告诉我说：你有意到史语所，我听了很感安慰，这一机构是值得维持下去，但能否？却要靠你们这一辈子?眼人?演了？我希望能约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回来。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奉赠此语请牢记”。一年后的5月，眼见史语所人才缺失严重，李济内心焦灼万分，再次致函张光直，“南港的人要走了半空了”，“我很恳切地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台湾来加入史语所；若能跟Movius跑一次法国，就从法国直接回来。现在的南港，是很可爱的一个读书环境”，“我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来。不要再留恋美国，美国自然是可留恋的，但做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跟老师只能学方法找门径，此外都要靠自己努力”。求贤若渴的李济为将“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起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一再恳请张光直留心联络在美修习文史语言、考古及人类学而且是“愿意真心做点学问”的有志学成归来者，以便日后延聘。李济信中文字不时也会流露出暮年心态，令人略微感到一丝悲凉。他自称“替各处服务的机会将更有限了”

，所以最亲切的希望则是，要帮助“年轻力壮又有做学问志趣”的青年接续起前辈学人传下来的薪火。作为李济寄望最深的青年学者，张光直也受到凌纯声等老辈学人的格外青睐，并被凌引为“第一个知己”。凌本人亦多次向张光直剖陈心迹，“我们做的是创导的工作（Pioneer

work），你能发扬光大，幸如何之！我希望青出于蓝，学生的成就大于先生，中国的学术，才能有进步”。不惟对张，对于其他青年学人，凌纯声也同样寄予厚爱，给予热切的关照。每有青年学人获放洋进修机会，他便倾力援助，“我从远处着想，为青年的前途，当然要助其出国”；“（任）先民同学本年度未曾申请奖学金，他四年来由于实地工作，近来学问进步甚快……民族所开时仅（李）亦园、李卉、先民三人，同心协力，打下基础，三位开所元勋，二李均已出国，希望先民亦能来美深造，此乃纯之一大心愿，请你们多多帮忙”。凌先生不遗余力地鼎助青年学者赴美深造，其实本意是要为中国学术培养来者而添一份微薄之力。他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前景亦有所深忧，“纯年已六十，虽常在病中，只得勉力维持，希将这一担子，早日交与你们下一辈的青年人”。李、凌等人片函内的文字虽短，却寄托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学术的深长忧思。

然而，一部通信集并不只反映出新老学者间的纯正情谊和老辈学人的风范，一些信函还透露了发生在老辈学者间些许不睦的实情。老辈学者因了某些学术行为而产生的矛盾以致冷面相向，在为人与处世上表现得少了些雅量与公正，而多了些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和争执。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高去寻写给张光直的一些信函，对此类事情多有所反映。他述说了凌纯声、芮逸夫、李济间发生的一些摩擦和不快，这些史实为后人了解“大学者”的为人之道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观察“窗口”。而至七十年代初期，学界气象虽渐趋繁荣，学风却似不比往昔。1970年，时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凌纯声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颇感疲惫，而令其更为不快的是，还不时受到学术同人的无端指摘，“升等问题，某君太太几闹出人命；丘其谦在美进修，依例不能升等，来信大骂，并侮辱我的人格”。只短短十数年，台湾学界中种种不良现象日趋暴露于阳光之下，一些学人赤裸裸的世俗之争也日渐表明学者的斯文不再。

回到通信集的话题，似如编者所言，读几位学者间的通信，就像是“站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听他们对话”，对于后人来说，那情景乃是“非常有趣的”。之所以有趣，亦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很容易让人横生出许多滋味，一来，人们可以感觉到“大学者”为人“可爱”的一面，即从中能读出李济对于学问的严明和对中国学术前景的焦灼；也能“聆听”到凌纯声与弟子间的坦诚心声；还能感受到高去寻做人的憨直和谨慎……二来，透过这些文字可使人窥见大学者们对世俗的荣辱及利益之争，此一点最有深意。学者为人难免会有微瑕，本是无可否认的。高氏信函中所述的凌、芮交恶；凌、李摩擦；再至凌、芮复交等一幕幕学界悲喜剧，其实乃是学者为人不同侧面的真实反映。老辈学者因学术歧见和学术资源分配有异而起的矛盾虽可弥合，但因其间还羼杂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民族所两派学人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人事纠葛等不一而足的原因，即便是复交后的学人关系也会时常令人有所担心。“究竟将来如何殊难预料。假如芮公在耶鲁搞的那每年四万美金津贴的计划成功了（幸亏没成功），恐怕现在南港已经是打得天翻地覆了”，这些颇含隐意的文字，其中的深味也只有待读者自己细细体会了。

对于这种龃龉，老辈学人似乎也羞于谈及，高去寻很为无奈地称，“我对于李、凌、芮闹别扭的事都是无干的，超然的，但是我有一种看法，是凌、芮既已交恶，不能再让凌、李交恶，为天下人所笑。我愿意为民族学着想，使中研院有一个像样的民族所存在，不愿意史语所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民族组。中研院有骈枝机构存在是充分表示出中研院有人事纠纷的弱点”。

