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供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支持。面对整个西方世界，伊拉克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加之国内什叶派穆斯林与库尔德人的反抗，从根本上注定了萨达姆政权失败的命运。

第二次海湾战争暨伊拉克战争已落下帷幕。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迅速转移到了战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中东乃至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而把战争本身留给了军事历史学家。就在伊拉克人民开始享受独裁统治崩溃之后的政治自由时，巴格达的政党和政治派别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产党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民主党人、“自由军官”以及什叶派和库尔德派别，纷纷冒出地面，跻身战后伊拉克的政治舞台。战火方靖，什叶派穆斯林即大规模地前往圣地卡尔巴拉朝圣，在那里响应最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袖穆罕默德·哈基姆的号召，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做准备，哈基姆随即从流亡地伊朗回到阔别了二十三年的祖国。哈基姆的弟弟、副主席阿卜杜拉·阿齐兹·哈基姆表示，国民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愿望将在自由选举之中实现，因为什叶派人口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些媒体认为，美国在重建伊拉克的政治设计中，显然低估了什叶派的因素。自由选举有可能导致伊斯兰教激进势力的崛起，而这显然与美国发动战争的初衷相悖。北方的库尔德人呢，凭借倒萨有功和战争中跑马圈占的地盘，自然希望实现自身梦寐多年的政治及经济权利诉求，但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并未获得改善。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几十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话，他说：“邱吉尔有一个很荒唐的想法，他要把基尔库克和摩苏尔这两个‘油井’连在一起，但种种因素却把这两个‘油井’隔开了；他要把库尔德人、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联合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三部分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几十年过去了，这段话仍像昨天那样新鲜，而美国人在伊拉克重建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几乎丝毫未变。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将会出现一个美国式的伊拉克吗？抑或是伊拉克将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成为二十一世纪文明冲突的前沿？

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看到一种十分悖谬奇特的政治景象：一方面，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韧于埃及革命的自由军官运动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感召与影响，中东北非一大批国家几乎是用与埃及相同的方式，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专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战后的政治安排下，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始终秉持君主专制体制。两者虽然都是阿拉伯国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却往往水火不相容。前者社会体制较为开放，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体制，教育、文化、社会风尚较为开化，甚至说较为西化，经济上则多实行国有制，尤其是把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后者则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宗教统领社会意识形态，更为保守与专制，虽然因石油而富国，却并未取得应有的社会进步与开放。令人不解的是，前者（除埃及等少数国家）大多（如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张，甚至被斥之为所谓“邪恶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而后者（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却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这里，似乎存在着某些历史错位。“9·11”

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吃惊地发现，本·拉登及“基地”等世界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成员的政治与财政支持，大都来自海湾国家，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考量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就在此次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东“民主多米诺骨牌”理论，表示美国将在伊战之后，以伊拉克为起点适时启动民主改造阿拉伯世界的计划。果然，伊战落幕伊始，美国高官即马不停蹄地造访中东国家，布什总统则明确提出了所谓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同时美国开始裁撤在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军事基地。就在此时，沙特阿拉伯发生了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侨民的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美阿的传统关系出现了疏离迹象。据传言，华盛顿还计划重建一条1948年废弃的输油管。这条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输油管，自库尔德人控制的摩苏尔，途经约旦，然后向西通往以色列北部地中海港口海法。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油管被废弃后，从伊拉克输入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石油被转而输入了叙利亚。

只要打开地图即可明了，重启伊拉克—约旦—以色列输油管道后，伊拉克石油将绕过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叙利亚，通过约旦，输往中东极度贫油国家—以色列。该管道的恢复不仅将改变该地区的地缘经济结构，为伊拉克重建带来收入，同时将解决以色列的能源危机，并可成为改变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利器，排挤叙利亚，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长期的能源围困，建立以以—约—伊为核心的新型地区经济政治结构，可谓一石多鸟。控制伊拉克石油，使伊拉克石油重返世界市场，将会使美国有能力挥舞起“古巴比伦的石油鞭子”，抽打OPEC，抽打俄罗斯，抽打欧洲，抽打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们曾目睹了石油怎样具备了缔造或粉碎一个国家的能力；在今后的日子里，全世界的观众或许将会从一幕幕的电视直播中，一再地观摩由“石油相思”所导致的、如刚刚落幕的伊拉克战争那样的“血色的迷狂”。推进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显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手中挥舞的中东之剑此呼彼应的锋利双刃。

