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拍曲处也”。如今上距一九五三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日前在路边旧书地摊上偶然觅得黄山书社一九九三年版《阮大铖戏曲四种》一厚册，便也想去看看今日的库司坊是何模样。辗转打听数日，结果一无所获，不仅阮大铖的故居遗址早已消失，就连库司坊这个地名也罕有知者，只知那一片地方已改造成为鸽笼般的居民楼簇拥着数幢玻璃墙幕大厦的公式化现代景观了。

阮大铖一生共创作戏曲十一种，另有《咏怀堂诗文集》数册行世，均已大半散失。黄裳先生曾分析阮大铖著作散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焚之余，流传遂罕”；二是“况其人名列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人们）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其实黄裳先生指出的两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即人们憎恶阮大铖其人，也就连累到他著作的流传。这恐怕是主因。如今黄山书社收辑的虽仅戏曲四种，好在流传较广最负盛名的《燕子笺》、《春灯谜》以及《牟尼合》、《双金榜》都已在内，也可豹窥一斑、聊胜于无了。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阮大铖都是公认的小人、坏蛋，但又是一个公认的才子、能人。他从万历四十四年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踏进官场，到顺治三年跟随清军南征福建途中死在仙霞岭上，三十年间曾经两次叛卖，三次遭众人声讨、驱逐，立身行事劣迹斑斑。哪怕最会做翻案文章的才子恐怕也难以为他洗刷，就连他最后卖身投靠的大清皇朝，在编修《明史》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列入了“奸臣传”。

但另一方面，钦佩他才华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

阮大铖从事戏曲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昆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年代。昆曲在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人改革以后，至天启年间蓬勃兴盛，被称为“雅音”，其文词典雅，曲调柔曼委婉，演唱与表现技巧更臻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体系，是当时的一种新兴艺术式样，在官绅富商和士子中备受欢迎，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但当时的文人骚客，虽擅长诗词散文，对戏曲创作却多半不重视，不大肯涉足，即或有人涉足，也只会写，极少本人能演能唱的。这昆曲的剧本当时叫“传奇”，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而它在观众中受追捧的程度也和上个世纪电视剧刚流行时相仿佛。因此阮大铖可以说是“慧眼识昆曲”，放下擅长八股文和诗词的官僚文人身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部戏曲“传奇”，在促进昆曲艺术成熟与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说是有所贡献的。当然，他之所以化费时力从事戏曲创作，着眼点在于想利用昆曲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不过阮大铖颇肯钻研，他熟悉昆曲的唱腔、角色的身段、表演的技巧，所以其写的剧本与一般文人像填词那样写出的剧本不一样。

阮大铖同时代人文震彦说：“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而阮大铖的创作“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1〕。其言虽有吹捧，却也符合实情。阮大铖不但能写，而且是一个能导、能演、能唱的昆曲全才。他写出的剧本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不仅如此，阮大铖编的剧本还相当讲究艺术的悬念，像“春灯谜”就安排了两个悬念来推进剧情，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阮大铖的剧本都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倾动一时”。他也因此得以借力那个时代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而成了公认的才子。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2〕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别号石巢居士，因有一脸络腮胡子，也被人称为阮髯、阮胡子，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所以又被人称为阮怀宁，或简称“怀宁”。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按传统的算法应活了六十岁。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人认为是个东林党人。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和东林猛将魏大中是同年，按“郡望”而言还是东林主将左光斗的同乡。在他那个时代，师生、同年、同乡这些关系，彼此都是负有相应的道义之责的。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早髯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位青年才俊却在三十八岁上即天启四年，悄然叛卖东林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幕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世上并无天生的坏蛋也没有天生的圣人，“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的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阮大铖变节时，明末党争激烈。到了天启四年，东林党的老对手齐、楚、浙三党，均已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其时魏忠贤已经控制了皇帝和宫廷，正要干预朝政。朝中的东林人士逐一遭到攻击，政治天平越来越向阉党倾斜，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关口上，阮大铖悄然叛变，其直接的动因是东林党人妨碍了他的仕途升迁。在皇权专制的政体中，官僚们追求仕途升迁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本来也算不上是罪恶，问题在于阮大铖为了自己升迁，竟去打压他人。而他的打压手段，又是假手阉党。原来，这些年来阮大铖一方面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和阉党人士勾勾搭搭，即他和魏忠贤管理的特务机关东厂的理刑官付继善、刑科给事中付魁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姓付的又和魏忠贤的外甥付应星“通谱称兄弟”。这样阮大铖便有了一条暗通魏忠贤的门路。他为了自己升官而打压别人，就是通过三位付氏，再请魏忠贤假借皇帝谕旨的名义而实施的。除此以外，阮大铖还和阉党中的另一位才子冯铨交上了朋友。

