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格里斯河畔诞生，那就是《天方夜谭》中所描述的巴格达。被称为“和平之城”的巴格达，与一百多年前崛起的中国唐帝国都城长安一样，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历史学家安德烈·米克尔说：“地球是按巴格达的时间转动的。”此时巴格达的艺术和科学十分繁荣，在音乐、星相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学者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书店、图书馆里熙熙攘攘，著名的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创办时间比创办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索邦大学早二十五年。港口城市巴士拉也成为著名的不夜之城，支票和汇票在那里很盛行。在中国唐代外交家兼地理学家贾耽的《四夷路程》一书中，巴格达译称为“缚达”，是广州向西通海之道的最远的落脚点。及至宋、元，有关记载更多，译名也花样繁多，如《西使记》作“报达”，《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元秘史》作“巴黑塔”，等等。这也难怪，元朝时的中国人甚至和伊拉克人做了一回“近枝亲戚”。

美索不达米亚静静地浏览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衰，而她自己却岿然不动。古往今来，大帝国的分裂总是在所难免的。阿拔斯王朝的分裂不到一百年就开始了，蒙古人给了这个老大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1219～1265）统帅大军攻陷巴格达，在此建立了伊儿汗国（Il

Khan，1258～1388）。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蒙古人的刀下。哈里发本人也被裹在地毯里践踏致死。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变成红色，那是被屠杀者的鲜血浸染的。在另一些河段，河水变成黑色，那是因为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书籍被扔进了河里，书上的墨迹把河水染黑了。灌溉系统也因战争和疏于管理而被破坏与毁弃。阿拔斯王朝就这么完结了。蒙古人征服了从两河经波斯高原、再到阿富汗北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可他们自身却被伊斯兰教和波斯人、突厥人所同化。到十四世纪中叶，汗国实际已土崩瓦解。此时，出身于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的“跛子”帖木儿（Timur

Lenk，“the Lame”，1336～1405）乘机起事，十四世纪末，伊拉克又陷入了帖木儿帝国之手。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受到突厥人的统治和波斯人以及瓦哈比教派的蹂躏。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进而建立起了另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两河地区成了土耳其帝国与伊朗萨非王朝之间不断争夺的俎上之肉，人民苦不堪言。1534年，奥斯曼土耳其从伊朗萨非王朝手中夺取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划分为摩苏尔（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巴格达（中部，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巴士拉（南部，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为主）三大区域，分别设三大总督管辖。

两河流域的地形特征，决定了伊拉克的人口结构——山地居民、农耕民族、沙漠游牧民族的分布。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与争端，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历史景观。就一般而言，移民浪潮总是从山地涌向平原，即从波斯高原俯冲而下两河。人类历史上平原人与山地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也就注定了伊拉克历史的崎岖不平。两河平原人与北方山地人之间的争斗一直延续至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伊拉克的某些居民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地位，这些群体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和古叙利亚人等，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可又分成不同的教派，还有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夹杂其间。近世以色列人与伊拉克人的深仇大恨，或许源自古代犹太人遭遇的“巴比伦之囚”？现代伊朗人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自公元前六世纪起，波斯人就不断地从东部高原俯冲而下，先后奴役两河流域上千年之久。或许，居鲁世二世时即种下了现代伊拉克人与伊朗人不断冲突的历史祸根？据说，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叔叔曾在一本论战小册子上签名，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上帝本不应当造出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这三种动物》。

耐人寻味的是，阿拉伯帝国以剑和《可兰经》征服波斯萨珊王朝之际，正值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分裂之时。这是伊斯兰教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分裂。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派人对波斯的武力征服与传教必然引起反抗，而战场上反抗的失败就演变成了波斯人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皈依，辗转表达了波斯人对作为攻掠者的阿拉伯人的怨愤与抗争。美索不达米亚因此而成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地理分界线，也成为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理结合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中，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张皮下的两个躯体，并通常表现得水火不相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曾把对伊朗的战争与当年阿拉伯人战胜萨珊王朝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伊拉克也得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今天，在伊拉克东部南部地区仍生活着大量什叶派教徒，约占伊拉克二千三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成为伊拉克现代史中最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什叶派与伊朗的天然联系，始终是现代伊拉克政治的心病。什叶派穆斯林常常被视为“叛徒”和伊朗的“第五纵队”而受到歧视。