人类的历史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篇的，历史也绝不会在这里结束。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母亲河。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还有以撒之父亚伯拉罕（Abraham，father

of Yitshaq），这位最为著名的苏美尔牧羊人，四千年前，从乌尔出发，辗转经过今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到达迦南（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遂成为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祖国，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得到三大宗教的共同采纳，而他本人更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尊崇为共同的祖先。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处像两河流域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战争的蹂躏。自苏美尔时期以降，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暨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暨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暨伊尔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方不列颠帝国，直至今日，战争仍是这一土地上最鲜明的主题。饱受摧残的美索不达米亚大地已伤痕累累，但依旧昂然卓立于两河之间。几千年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伟力，不断地夯实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废墟、文明的断层和失落了的古代天堂，积淀起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层累，使得她更具悲怆的庄严与魅力。历经万劫的两河文明犹如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冲天悲鸣，一再呼唤着人类的理智与良知。文化的生命力就是如此恒久而神奇。在这座由全人类的历史铸就的黄钟大吕的轰鸣中，今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冲突的话语，竟显得如此渺小与卑微。

据《圣经》记载，巴比伦人一直想要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今天，两河流域的原野上就坐落着许多巨大的金字型神塔。显然，在延绵四千年的历史时序中，人们始终没有放弃造塔的努力。无论是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颓塔，还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萨迈拉清真寺的尖塔，都有环绕而上的阶梯，似乎是要请天上的神灵顺梯而下，抑或是地上的人民可以藉此在神灵的引导之下获得通往天国之路？

哲人黑格尔如是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欧罗巴，一般说来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它绝对是西方，亚细亚却绝对是东方。”如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历史的众神之车也是从东方到西方经天而行的。苍茫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旷野，正是人类文明的朝阳初升之地。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后，在两河之地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却被上帝视为邪恶，降洪水灭之。义士诺亚（Noah）造方舟带领人类避过此难，并放飞和平鸽探知洪水消退的消息。那洁白的和平鸽终于衔回了新嫩的橄榄枝芽，带回了绿色和平的消息。这时正值黎明，太阳重新升起，依旧是那么新鲜、明亮。

曾经沧海难为水

——寻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狱中自述的现代意义

? 张宝明

〔题记〕地火在运行，我忘不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更对在动荡岁月里豪情满腔、壮志凌云的仁人志士肃然起敬。理想、激情、斗志……再回首，往事如云、如梦、如烟……岁月如歌，随风而去的精神长缨时时侵蚀、啃噬、鞭挞着我那不安的魂灵。世纪末的后生不能不对世纪初先驱的精神冲动产生令人激动不已的思想回响。

本文，意在抒写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军的悲剧情怀！

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瞿秋白，1899～1935。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充满政治激情、饱蘸理想情怀的三位书生革命家的年龄相差十载，而他们生命的享年却呈现出戏剧性的逆差递减。瞿秋白，一个诗意纷飞的浪漫之士，只在人间度过了短短的三十六个春季，名中有“秋”的他却未能享受第三十六个秋季。对向来有“悲秋之士”雅号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致命的摧残。发这种思古之幽情不是笔者的初衷，毕竟瞿秋白于1935年的6月18日被杀害。

烈士死前，如入暮年。人之将去，其言也真。“自述”、“多余的话”、“上诉状”，虽然形式不一，但是内容却都是各有其真的“自白”。

固然，这里不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情，也不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壮志，更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从容，可我们从中却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平素身世及文章里所难以领略的精神气质、人间情怀、冷静思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选择“困兽”情形里的自我形象，则是审视二十世纪书生革命家的一个颇为有趣的视角。

