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年，对外宣称是“蛰居”，其实一天也没有安分过日子。这期间他结交了太监李永芳、勋戚刘孔昭、革职巡抚马士英等一批官僚特权人士。复社志士陈子龙曾说阮大铖结交的这些人是“狎邪之交”，即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阮大铖与他们在政治上互相荐引、共同谋划，一致对付东林复社。这在崇祯上吊后的南都政局演变中，便充分暴露出来：这几个人合伙排斥东林党、控制朝政，形成了以马士英为头面人物、以刘孔昭为打手、以李永芳等太监为内线，而以阮大铖为军师的政治核心。这个核心正是阮大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

也是在这十年的“蛰居”期间，阮大铖不仅和北方的冯铨“朝发夕闻”地声气相通，而且和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也多有联络。崇祯十二年，受到《南都防乱公揭》声讨和驱逐的阮大铖“窜身荆溪相君（宜兴周延儒）幕中，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陈定生）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5〕。由于陈贞慧（定生）也是宜兴人，又是《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谋人物，所以阮大铖特地溜到宜兴去找周延儒哭诉。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和复社首领张溥终于达成政治交易，即复社同意抬举周延儒出山，周延儒则答应出山后一改从前亲阉党的政治态度变为亲东林、复社。阮大铖得到消息后，立即和马士英一道掏出数万两银子，资助周延儒做活动经费。当周延儒奉诏复出途经扬州时，隐居在南京城郊祖堂山中的阮大铖更专程赶去，在扬州和周秘密会晤，要求周延儒帮助他，以能获得重新起用。而周延儒因有和复社协议的缘故，也考虑到崇祯对逆案中人的态度决绝，便明确告诉阮：这恐怕办不到。阮大铖又立即拿出第二套方案：如果我不能起用，那就请你设法起用马士英吧。因为此时马阮已成死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阮大铖的权谋机变之才：正门走不通就走侧门。

果然，崇祯十五年，朝廷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统率刘良佐等多支部队，成了东南半壁的实权人物，为后来的拥立福王、专权乱政奠定了基础。而这盘棋中的关键一子，正是阮大铖。如果说，从学识、人品、道义感召力等来说，阮大铖根本不能和东林诸君子相提并论的话，那么在政治谋略、政治手腕这些方面，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中却没有一个是阮大铖的对手。这当然不是说阮大铖比他们都聪明高明，而是因为东林党人信奉的儒家理念重“道”轻“术”，做人处世诚笃，讲究光明正大。所以从万历末年到弘光败亡，数十年间换了五个皇帝，在党争中东林党人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阮大铖广厦高轩，轻裘肥马，整天宴饮玩乐交游广阔，又造别墅又养戏班子，一出手就是数万两银子搞政治投机……他哪来这么多钱？答案是现成的：在当时玩政治不仅需要花钱，更能来钱。崇祯八年，农民军进逼庐江，知县吴光龙在土豪劣绅家中“纵饮”，毫无准备，结果城破，“杀生灵数十万”，皇帝降旨要查办吴光龙。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当时的淮扬巡抚朱大典是同年这一关系，收了吴光龙六千两银子，写信给朱大典为他求情，结果吴光龙仅获“杖责”，打了一顿屁股就大事化小了结了。另外还有一位建德县的知县何某，此人为官清廉，“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但明朝官制是三年一次“外计”，对外省官员进行考核，分别优劣以定赏罚。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坏，问题在于有权势者往往乘机敲竹杠。阮大铖虽被革职，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他派一位监生去向何知县索要两千两银子，给就保举，不给就参劾。何知县既是清官，当然拿不出两千银子，阮大铖便“暗嘱当事列参”，致使何知县被革职。就这样，阮大铖利用自己和在职官僚的各种关系，见缝就下蛆，敲诈勒索行贿纳贿，获得“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有的是钱。