萨达姆执政时期，长期压制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居民，并将卡尔巴拉、纳杰夫的什叶派圣地封存，禁止朝觐，也引起什叶派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伊朗的不满。伊拉克的法律规定，逊尼派教徒比什叶派教徒拥有更多的权利，什叶派教徒不能进入政界。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趁巴格达对全国暂时失控之机，什叶派穆斯林急忙出来填补政治真空。在南部沼泽地带，在像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样的伊斯兰什叶派圣地，人们毫不犹豫地处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官员。但是，负责解放科威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竟然听任共和国卫队动用战斗直升机和重炮打击造反者，什叶派教徒遭到残酷的杀戮。最近，在清理伊拉克战场时发现了多处“万人坑”，即是铁证。

从伊拉克北面与土耳其交界的托罗斯山地，到与伊朗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区，是被称为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山区，库尔德人就世代高居在伊拉克东北角的这处“悬崖”之上。库尔德人远古时期被称为Gutu人，意为勇士，亚述语作Gardu或Kardu，意为英勇的人们。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属西部伊朗语的一种，为仅次于波斯语的伊朗第二大语群。库尔德这一名称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改宗伊斯兰教之前，公元十二世纪塞尔柱土耳其王朝设立库尔德斯坦省时首先采用此名。中国史籍称之为“曲儿忒”（《元史》）。这个广大的区域囊括了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和亚美尼亚的一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以区别于其什叶派的伊朗近邻，库尔德人选择了逊尼派，使其带有神秘的、异端的本地教派特点。库尔德人骁勇善战，成为许多军队中令人生畏的雇佣兵。撒拉丁即是其最杰出的代表。撒拉丁·阿尤布（Salah－al－Din

Yusuf ibn－Ayyub），这位与萨达姆·侯赛因同乡（提克里特）的库尔德人1138年出生，比萨达姆年长整整八百岁。1164年，他随叔父统帅的军队进入埃及。1171年，他果断地推翻了埃及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Fatimah，中国史称“绿衣大食”），投靠阿拔斯王朝。1174年，宣布埃及独立，被阿拔斯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建立了逊尼派的埃及阿尤布王朝。1187年10月，他率阿拉伯联军从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结束了基督徒对耶路撒冷八十八年的占领，并于1189年又成功地阻击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统一埃及和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萨拉丁成为八百年后出生的萨达姆·侯赛因崇拜的偶像。而萨达姆·侯赛因所崇拜的另一位英雄则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是因为空中花园，而是因为他也曾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摧毁了犹太神殿，灭了犹大王国，并将几万犹太人置于“巴比伦之囚”。萨达姆这一代阿拉伯政治家，大都有着浓厚的阿拉伯革命精神和阿拉伯英雄情结，似乎于冥冥之中感受到某种巨大的历史责任在召唤，在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政治较量中，希冀成为撒拉丁那样的阿拉伯历史英雄，大有把革命的重担毅然系于己身，舍我其谁的气概。当年撒拉丁在位二十四年，被人敬仰了八百年；而今萨达姆执政届满二十四年，却在一场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走向失败。撒拉丁和尼布甲尼撒的亡灵似乎并未眷顾萨达姆这位二十世纪的阿拉伯英雄。

在这一地区几千年的历史中，库尔德人从未屈服于任何政权，也从未停止过反抗压迫与奴役。他们在中东西亚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常常内部相互仇杀，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从未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近代以来，库尔德人曾多次起而反抗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到各个不同国家的版图中。《色佛尔条约》曾规定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但并未兑现。为此，1931～1932、1944～1945年曾爆发过大规模库尔德人武装起义。土耳其政府试图剥夺库尔德人的身份而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伊朗则采取同化政策和宗教迫害。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的政治与社会愿望仍未得到满足，于1961年发动了武装起义。尽管萨达姆崇拜库尔德英雄撒拉丁，但他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并不手软。这些四分五裂的、生活在山里的人学会了耐心和警惕，他们时常担心为追求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这一虚幻的前景而有可能失去眼前的实际利益。

