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里。李闰养亲抚侄，含辛茹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前所未有的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之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也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我多次去昔日的大夫第、而今的谭嗣同故居，每次总要在李闰的居室参拜，向她致以隔代的慰问与敬意。她安葬在谭嗣同墓地之侧的山冈上，黄土一，冷落荒凉。几年前李闰之墓已略加修葺并重新立了一块石碑，以后我每次去瞻拜谭嗣同墓，总要去其侧的山冈向李闰敬献一炷心香。这是出自我的至心，冥冥之中仿佛也是受了谭嗣同的嘱托，因为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呼吸可闻，但谭嗣同却不可能起来，走到山坡那边去探望她了，如同当年李闰已经睡熟，而深宵秉笔不寐的谭嗣同走到床边去探望一样。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三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载湉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诀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至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他们曾联名“受业门人唐才常谭嗣同仝禀”他们的老师，即后来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有道是：“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虫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共机括。”可见他们既生死相许，自当前仆后继。谭嗣同奉诏北上，即请唐才常去广州了解孙中山和他创办的兴中会的情况。在为唐才常饯行的宴席上，谭嗣同口占一绝，全诗不存，尚有一联传于今日：“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犂扫两昆仑。”（《戊戌北上才常饯行，酒酣口占》）此处之“两昆仑”，自许而兼他（唐才常）许，这见于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

之前仅仅两月，是谭嗣同自喻并以喻唐才常的铁证；谭嗣同牺牲后，亡命日本的唐才常的挽联是：“与我君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其感情之深沉悲壮，远在康有为的挽联之上。当年，梁启超问及谭嗣同的友人，谭的回答是“二十年刎颈交，绂丞（指唐才常）一人而已”。谭嗣同在给他人的信中，也说唐才常乃“嗣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唐才常给父亲的信中也说：“恒两个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唐才常后来在武汉起义失败，有人劝他逃走。他和谭嗣同一样坚守以待，并说“予早已誓为国死”。他的《感事》诗有“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临难时则高歌“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丘”之辞，这种生死以之的肝胆，真是人间罕有了。

人生的痛苦，最莫过于一死而且是杀身的了，人生最大的考验，最莫过于舍生而取义的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人中之英，人中之雄，莫过于谭嗣同这种英雄中的英雄了。数十年前，陈叔通就说过“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魁杰，未留身以待，惜哉”。时至今日，也仍有人认为百年来社会进程缓慢，谭嗣同的鲜血几乎等于白流。但不管如何，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这是不待多言的。西哲叔本华说过：“如果以书籍来比喻人生，那么前四十年是本文，后四十年是注解。”享年只有三十四岁的谭嗣同，他的“本文”远远没有写完，却令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有志者去注释与拜读。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庄严肃穆的谭嗣同墓前，背倚邑人宋渐元所作“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联语的墓前石阡，我不止一次地高吟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我深信，尽管红尘滚滚，道德沉沦，物欲横流，但在浩浩长天与沉沉大地之间，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心上，仍然高翔着他千秋不死的魂魄！

大师之隙

大 师 之 隙

——苏轼与王安石恩怨录

? 戴庆华

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而言，同盛唐一样，北宋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那么多光照千秋的名字竟然如此集中的出现在那么短短数十年间。北宋文化一时的繁荣当然与社会相对较长时间的安定和统治集团对士大夫的优容密不可分，但是如此众多的顶尖级文化大师们能在流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狭路相逢，不能不说是某种神秘的缘分在起作用。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是不会感到孤独的。但是，应当算是命运的捉弄吧，他们相互之间又因为朝廷的党争而长期陷于不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长期争斗，而同是杰出文学家的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更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话题。许多仇视王安石的文人也借二人之间的恩怨大做文章，似乎二人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以此证明王安石之大奸大恶与人神共愤。就连苏轼代拟的高度评价王安石学识人品的敕书《王安石赠太傅》也被有些人说成是用曲笔“寓贬于褒”。而实际上，这两位北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政见不和，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相反，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和在文学上的互相倾慕永远都应当成为惯于“文人相轻”、动辄互相倾轧到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文人们警省的楷模。