他俩的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对阮大铖来说也至关重要。有记载说，那时阮大铖去拜访阉党人物，按官场礼节先得“通名帖”，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帖交给对方的守门人请求通报，等到对方请他登堂入室，接待交谈方能完毕。阮大铖告辞离开时，每次都悄悄塞给对方守门人一些银两，要求把自己递交的名帖收回才算，以防留下痕迹日后被人发觉。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表明，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但他还是决心要这么干，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有这份野心，在预期可以到手的现实利益面前，他并不在乎什么节气和人品，而要的是“捞现钞”。

尽管阮大铖通过阉党搞到了一份打压他人的谕旨，但此事反常，惹得“朝论沸然，皆知大铖自为地也”，大家都知道是他从中搞了鬼。而东林党人的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偏不买账，偏不肯推举阮大铖升迁，却推举了魏大中。且有消息说：左光斗很生气，扬言要揭发阮大铖的阴谋劣迹。于是，阮大铖便策动付魁抢先上疏参劾左光斗和魏大中，等到这份参劾的奏章递上去了，他自己却请假回乡以避嫌疑。但阮大铖又并不是真的回乡，而是到了冯铨的家乡涿州，在那里等候魏忠贤，因为他有内线告知，魏忠贤即将奉旨去涿州进香。阮大铖把这一套阴谋诡计搞得如此诈中有诈、曲折复杂，可见他确有“弯弯绕”之才。

事情到了这一步，阮大铖就只能和东林党人对着干了。其实这么些年来他虽然和东林党人声气相通，但无论是旨趣还是性格，与那些东林师友们实在格格不入。高攀龙是个儒雅方正的道学夫子，魏大中和左光斗都是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拼命三郎，他们又都是真诚信奉儒家经典的理想主义者，只知忠君爱国，不顾身家性命，并不在意个人的仕途进退，而且他们的“忠君”是诤谏而不是迎逢，其“爱国”则是关心生民疾苦、不顾情面地弹劾贪污渎职的同僚。他们以气节操守自勉，也以此要求朋友，即所谓结道义之交。可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刚严方正的书呆子气。阮大铖和他们混在一道，肯定是气味不相投、浑身不自在。魏大中的狱中遗书便证实了这一点：“阮故勿善予，自恨滋甚。”而阮大铖老是担心左光斗要揭露参劾自己。

阮大铖是决心要和从前的师友绝交了，但他不吵不闹，做到了“君子绝交无恶声”，同时却狠狠地往他们背后捅上一刀。天启四年春天，阮大铖在涿州和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竞夜谈”，可见谈得多么投机。值得注意的是“燃秸”二字。在厅堂和密室之中是不必也不能燃烧麦秸堆的，只有在旷野或荒僻无人的建筑物里，在北方寒冷的春夜中，才需要“燃秸”取暖兼照明。可见他俩这次长谈是一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阮大铖是否就在那次密晤中拜认魏忠贤为干爹，他俩在“竞夜谈”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旁人都不得而知，但从魏忠贤随后采取的行动中，不难测出一二。

涿州会晤以前，魏忠贤并不掌握东林党的内情，所以阉党打击东林，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攻不着要害也没有章法。但是涿州会晤以后，魏忠贤回到北京便逮捕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汪文言。汪的被捕使东林党人大为激愤，杨涟便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纷纷响应，在没有把握的情势下他们纷纷投入了和阉党的决战之中。然而，皇帝却在魏忠贤的掌握之中，所以参加此次参劾的人都遭到贬逐，然后“东林奸党”便一批又一批、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仅仅是大屠杀的序幕。接着，魏忠贤便清洗内阁，将其全部换上了阉党分子，然后再对汪文言用酷刑，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贪赃。汪文言宁死不诬他人，阉党便自编一份“供词”把汪文言打昏过去并捺上他的手印，再把他折磨致死灭口。这样，依据这份“供词”，阉党派出大批缇骑奔赴全国，逮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将他们残酷地逐一折磨致死。可以说，阉党这一系列动作在目标、方法和步骤上，都打得稳、准、狠，并且颇有章法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都是阮大铖出的点子搞的鬼，但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切与阮大铖无关。