谈到高去寻的上述论说，则不能不谈谈编者对其人的介绍，在通信集的前言中，人们可以读到高去寻先生为人的一些片断。自从史语所迁台后，高去寻“几乎摒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二十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1991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平易近人，不惟对张一人如此，对他人也是这样。高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确实如此，1956年7月20日，高去寻函致张光直，替宋文薰向张光直解释其未能给张及时回信的原因。他解释道：“宋文薰兄是位不慕荣利朴实向学的人，对于社会上的应酬不很圆滑，在外表看似乎是疏懒的一流，实际上他是生活太忙、经济情形太苦了。至于他几次不给您写回信，据我所知绝不是您有得罪他的地方，也不是他对于您有任何误会，我想他是平日太忙也觉得没有要紧的事要写，所以便没写而已。此点希望您不要误会。”这看似无关其个人利害的小事，他亦能如此周全细致地为朋友做解释工作，实在印证了后人的对他的评价，“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

而1959年3月24日一函，述及关于当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一事，其中关涉李济，“今年论资格论英文程度应该推荐黄彰健，但是他硬推荐了自己的侄女婿（去年若不是我话说得太直率、太厉害，可能来哈佛的不是杨而是张），心里有点那个”。只短短几言，却已将高去寻性格中憨直的一面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如今学术浮躁和喧嚣的年代里，在当下学术圈中作伪、贪墨层出不穷的现实中，回望高去寻先生已经远行的身影，心底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读一个人的信函，能读出一个人的品格，也能读出一个人的性格。还是在这些通信里，高氏性格中有些过于谨慎的特点也会有所表露。在一封提及中研院史语所现状的信之末尾，高去寻言语颇为闪烁，称“怎样改革史语所，好多话想说但不便形之笔墨，相见时再详谈”，并嘱咐张光直“希望这信阅后也付之一炬为盼”。

相较而言，这部“传薪集”所收录的李、凌、高三通信函颇为引人兴味。一如前述，读者从中能读到学者为人的多个侧面，或高尚，或世俗，或坦诚，或世故……如此看来，若具体论及学者的品行和性格，想必并非能用“学术特色就是做人的性格”而简单论之吧！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

——“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 黄 波

在中国现代史上，和置身于风云激荡大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被国民党政府绑架和软禁，却又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十一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时隔不久，他却进入了中共开列的“头等战犯名单”中；他是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但最后却和他组建的民主社会党一起被勒令退盟；他深受西学洗礼，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却拒绝用白话文写作，并成为新儒家的一大重镇。

张君劢和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不过，张君劢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这就是，他对政治和学术的兴趣始终是打通的，他热衷学术，但始终想着怎样为现实服务，投身政治，又在想着这种实践能结出怎样的学术果实。他并不像丁文江等人那样，有一段时间特别钟情于政治，一旦失望就又在学问国里沉潜一段时日，过段时间说不定又会将兴趣转移到现实政治。张君劢这一特点或许与他的学术专业有关，法律和政治学本身就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他自己对此也有剖白，“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劢对法律和政治学的兴趣仿佛出于一种天性。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里，张君劢被家乡江苏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于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本来宝山县给他官费，是叫他和当时多数学子一样学习理化，然而他一到日本便改学法律和政治学，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官费的代价，几乎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他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也似乎是一种天性。因得罪了袁世凯，他1913年跑到德国留学避祸，对正在欧洲大地上爆发的一战，研究得正有兴头，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劢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路。这可以见出张君劢的特质：到政治场中流击水，始终是他关注的第一位。

说到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关系，其中情事倒可活画出张君劢其人的真性情。当年张君劢在日本留学，正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留学生中风行的时候，作为舆论界巨子的梁氏颇让年轻的张君劢折服，这时正好因失去官费生活无着，于是转而给《新民丛报》投稿赚取生活费。读梁氏文章，给《新民丛报》撰稿，张君劢在思想上不能不受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张君劢也贡献了一些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的文字，并因此成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终张君劢一生，他对梁启超都是以师相事的，思想观念、组党等且不必说，仅生活小节上，二人亦十分投契。1922年11月，已从现实政治中息影的梁启超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酒醉后伤风得病，据医生言，心脏稍有异状，追随梁氏的张君劢谓为脑充血，因迫梁停止课外讲演一周。据梁23日给梁思成的信里说：“张君劢硬说我有病（说非酒病），今日径约第一医院院长来为我检查身体。据言心脏稍有异状，君劢万分关切。吾今夕本在政法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许之）讲演，一概停止。

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我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东南大学）常课外，暂不多讲矣。彼又干涉我听佛经，我极舍不得，现姑允彼明晨暂停一次。”〔1〕29日给女儿梁令娴一信中又说：“张君劢跟着我在此，日日和我闹说：‘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总想干涉我……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一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2〕一个做事认真、性格倔强、笃于风义的书呆子形象跃然纸上矣！梁启超感动之下赶快写信给女儿，问“可笑不可笑”

，想必梁令娴当日也会发出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君劢这人并不懂玩机巧和幽默，连他自己的女儿后来在回忆中也抱怨他个人生活单调枯燥，家庭之中缺乏乐趣，其行事向来凭本性去做，别人看来哪怕滑稽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喜剧效果就在这种书呆子的较真中凸现了。