实际上，库尔德人确曾为谎言付出过代价：1970年巴格达曾许诺让库尔德人自治，可五年之后，同伊朗国王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暂时解决了两伊边境争端，却断绝了库尔德人从德黑兰获得的外援，库尔德人遭到野蛮杀戮。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人鼓励库尔德人起来造反，可后来却又可耻地抛弃了他们，听任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五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未事先通知他们已放弃秘密进攻伊拉克的计划，结果他们再次遭到萨达姆政权的残酷镇压。

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缘政治中，天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也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长达一千四百年文明冲突的界垒。十六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似乎翻开了文明冲突中西方人不断战胜的历史。1764年，英国王室为巩固其通往印度的通道，在巴士拉设立了领事馆。1798年，英国向巴格达派遣了使节。1834年，英国打通了巴士拉至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航道。西方人在以剑和《圣经》开辟通往东方之路的时候，手中又多了一样法宝，即先进的生产方式。二十世纪是内燃机的世纪。中东和其他地区巨大石油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使人类文明在一百年中的发展超过了此前几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历史结局之一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西方列强靠内燃机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同时又获取了其治下丰厚的的油气资源。或者说，油气资源的争夺本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题中应有之意。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经济的因素在文明冲突的历史中第一次超过宗教意识形态而成为主导因素。

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这个地区发生的一切政治冲突，几乎无不与石油相关。1990年8月2日，当萨达姆的军队长驱直入科威特之际，他最想赢得的战利品莫过于这个蕞尔小国丰厚的石油资源。此后，美国两代乔治·布什总统在相隔十三年中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其政治背景中浓重的德克萨斯石油色彩，其战略中鲜明的控制中东油气资源意图，使这两场战争当然被人们称为“布什家族的石油战争”。美国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不无戏谑地一语道破玄机：“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

在二十世纪初清一色男人世界的不列颠帝国驻中东外交官的集体中，一位身材纤细、头发浓密、衣着整洁、头戴流行钟型小帽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女性就是格特鲁德·贝尔（Bell,

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1868～1926），她对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贝尔1868年出生于一个大铁器制造商家庭，1886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一等学位的女性。相貌平平与满身的学究气，决定了贝尔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婚姻市场上的价位，于是她开始学习波斯语，并于1892年去了她的叔父出任大使的伊朗。在伊朗，她写了第一本游记，翻译了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并与一位英国外交官坠入了爱河。在遭到父亲的反对后，强烈的感情遂终生郁积心中。在接踵而来的十年中，贝尔接连两次环球旅行，成为她宣泄心中郁闷的惟一方式，为此于1897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考古学，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开始介入部落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夏天，贝尔跟随考古学家与间谍双重身份的劳伦斯（Lawrence,Thomas

Edward,1888～1935）一起撤到了开罗一个英国情报部门。1916年贝尔来到巴士拉，1917年又到了巴格达，并最终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1864～1937）的东方事务秘书，负责与阿拉伯人的联系。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是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这三个地区的情形截然不同，相互之间交织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在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居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却要接受少数逊尼派的统治，而后者只是加披了一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衣。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地观察，贝尔坚信阿拉伯人能够独立，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显然，贝尔高估了自己与考克斯在伊拉克的个人声望，而低估了宗教和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拉克事务中影响力。她在信中写道：“在当前趋势下，毫无疑问他们会投靠我们。”而事实上，早在1916年爆发的“阿拉伯大反抗”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就与英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20年的夏天，整个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的什叶派部落都爆发了起义。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数百名英国军人和将近八千名伊拉克人丧生。

于是，贝尔改变了初衷，和她的上司考克斯爵士一起，制定了此后八十年间为各种政治势力所沿用的伊拉克立国大策，其主要点包括：保留库尔德山区（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作为与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区；将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的地位提升到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之上；压制什叶派神职人员，或将他们放逐到伊朗；收买大地主和部落首领；部署空军基地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形式，等等。1920年12月18日在给父亲的信中贝尔写道：“伊拉克只能用强权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国度。”第二年春天，温斯顿·邱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不仅成为与会的惟一女性，而且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采纳。根据贝尔的意见，确定了在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等三个奥斯曼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1921年12月4日，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无轻松地说：“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愉快地划出了伊拉克南部沙漠的边界线。”更让贝尔感到高兴的是，考古学家劳伦斯的门生、曾在叙利亚被法国人驱逐的哈西姆家族（Husayn