自传：“同是天涯沦落人”

从三人的家庭身世、游学经历、革命生涯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与生俱来的“同事”意义。

陈家由一个当地的“望族”而沦为“破屋”，家道中衰的经历让他在“怀宁人眼皮子浅”的白眼中度过了本应天真无邪的童年〔1〕。李大钊比陈独秀的身世更为“不幸”，他不但在两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且在母亲的相继去世后成了孤儿〔2〕。瞿秋白，破落书香之家的童年生活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母亲因欠债而自杀的凄惨与悲凉：“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时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3〕

如此这般的经历使他们自幼就缺乏应有的爱。他们对爱的体验不足，因此所理解的爱也只能是一种最大能量的幻想与渴求，哪怕是一种爱的乌托邦！在三位先驱黑而亮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恨，一种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愤怒。

心灵的孤寂使李大钊自幼就懂得“靠书本和墨水台来充实我全部生活中的流年岁月”〔4〕。家乡私塾、永平府中学以及东京的留学生涯使其饱读诗书。因此回国后先生便以扎实的中西文化根基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学而优则仕”所蕴涵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古训已经成为他心灵里的过眼烟云。昔日的“文房四宝”已经化做“石笔铁砚”，留驻书生笔端的则是呜咽悲歌、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挥泪迸发的必将是“悲歌辞易水，壮志出天山”的豪迈诗篇〔5〕。无独有偶，陈独秀虽然对“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光宗耀族观念不屑一顾，但是爷爷“严厉”的叫板却使他不得不伏案苦读。“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的陈氏嫡孙中了秀才，还有过乡试的经历。1898年，杭州求是书院又为他提供了通向西学的桥梁。之后的四次赴日游学更使他学贯中西，在以《新青年》杂志起家的同时，就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也许，瞿秋白的求学经历更为沧桑，作为“后生”的他在小学学堂与中学学堂的游历固然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但即使是在北京因无力进入大学读书而不得不在俄文专修馆的求学也属“寄生生涯”。学膳免费最富诱惑力，在这样狼狈的窘态中超度了“万般皆下品”

，自然也是破落书香门第的一种幸运选择。文乎其文的新式士人气质固然不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浪漫，但是在其一生中也将过多学院气、过分理想化、过于激动化的天真与迂腐顺手牵了过来。日后瞿秋白赴俄学习，而成为一个年轻有为的单纯之纸上谈兵理论家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瞿秋白很快介入铁流的转变我们一点也不难理解。捉襟见肘的严酷现实令其别无选择，而在他做了过河卒之后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一往无前：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曾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经历了一个从犹豫彷徨到一发而不可收的转变。关了三天的被捕经历不但没有挫伤瞿秋白的意志，反而使他在“卷入旋涡”的“热烈”后有了“一次暴动胜于千百万册书报”的“震惊”和“刺激”〔6〕。1920年10月，俄文馆的特殊履历使他得到了接受《晨报》聘请的机会。赴俄作记者的“俄乡纪程”，使他加快了对书生革命性情的向往步伐。“赤都”留下了他心灵的记录，他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总有那一天”〔7〕：与其说是纯真向往的步伐，毋宁说是浪漫的幻想。如果说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耳濡目染让瞿秋白的理想扶摇直上，那么李大钊的政治敏感以及对“Bolshevism胜利”的雀跃则与瞿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自信而又不容置疑的告白掷地有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在“书生”或说“学问家”

的意义上，陈独秀与李大钊更有相比之处，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结社以及不畏牺牲的道义担当一直是他们延续不断的未了情结。此时的“老革命党人”也正是在“辛亥”无望、无路的情形中，在实用理性的促使下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俄国人的道路的。陈独秀从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到下野沦为“托派”，他的政治信念义无返顾，即使是在国民党监狱也毫不讳言地慷慨陈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南北局势形成了对中共的南北夹击。我们的主人公陈、李、瞿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各自演绎出一幕幕历史悲歌的。