幕后策动、不落痕迹、叫人们感觉到却抓不着证据，这一套功夫正是天启年间阮大铖的行为特征。阮大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东林党人秋后算账，因为他有足够的聪明看出这个乌七八糟的阉党全凭利害关系结合，一旦形势有变或者利益分歧，早晚必垮无疑。所以阮大铖在阉党中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做出头椽子，行事低调，八面玲珑。果然三年以后，崇祯皇帝镇压魏忠贤逮捕处决那些阉党红人时，阮大铖竟毫发未损地躲过了第一波的打击。

不过，魏忠贤垮台后阮大铖确曾奏上一本《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当时的情况是，崇祯一出手就镇压了魏忠贤和客氏、崔呈秀等首恶分子，即对阉党采取了“斩首行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朝廷内外掌权的多半仍是阉党分子。而此时为死难东林党人鸣冤，要求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被贬逐的东林党人也开始奉诏起复掌权，新一轮的党争局面正在展开。阉党分子力图挽回残局，反对追究凶手，反对起复东林党，便纷纷上疏，企图影响新皇帝。但他们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问题，独有阮大铖这份奏章回顾了从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党争过程，而且紧紧抓住了崇祯十分憎恶的朝臣与太监私相勾结之事大做文章。当然，此文也骂了几句魏忠贤，但主旨却是说：魏忠贤这一套罪恶行径都是向东林党学来的，东林和阉党一样坏。其中他特别指名攻击了汪文言、杨涟、左光斗等直接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因为如果这些人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那他阮胡子可就麻烦大了。

这份奏章足以表明阮大铖的心机之深和手法之妙，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他已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权。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实就是争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百战百胜，谁能说服皇帝谁就会大获全胜。阮大铖精心炮制的这篇投合皇帝胃口的奏章，如果说服了崇祯，那他不仅再无危险，说不定还能升官掌大权。然而明代虽是皇权专制，对官绅阶层而言却能政务公开，即朝臣们所有的奏章和皇帝的批示、谕旨，都应公布传抄。于是，阮大铖这份奏章一经公布，立即有人批驳弹劾，说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崇祯便很快降旨：“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去！”——这道圣旨简直就是一声叱骂：“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滚一边去！”

接着，皇帝又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列名的阉党分子二百余人均被论罪。阮大铖因为一向行事低调、隐蔽，罪行没有充分暴露，仅按对魏忠贤“颂美赞导”罪，列入“结交近侍又次等”，即第五等论罪，获“坐徒三年纳赎为民”处分，但“冠带”却革去了。应该说，这份《钦定逆案》定得很马虎，漏网者甚多，对列入名单者的罪行也查得很不彻底，处理上更是罚不当罪，过于宽大。因此名单公布以后，东林和阉党双方都不满意。黄宗羲在明亡后写的《汰存录纪辩》中说：“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终毅宗（崇祯）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3〕在这些“百计翻之”的“小人”当中，有两个人蹦跶得最起劲，响动也最大：北方涿州的冯铨和南方的阮大铖。

明代官员被削籍为民以后，多有重新起用掌权的例子，而且他们在现职官僚之中也多有“老关系”。所以官员们虽遭革职回乡，依旧名列缙绅，可以交通官府。阮大铖“自逆案既定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以为实，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安’之谣”〔4〕。复社与阮大铖有仇，他们的声讨或有夸大张扬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阮大铖获罪回家，为了“增设爪牙”，便策动纠集一批当地的青年学子组织了“中江社”，声称入社的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推荐，结交那些在位的官宦老朋友，便于考中秀才和举人。中江社果然纠集了一批青年。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人，他便向中江社成员们做策反工作，揭发阮大铖的劣迹，要求他们和阮划清界线。于是就有几个中江社成员中途退出，使阮大铖恨之入骨。同时，阮大铖还勾结官府包揽诉讼，敲诈富户、欺压贫民，从中捞钱，“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引发骚乱。当地百姓聚众闹事要求杀他，他仓皇逃往南京。这是他第一次遭到驱逐。