Family）的费萨尔（Faisal I,King of Iraq,1885～1933），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1882～1951）同时被扶上外约旦国王的宝座。在巴格达举行的虚假公民投票的结果让人大喜过望，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使这两个政治决定发生了法律效力。伊拉克议会通过了《英伊条约》，英国的委任统治被伊拉克的独立所取代。年轻的费萨尔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充满了天真，他说：“当我们以爱国者的身份讲话时，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些词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拉克。”“伊拉克”（Iraq）一词被认为是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一词的阿拉伯语意译，也有人认为是出自古阿拉伯语词汇，意为“血管”，指两河地区河网稠密酷似人体的血脉。总之，在费萨尔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这个新国家意味着阿拉伯民族的往昔荣耀即将重放光彩。贝尔激动不已，她不无骄傲地写道：“我再也不参加推举国王这样的事了，因为责任太重大了。”她自己很长时间都陶醉在伊拉克人的推崇之中不能自拔，人们还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做“Khatun”，意思是“优雅的女士”。

考克斯爵士于1923年离开巴格达之后，贝尔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人，而祖国也并不欢迎这位奇女子，她只有重新钻进中东的考古学领域，并努力促成了世界著名的巴格达考古博物馆的建立。1926年7月12日，格特鲁德·贝尔猝然而逝，她被葬在了巴格达——这个她一生为之努力的城市。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英国应对置于其委任统治之下的原奥斯曼领土，“加以指导和协助”，促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国家。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正式获得独立。但这仍只是表面上的独立，因为根据英伊不平等条约，伊拉克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仍在伊保留两个空军基地。贝尔的伊拉克，即由西方人控制的伊拉克，存在了三十几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先摆脱英国控制、实现共和的埃及，被视为中东北非反帝反殖的革命圣地，而纳赛尔则被视为这个地区公认的革命导师。阿拉伯社会主义和自由军官运动，一时成为了中东北非地区革命的旗帜和“惟一”正确的道路，为泛阿拉伯革命各国所高祭。1958年7月14日凌晨，巴格达的广播里奇怪地奏响了《马赛曲》。伴随着这一革命旋律，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自由军官委员会”动用一个装甲旅的兵力，推翻了费萨尔国王。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了。卡西姆将军奉行酷刑主义，并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党，反对纳赛尔主义。他同共产党一起执政，对库尔德人采取怀柔政策，甚至还退出了由华盛顿和伦敦控制的《巴格达条约》。1959年10月，卡西姆在巴格达险些被刺死。袭击他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阿拉伯语意为坚定不移的战士）。这个年轻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受伤后逃到了大马士革，后来又亡命开罗。在四年后的一次政变中，卡西姆被处决，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接替其职务。1968年7月17日，一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官策动政变推翻了阿里夫。十一年后，长期负责安全和情报部门的萨达姆终于登上总统宝座。

此时的伊拉克已不再是由某一个部族，而是由一个政治小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了。此党创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谋求阿拉伯世界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跨国政党，创始人是居住在伊拉克的叙利亚人阿弗拉克，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只是其下属的地区支部。该党主张：“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分别夺取政权，然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复兴阿拉伯祖先的光荣。”对于几代叙利亚政治家而言，建立一个“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在内）”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政治梦想。因此，此后叙伊两国领导人争夺地区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始终未曾停止。在1991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中，与伊拉克西北接壤的叙利亚即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了对伊作战。顺便说起来，伊拉克东南方向的科威特，过去只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1960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独立成为一个酋长国。其不仅占去了两河流域绝大部分海岸线，还分去了世界上最丰产的油田，伊拉克长期对此耿耿于怀，这也成为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理由。

伊拉克的西邻约旦王室，同为哈西姆家族，在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中，眼看着伊拉克费萨尔王室被满门抄斩，自身则在美国保护下，依靠超常的外交能力生存至今。但是，同以色列一样，约旦也是中东少数不产石油的国家，能源上完全依赖伊拉克的优惠供应。因此，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微妙状态。伊拉克的北邻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库尔德问题长期与伊拉克不和，更直接与间接地参加了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可见，伊拉克长期生存在十分险恶的周边国际环境之中。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被完全孤立于中东乃至阿拉伯世界之外。因此，在布什父子发动的两场海湾战争中，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并未向伊拉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