自述：“秋风秋雨愁煞人”

这句话本是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的绝命词，可用在书生革命家的狱中陈词里一点也不越位。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第六次入狱了。从容之中带有真理使者的自信和不服，回顾自己的革命历史后，他慷慨激昂：“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而且，为了成就大业，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所进行的“一切的一切”，永远合乎时代的潮流，为此，他不但在狱中对自己“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作为”毫不后悔，而且也毫不隐晦。出于对共产党追求的“自由社会”信念的坚定立场以及无限憧憬，陈独秀身处逆境而冷静有加。他条分缕析，对国民党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驳斥：“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

‘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9〕冷静、沉着、大气的人格力量奠定了陈独秀的思想魅力：“党国”不分历来是统治者愚昧民众的伎俩。他力抗“群言”，力辨“党”与“国”之别，“国”与“府”之异，这和他五四期的“卖点”一脉相承：陈独秀五四前夕曾经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对情感盲目的爱国与自觉理性的爱国作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他又以《我们应不应该爱国？》为题诉诸青年：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很容易将党、国、政府这些概念混为一谈，从而滑落为愚昧的爱国激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群众的（爱国）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

”基于“我行我素”、“始终如一”、“忠于自我”的思想人格，加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平静心态，陈独秀不但拒绝了著名律师章士钊的热心相助，而且在真理面前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劈肌入理，在为自我辩护的同时也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而在日军到来时节节退让的丑陋面目。

在此之前的五次被捕中，每一次的面对都是镇定自若。即使是在枪口深黑、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陈独秀有的也只是尽快了断的坦然。对他来说，危险从不存在。所谓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诸多溢美之词，在陈独秀的行动中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再现。他不仅“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而且有“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的要求。在一些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奢求，而在陈独秀那里，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正义诉求。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忠于事、忠于人，这就是陈独秀一贯的性格。他的思想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概括的那样：“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书生的君子品行流诸革命行伍，二十世纪壮志冲霄汉的豪情在陈独秀身上得到了完整的再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折杀哪一个，先从独秀起！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具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真正情怀！

也许，这种性格与其生理年龄相差二十的瞿秋白有着不可思议的性情区别。偏激、天真、忧郁甚至有些纤弱的精神气质让瞿秋白在急遽转型的大动荡时代做着力不从心的“跛足的迅跑”。这就是，激进、热烈而又敏感的精神气质使他很快从苏联的理论信仰中赢得了中共元老的青睐。1923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瞿秋白作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资深使者，陪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便被李大钊推荐为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远来的理论家深为诸位所推崇，四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他便成为陈独秀位置的接替者。由于由“右”而“左”，仅仅八个月的时间瞿秋白就演绎出了凝聚着二十世纪书生情怀的人生悲剧，即作为陈独秀问题的纠正者，他和蔡和森一样有“理论”贡献，可是也正如同陈独秀的命运一样，他那妄自尊大、惟我是尊、“我即真理”的盲动主义思想以及1930年与其他人一起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一同遭到了与陈独秀没有什么两样的“清算”。蔡和森断言“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张国焘则大斥秋白对共产国际有“两面派”的“态度”，李立三则在各位革命同志的激情感召下决然指责秋白“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10〕于是异口同声的批评迫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将瞿秋白定位为“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全党应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11〕。瞿秋白经受了如此这般的考验后，直到临终时刻才开始了对这一“斗争”模式的反思：既有对他人也有对自己。说违心的话可以理直气壮，给人的评判可以无限上纲，《多余的话》中“历史的误会”的概括使瞿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的攘权行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多余的话》之所以悲情无限，一再声称自己不适合“从政为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思：“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12〕光明磊落的“名”与“假面具”的“实”形成了反差，对一个有良心和正直感的知识者来说，瞿秋白不能不在临终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