南京在明代是“留都”，也称南都，是那个时代东南半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足以辐射全国。阮大铖逃到南京，据《留都防乱公揭》指斥：“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他不仅毫无落魄狼狈之态，倒有一付神气活现的架势，一改前几年当官在位时行事低调鬼鬼祟祟的作风。不难看出，他这是在向人们示威：我阮胡子倒不了！你朝廷革了我的官，你安庆人骂我、赶我，我全不在乎！我照样活得滋润光鲜！我照样能呼风唤雨！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付不买账、不在乎的才子加流氓的架势。

阮大铖在南京库司坊的住宅，当年倒是气派非凡。此外他在城郊祖堂山还有一座别墅。其家中蓄养着一个完整的戏班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色色俱全。再加奔走服役的僮仆婢妾、苍头管家，足见他家业之大之阔绰。他那家庭戏班子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演别的戏曲，只演阮大铖的作品。阮大铖精心调教这些“戏子”，“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使他们）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张岱语）。可见阮大铖既是编剧，又当导演，花费了不少心血。当然，这不只是他闲得无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是另有目的的。

当年的南京是明太祖的陵寝所在，使得洪武朝的宫阙犹存，留守的太监成千上万，并和北京一样配备了带兵的守备太监。离南京不远的“中都”凤阳，那里又有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也有大批太监看管，同样配备了守备太监。总之，在当年的南京一带，太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而阮大铖原本就是阉党，和太监这股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阉党分子冯铨则和北京皇室里的太监们早有往来，始终未断联系。阮大铖曾对人夸耀说：“涿州（冯铨）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所以阮大铖在南京，始终着意巴结讨好当地的大太监，而常请他们宴饮观赏自编自演的戏曲，甚至在戏曲中借角色之口拍他们的马屁。《阮大铖戏曲四种》中《牟尼合》一剧的附跋曾记述道：“初填此曲，（其情节）实以程咬金、秦叔宝二人庆尉迟敬德生辰。嗣以延诸阉玩赏，又改为牛、邢、裴三宦，数示歌颂功德之意。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初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好家伙！为了取悦宦官，竟把剧中角色改为太监，而且另印精美的曲本加以奉献。真是不惜工本，务求讨得欢心。

阮大铖以编演戏曲为手段，想通过结交宦官拓宽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费。据陈定生《过江七事》记述：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身亡以后，南都诸臣商量拥立哪一个亲王做皇帝时，正是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得勾结刘良佐、黄得功等军阀，抢先一步决计拥立福王，再请马士英出面宣布，而南京守备太监韩某，则遥相呼应逼南都诸臣就范。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其幕后军师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后来也向弘光皇帝表功，说自己曾在祖堂山中致书马士英，商量布置“拥戴”事宜。

然而以南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又是东林、复社的大本营、策源地。阮大铖起初曾想与他们公开唱唱对台戏，便拉拢一些名士成立了一个“群社”。可是应者寥寥，对台戏唱不起来，这个“群社”也就无疾而终。于是，阮大铖便改变策略，对这些东林、复社名流巴结讨好，而他那些剧本和那个家庭戏班子，则同样充当了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工具。有名的“复社四公子”，他们的父辈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大官僚，而这些公子少年气盛，在南京“饰车马，通宾客……游必置酒召歌舞”。当时南京的戏班子又多又好，天下闻名，而以阮家班子数第一。所以，四公子中的三位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在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曾召阮家班子来看看究竟演得怎么样。这里一个“召”字，分明显示这些贵公子的倨傲，但阮大铖的反应却是：“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满口承应，十分重视，不仅派老管家率领戏班子前去应召，而且派人悄悄跟着去探听三位公子看戏听曲后的反应。结果大触霉头，这三位公子虽然称赞他的词曲写得不错，但加给他的辱骂也很厉害：你这个太监的干儿子，别以为你的词曲写得不错就能赎洗你的罪孽！——气得阮大铖“捶床大恨”。后来阮大铖又曾花钱派人单独对侯方域做工作，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从此和复社结下了深仇。

阮大铖在南京住了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