苏轼与王安石都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不仅在诗文上互为劲敌，政治上的争端尤其令人关注。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在苏轼到京师任职之前，就以文章学识和卓然的政绩名闻天下。两人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时年二十二岁，而苏轼则于十五年后的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第二名，时年二十三岁。有趣的是两人都曾一度被视为朝廷的栋梁之材。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治绩斐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贷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都可以说是王安石后来的新法之预演。而苏轼呢，在他参加完殿试以后，由于欧阳修的极力举荐，也几乎是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也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个钦定“宰相”是苏轼的弟弟苏辙)。至于两人的文章诗词更是那个时代的顶尖水平。苏轼被视为宋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自然不需多言，王安石则即使在身后饱受攻击成为众矢之的之时，文章诗词仍是读书人的不传之秘，正如近代历史学家孟森所言：“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而口不敢道。”南宋时将靖康之耻推到王安石的身上，出现“不管砲石，只管安石”的风气时，《王荆公文集》仍是书坊间的畅销品。

两人的首次会面相互印象如何无从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相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熟知了对方的大名，读过对方的诗词文章，只会相互倾慕决不会相互轻视。如果不同朝共事的话，以苏轼之豁达，以及两人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爱好，两人一定能成为难得的文朋诗友。但是，既然同朝共事，各自的独特个性和截然不同的政见就注定了两位大师的相处不会是欢洽的。两人的隔阂是有渊源的，那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反感。被选入《古文观止》的那一篇《辨奸论》就是明证。虽然后世有人怀疑其真伪，但是，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后受到邀请的人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却是事实。苏洵对王安石的最初印象可能来自其好友张方平。张方平曾说王安石小时候“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扫事，一苍头耳”，这种以貌取人的思路无疑是片面的。当然，如果《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则可以断言至少这篇文章的文风是不够端正的，如说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之类的，是纯粹的人身攻击。而且，从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就推知此人将来必是“大奸慝”好像也太有些牵强。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不会同苏洵完全相同，但多少受了父亲的影响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在个性上，王安石执拗，苏轼豁达；在政见上，王安石激进，苏轼温和；在生活习惯上，王安石怪僻，苏轼随和……总之，这两颗巨星的“激情碰撞”是命中注定了的。

还在王安石变法前的仁宗皇帝时期，王安石就向仁宗皇帝上了那份著名的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说明变法的必要性。但是，这封信并未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王安石知道变革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多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神宗即位前王只担任过较短时间的京官），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他的谢绝任用不能不说是真诚的。王安石绝不是那种一味贪恋权势的政客，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朝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变法的情况下，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直到支持变法的神宗即帝位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他才接受朝廷的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就在王安石开始准备推行变法之时，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随即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于是，苏轼与王安石终于走到了一起。苏轼的职位不高，王安石却已经是权倾一时的当朝宰相。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新党领袖，而苏轼则是站在反对新法的旧党一边。作为文人，他们是相互尊重相互倾慕的，但在政治上，两人的治国方略却相去甚远。

平心而论，苏轼只是反对激进的变法，并不反对渐进式的改革。朱熹甚至认为：“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朱子语类》)实际上，当旧党重新获得权力之后，苏轼还反对过对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开罪了旧党，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王安石的变法是一个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的话题，对其进行全面评述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和笔者的学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石推行变法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中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然而，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牵动众多的利益集团，有时甚至会触动社会的根基，稍有偏差，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创巨痛深的灾难。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如此。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农民欢迎的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实施时就异化成了官僚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一时怨声载道。

新法的实施在一开始就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发生在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之间。由于王安石此时出任宰相，反对新法的旧官员纷纷去职，朝廷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仅仅因为赞成新法而被迅速提拔。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败坏的野心家，品德才能都甚逊王安石，因此新法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而非苏轼。而且他同苏轼一样，与王安石原本私交不错。尤其让人一时是非莫辨的是，对立双方的领袖都不仅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也都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比如王安石，即使最仇恨新法的旧党人物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个人品格是高尚的。但是，由于争论的日趋激烈，新党的日益得势，以及旧党人物的不断被清洗，双方的论辩也越来越变得意气用事。如王安石反对皇帝任用司马光，说他“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旧党人物监察御史张戬则上书称“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忧……”云云。苏轼任直史馆职，应当并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他也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有良知的读书人，看不惯的事不发议论会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王安石在致力于实施新法的同时也同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三经新义》和语言学著作《字说》。应当承认，王安石是杰出的学者，却不是一个好的语言学家，例如他的《字说》就对汉字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如说“波”的来源是“波者水之皮”，爱开玩笑的苏轼则来了个滑稽的类比：“滑者水之骨。”