崇祯十一年七月，在南京活动的复社成员吴应箕等人看不惯阮大铖交通官府、招摇过市、恫吓敲诈、上下其手的行径，便找陈定生商量，又和陈子龙等人通信联络，纠集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布了一份《留都防乱公揭》。御史成勇也表示要依据这份“公揭”写奏章上达皇帝。虽然他不久就因弹劾权臣被逮，此事没有上奏，但“公揭”已像今天的传单一样到处散发，形成了舆论压力，使得原本和阮大铖很热络的南都某些官绅，这时也有了顾忌，不敢和阮往来了。阮大铖也被迫收敛行迹，搬到城郊祖堂山别墅中去了。这是阮大铖第二次被声讨、驱逐。但他并未中止活动，反而在这避人耳目的山间别墅之中，更加自在地与来访的宾客如张岱等人吟诗看戏宴饮畅谈，同时更加隐晦地从事政治投机活动。除了上述曾溜到宜兴和扬州去两次找周延儒密谈以外，在这期间，阮大铖又和马士英等人开始谈兵论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未被赏识的军事天才。因为这时的崇祯王朝已在“虏”侵“寇”乱的交逼中风雨飘摇，渴望能找到“知兵”的人才稳定大局。阮大铖使劲纸上谈兵、口头谈兵，无非是在迎合皇帝的胃口，造成“知兵”的印象，为可能的复出掌权预先做些铺垫而已。其见风使舵的心机和手腕，又在跃跃欲试了。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足一个月，已经在内阁中掌控大权的马士英便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他为什么说“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而逆案是崇祯钦定的。弘光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如今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阮一伙当然很清楚要这样做的危险性。虽说他们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已在拥戴弘光登基的过程中形成政治联盟，但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拼命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阮大铖能否复出，就成了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也成了影响弘光王朝今后政治走向的关键之处。

事实表明，马、阮一伙对于这一场斗争是早有准备的，而东林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警觉和预防措施。换句话说，马、阮始终握有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当即遭到史可法斥责：“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当时并未争辩，因为他已经放出了一个政治气球，这就行了。接着弘光登基，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这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直观的印象。在做了诸如此类的铺垫工作以后，乘着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的机会，马士英便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复出机会终于到来了。他见到弘光便“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6〕——这句话非常恶毒，也十分厉害。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俘获后杀死，又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宣称吃的是“福禄宴”，此人就是弘光的亲爹。所以郑贵妃和福王这一房，在历史上和东林党是有仇的，而阉党才是他们的“自己人”。如今阮大铖初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也就是应找东林党算老账，这是在叫皇帝分清敌友，发出策动镇压东林党的信号。所以，他是以报仇雪恨、杀气腾腾的姿态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

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辱他们。例如，大学士姜曰广不仅反对起用阮大铖，而且在内阁中经常钳制马士英，阮大铖便自己起草一份奏章，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一一牵连进去，企图一网打尽。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试想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公然宣称一个道学老夫子“奸媳”，这对姜曰广来说无异于刺心戮肺，然而他又怎能证明自己没有“奸媳”？哪怕他请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也只会招致更多更大的侮辱。而这种卑劣的诬陷之词，和《春灯谜》、《燕子笺》中那些典雅婉丽之词，就这么奇妙地竟出自同一颗脑袋同一只手。

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东林君子”们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宗室参劾大臣，按制度规定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这就正好中马、阮一伙的下怀。

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只用几个月功夫，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以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到了甲申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马、阮专政弄权的局面便已形成。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东林浪子”钱谦益。他在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上奏，歌颂马士英，称赞阮大铖为“慷慨块垒男子”即英雄好汉，说崇祯逆案多有冤案，并主动推荐逆案中的一些人物复出当官，甚至阴险卑劣地宣称“以文统武，极是弊法”，要求把国家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武将，不要文臣去干预他们的活动。这话分明是在背后对史可法捅刀子。这份奏章表明，钱谦益当时已完全投降阉党，利用“东林首领”的老资格在为马阮帮腔说话，成了十足的东林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马阮的谅解，官拜礼部尚书，却又不让他参加内阁，有点儿“控制使用”的意思。可见马阮一伙当年气焰之盛、手腕之狠、门户之严。

谣言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三百多年前的阮大铖早已谙熟此道。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阮大铖在复出时曾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7〕，读后只能佩服他还没有掌权便已有了当面指鹿为马的胆量和勇气。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接着，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诸如此类的谎言，举不胜举。