1923年，国内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的挑起者正是张君劢，也正是这场论战使张君劢在士林暴得大名，乃至许多年后，大陆人士还能知道张氏的名字也多半因为这场论战。这一切也许非当年张君劢始料所及，那本来是一场极平常的演讲，他并未做精心准备。当年的论战，给“科学派”帮拳的人盛且有大名者多，相形之下，张君劢一派气势差得甚远，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知识界，读书人都梦想靠科学救国的时候，论战的结局可想而知：虽说文字较量是无形的，但一般公论张君劢一派是论战中的输家，张氏本人还因此得了个“玄学鬼”的“恶谥”。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实在有些无谓，很简单，双方都各有道理，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是非曲直也注定分不出输赢的论战。笔者疑心，当年为“科学派”帮拳大出狠招的人对此未必不心知肚明，但形格势禁却又不能不拼命剥夺张君劢一派的话语权，以防人们沉迷于玄想思辨而忘却了科学救国的重任。胡适当年本意为丁文江助拳的一席话就露出了天机，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张君劢那些为玄学张目的话的失误仅仅在于早讲了些年头吗？

宪政是张君劢终其一生的追求。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伊藤博文（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为此他倾入了极大的心血。他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花功夫尤深，当年他在国外刚接触到这部宪法，便以最快速度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德国革命之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制定了民主宪法，这给张君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制宪思想，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

张君劢有过几次制宪实践。但在各路诸侯纵横捭阖的时代，他草拟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等文本终究只是文本而已。制宪实践让张君劢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他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优先解决“宪法之前提”的问题上。在张氏看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能否真正得到实行，取决于全体国民之素质的高下。职是之故，张君劢决定在“宪法之前提”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早中期，张君劢积极致力于讲学、办学，和李璜、张东荪等人合办《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这些可视作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速定《中华民国宪法》、和平建国的要求再次把张君劢推到了制定宪法文本的前台。当时，张君劢参加了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讨论组，组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其他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参会人员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即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其他人士则大多倾向采取英美式宪法。

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折中方案，通过了针对《五五宪草》的十二条修改原则，据亲临其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张氏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梁漱溟用罕见的赞扬口气指出，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3〕。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又草拟了一部“宪草”，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为了诱使中间党派与抵制国大的中共拉开距离，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围绕《政协宪草》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张君劢从事政治的一个特点抑或优长，这就是懂得妥协。从某种程度而言，政治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张氏虽无政治家之名目，但在当时“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的复杂情势下，他不得不像政治家那样，在“宪草”中“调和鼎鼐”，试图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平衡。他认为这是制宪者应有的视界，他没指望将中国的宪政事业一步推到非常理想的境地，只要各方力量有诉求的交集，就应该先从此交集着手，他清醒地知道，在各种政治诉求的碰撞中，固执一端虽然痛快，但只会偾事。这实际上也为他稍后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国社党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打下了伏笔。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政党政治中，奉张君劢为党魁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作为国社党党魁的张君劢既对执政的国民党不满，也不惬意于共产党，大致属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不过，张君劢在那一群书生论政的朋友中，仍自有其特色。首先他毫无疑问是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放任模式表示疑虑，认为这将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无统筹全局之计划”等弊端，主张应该有适度的政府干预，建立一种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具有世界倾向的思潮，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德俄两国集权式经济表面勃兴双重刺激之下的一种产物。其次是在张君劢的意识中，民族复兴始终是他格外关注的主题，他私淑德国的哲学大师费希特，高度赞赏费希特在民族危机时候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希望自己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跟费希特一样，激发本民族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他这种民族本位的文化观，显然与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但他同时也不是国粹论者，他理想的民族文化是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中国“干政治”，便怎样也避免不了和当时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交道，避免不了和两大党的领袖人物打交道。早在组建国社党之前，张君劢已经通过笔墨和两大党作了数次交锋：在《新路》杂志上撰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出版《苏俄评论》，强烈反对中共将中国“作为俄国政治化学室之试验品”。等到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社党在张君劢的领导下，对各大政治力量更是多面出击，它批评国民党“腐化”、青年党“顽固”、共产党“强化”，攻击三民主义失之“混”，国家主义失之“旧”，共产主义失之“激”，批评国民党为“前期革命”，青年党为“过渡时代的点缀品”，共产党为“混时代的牺牲品”。张氏及国社党自然招来了回击，在野的共产党不过是著文批判，当权的国民党则除了禁止国社党书刊发行，更施以了包括绑架在内的阴暗手段，张氏的一只腿就是在这次绑架中而受伤，并从此不良于行。但是，随着日寇的进迫，曾是政治对手的几股力量还是在“共赴国难”的大旗帜下走到了一起。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关于国社党的档案资料中看到张君劢1938年先后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两封信，在给蒋介石、汪精卫的信中，张氏自承他本人及国社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山先生遗教有若合符节者”，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张氏则要求外敌当前统一军令和政令〔4〕。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两封信肯定会有不同的观感，当时蒋、汪就很快回复了，毛则未予理睬，而现在我们重读这两封信也当有别一种感受：在民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