这当然只是玩笑，但缺少幽默感的王安石一定会因此觉得苏轼的此类玩笑过于刻薄。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恼怒。但实际上，两人的分歧还远不止此。王安石为推行新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是，对这项措施连皇帝都疑虑重重，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项措施，得到神宗的首肯。随即苏轼得到皇帝召见，苏轼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有些震惊地表示会认真考虑苏轼的建议。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在皇帝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表示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单从改科举一事而言，不能不说是苏轼更有远见，王安石在晚年也认识到自己改科举的片面性：“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王安石赞扬神宗的独断专任，而苏轼则在试进士时出题《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明显同王安石的观点相悖。

这一次王安石真正被激怒了，他于是下令调查传言中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的问题，并拘捕了篙工水师鞫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为子虚乌有，但显然，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自己感觉到已无法同王安石同朝共事了，于是请求外放，担任杭州太守。

其实，离开朝廷这一是非之地到达风景秀美的杭州任职，对于乐观豁达、以诗酒自娱的苏轼倒不是什么坏事，他的心情反而一时开朗起来。但是，他这一离开京城就是十多年，远离权力中心对于一个被公认有宰相之才的读书人而言，就未必是那般惬意了。在外任期间，他写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篇，也不乏愤怒谴责当权者的政策造成黎民百姓痛苦的诗歌，这些诗篇后来终于给他带来几乎是致命的灾难。苏轼是诗人，他关注民生，同情民间疾苦，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善良愿望；但是，他不是政治家，对治国安邦的方略在思想高度上远逊于王安石。他看到的民间疾苦有些是新法实施不当的恶果，有些则是自然灾害和官僚豪门的剥削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新法，就像在今天不能把中国社会出现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归咎于改革一样。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没有副作用的，而且在那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封建专制时代，无论谁当宰相，并不是每个农民都能真正免于饥寒的。

在苏轼外任期间，王安石的新政实施得并不顺利，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真正敌人倒不是来自旧党，而是来自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新党。在他全力推行新法的时候，熙宁六年(1073)出现山崩，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大旱。在那个时代，自然灾害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政策不当的警告。王安石是从不相信天命的，他有一段名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但是，政敌却充分利用“天变”攻击他。王安石从前的门生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从而自己独掌大权，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太荒谬，很快证明王安石同谋反一案毫无关系，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对王安石的另外致命一击还是来自吕惠卿。他把保存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在那时这可以算是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加之痛失爱子，心灰意冷，于是请求辞官归隐，得到皇帝允准，于熙宁九年(1076)回到金陵，政治生命从此永远结束了。在退居金陵期间，他除了潜心学术、醉心山水，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写下了数十册记录他心路历程的日记。

苏轼的命运是注定了会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因此对乌台诗案没有直接的责任，但苏轼毕竟是因为反对新法而罹祸的，特别是，迫害苏轼的这伙人如李定和舒蚮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党人物,因而，王安石对这件诗案不能不给予相当的关注。当时加在苏轼身上的这些罪名是荒谬的，例如硬说苏轼诗中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帝，苏东坡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是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的。随着这伙人对苏轼诗作的上纲上线的解释，加之苏轼在严刑拷打之下一一承认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苏轼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噤若寒蝉，当朝官员更是鲜有站出来说公道话的。这时候仗义直言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我们无法确知王安石的上书对苏轼的获救起了多大作用，但王安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于政敌的宽谅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宝贵品格，因为从古到今，我们无数次耳闻目睹的都是落井下石。正是因为两位政治上的对头都有崇高的人格，他们之间才能最终达成谅解。朝廷的新党是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但在各方面的营救之下，特别是最后太后也出面说情，苏轼终于保住了性命，但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王安石对政敌的清洗一直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说句公道话，比起东汉、晚唐以及后来的晚明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党争，王安石时期的朝廷党争无疑算是温和的，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也无疑是足够宽容的，最高的惩罚也只是外放和降职，从不罗织罪名用阴谋去陷害对手，特别是，从未企图置对手于死地。因此，即使当时旧党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