阮大铖这一出新编自演的表忠献媚戏文，编得太过离谱了，弘光只需稍微核对一下，谎言不难立即拆穿。偏偏当时的弘光已躲在深宫里忙着征选美女宴饮观剧，有事首先问太监田成，而田成则已经和阮大铖结伙，所以阮大铖只要摸准了皇帝的胃口再投其所好，弥天大谎他都敢撒。果然此后不久，阮大铖就不经内阁票拟，却由皇帝直接降旨任命他做了兵部侍郎，几个月后再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既握兵符又管弹劾。再加上阮大铖和东厂太监们早已勾结，现在轮着他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了。

马、阮专政后的南朝政局，撇开花花草草的表面文章不说，他们真抓实干的只忙两件事：第一是明码标价卖官。这可是经皇帝批准的。例如，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两千两，待诏三千两，如此等等。当时流传的“新民谣”唱道：“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需要说明的是：公开买到的官只有虚衔，那银子是归国库的；若想得到实缺，这就要走马、阮一伙的门路，私下孝敬了。考虑到阮大铖在“落魄”闲居时期都能靠敲诈勒索敛财数十万两，如今在这场“卖官运动”中究竟捞了多少万银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那个时代一般人想做官是为了光宗耀祖，敛财是为了泽被子孙，但有野史记载：阮大铖自己的内室贴有一付门联，上书：“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第二便是在阮大铖策动下大肆捕人、杀人。阮大铖混迹东林时曾有一位姓雷的官员朋友，时隔多年阮大铖携酒前去联络感情，那姓雷的竟跳墙逃走。阮大铖进门一看，但见书桌上摊放着一册《钦定逆案》，气得他咬牙切齿发誓报复，便找个借口把姓雷的抓起来弄死了。尔后，阮大铖又认定《留都防乱公揭》是一个姓周的官员幕后策动的，这时也找个借口把姓周的抓起来弄死了，再派出缇骑赶赴外地抓捕陈定生和侯方域。

幸好冒辟疆躲到扬州后获得了史可法的庇护，而方以智早已逃往岭南去了，这两人才未遭毒手。为此，阮大铖更编了两份黑名单，一份叫《蝗蝻录》，一份叫《蝇蚋录》，前者把东林党人比作蝗虫，把复社成员比作蝗虫的幼虫蝻；后者把附和东林、复社的缙绅士子比作成群起哄的苍蝇蚊子。这样一一开列名单登录，准备统统抓捕一网打尽，迫使东林、复社中的许多人都四下逃亡。只因清兵下江南的动作太快，阮大铖一伙才没有来得及办完此事便作鸟兽散了。

再说阮大铖这个以“知兵”而复出掌权的兵部尚书，在军事方面的唯一建树便是唱高调说空话，此外没有任何业绩可言。弘光在起用他的谕旨中说：“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说的就是阮大铖在皇帝面前把他的军事谋略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他当上兵部侍郎以后，又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滔滔雄辩，显示他是个胸有成竹、见微知著的军事天才，并且慷慨激昂地表示：“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矢之天日”。于是阮大铖不久便官升兵部尚书。可是从此以后，他就忙着纳贿荐引、抓人杀人了，“本职工作”荒废过分，以致皇帝不得不降旨批评：“谕阮大铖：江上奸人出没，乱兵纵横，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严备。”

那时的局势相当荒谬：清军往西追打李自成，李自成往南追打左良玉，左良玉往东进攻南明小朝廷。因此，马、阮连忙抽调江北的部队抵挡。却不料清军大举南下，扬州顷刻城破，随即顺利渡江直扑金陵。而这个皇都“竟无一人登埤守城”，皇帝和马、阮均分头逃之夭夭，钱谦益等人则开门迎降。老百姓愤怒之余，只得放火焚毁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府邸出气了。

南明覆亡，失去了权位的阮大铖成了丧家之犬：浙东的鲁王不要他，拒绝他的朝拜；福建的隆武更要抓他问罪。阮大铖只得在浙西一带流窜，最后“投朱大典于金华，大典留与共治军”。而朱大典和阮大铖是同年进士，又都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兵部尚书，两人同样贪赃枉法，是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所不同的是朱大典此人早已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因为南都失守前，他就逃回家乡金华，在当地招募义兵，扩充实力，占山为王，同时接受南明鲁王的任命，担任“东阁大学士，督师浙江”。他对阮大铖倒是颇讲义气的，曾要阮帮他“共治军”，并且邀阮和他一道巡城。到了西门，他又向阮指点说：这一带城墙是新修的，土还没有干透，一旦有事，这里需要严加防守才好——把城防的薄弱环节也告诉了这位好朋友。但是金华的士绅和义兵不答应，他们张贴檄文，声讨阮大铖的丑行与罪状，宣布他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要驱逐他出境。朱大典只得送阮大铖去另外一支防守钱塘江的部队。这是他第三次遭到驱逐。

混入江防部队的阮大铖，据《爝火录》记载，通过关系“潜通降表于清，且以江东虚实启闻，在江上为此间谍者几一年，而越人不知也。后大清录用降官，阮大铖有‘投诚独早’之语”〔8〕。果然这支江防部队不久就被打垮，清兵顺利地渡钱塘江而南，进逼曹娥江。阮大铖这时用不着隐蔽了，遂带一批人“至江干迎降”，完成了他的又一次叛卖。带兵的清军贝勒“召大铖至，于衣领中出纸一条，有字数行”。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被他谎称已“合家殉难”的冯铨，这时已降清做官，向南征的清军贝勒“特荐”了阮大铖，那纸条便是他写给阮大铖的密信。这样，阮大铖便在这支南征清军中“以军前内院从政”，也就是帮忙做地方工作。阮大铖很积极，“自请于贝勒，愿为前驱破金华以报国恩”。意思是他不仅会做地方工作，还要参战立军功，在新主子面前显一显自己的“知兵”之才。但阮大铖并不想利用朋友交情去劝说朱大典投降，因为如果献城的是朱大典，阮大铖就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新主子做见面礼了，所以他说的是要“破”城，仗的是自己知道金华城防的薄弱环节所在。果然清军围攻金华时，集中所有的炮火轰击西门，“城遂塌，乃陷，焚戮甚惨，以报檄讨之恨”。就是说，要以大烧大杀来报复金华人张贴檄文声讨和驱逐他之仇。而朱大典则在城破时引爆弹药库自尽，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死在好朋友阮大铖手里的。

阮大铖对老朋友是如此手腕，而对新主子呢，则是另一副嘴脸。《爝火录》卷十六中有两段文字写得很生动：“是时，大清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政官无从得食。”这就是说，大部队一路烧杀抢掠，把地皮都刮光了，他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人跟随在后，连饭都吃不上了。但“阮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从何处得来？’阮应之曰：‘小小运筹耳！我之用兵，不可测度，不止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韵对偶，令作诗，才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诸公）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9〕由此可看出，这位才子是多么善于放下身段无微不至地巴结讨好对方并同时表现自己的！

而当这支清兵攻占衢州时，阮大铖忽然面部浮肿，带兵的贝勒劝他留下养病，等到部队攻占福建后再派人来接他。“大铖惊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已而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意耶？’”原来这些日子里他已为自己谋得了充任福建的巡抚。为了不让别人插手抢夺，所以他不肯留下养病，定要带病随军南征。当时他们这支部队要翻越仙霞岭，别人都骑在马上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先登”〔10〕。他十分卖力，十分逞强好胜，不料卖力过度，一口气缓不过来，大约犯了今人所谓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症，仆在一块岩石上，死了。这是三百六十年前，1646年7月里的事。

〔1〕《阮大铖戏曲四种》，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13页。

〔2〕《陶庵梦忆》卷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3〕〔6〕《东林本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295页。

〔4〕〔5〕转引自谢国桢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23、125页。

〔7〕《爝火录》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

〔8〕《爝火录》卷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7页。

〔9〕〔10〕《爝火录》卷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73、676页。

与“粥”有关

? 张云江

一碗粥盛得下一部二十五史。

明代张应文撰有《粥经》一篇，其中有云：“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