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拨开乌云的第一步是了解。

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任何国度，启蒙都是文明的首要步骤。对于中国来说，最该启蒙的莫过于厘清由变与不变搅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的谜团了。作为中国人太应该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了。中国人的第一特性就是喜欢变，第二特性就是喜欢固守不变。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中国人。频繁的“变”引起怀旧；持恒的“不变”引起躁动。当今普遍弥漫的怀旧与躁动情愫就是变与不变的反拨，表现出人们对于变与不变的一种渴求。

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

“变”把作为民族聚合体的中国人弄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我们无法描述由古而今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许多人怀疑：究竟存在不存在由古而今的“中华民族”；“不变”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起来，使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世界格格不入。

到了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旷日无雨，赤地千里，最需要的是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最需要的是阳光。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除关于变与不变的咒符，解构该变的（质文化），保守不该变的（形文化），以使我们中国社会真正成熟起来、进步起来，做到既传统又现代，既守旧又革新，既谦卑又高傲，既淳朴又文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廓清几千年的文明遗产，抛弃那些消极的质文化，继承那些积极的形文化。在质文化方面，我们要向世界靠拢，和最先进的国度保持同步；在形文化方面，我们要保守住国粹，虽千金而不易，像张扬个性那样张扬这些优秀的民族魂。

走出变与不变的怪圈，让历史与现代共舞。

〔1〕参见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的讲话。

〔2〕参见《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千秋不死的魂魄

千秋不死的灵魂

——绝句之旅

? 李元洛

湘东北万山丛中的名城浏阳，我去朝拜已经不知多少回了，这不是因为那里有大围山与浏阳河等山水。以自然景观而言，中国超出它们的名山胜水不知还有多少；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名闻遐迩的烟花爆竹，烟花亮丽，爆竹喧阗，但毕竟只是光耀刹那或响亮一时。我去朝拜浏阳，或二三友人结伴偕行，或一人孤身独往，除了那里是胡耀邦同志的故里，还因为在一百多年前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刻，那里的群山峻岭推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梁启超语）谭嗣同。

谭嗣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男子，中华民族的伟丈夫。烈火狂飙，是他的名字；松魂桂魄，是他的名字；银汉星斗，是他的名字；不废江河，是他的名字。浏阳北正街他的故居，才常路他的纪念馆，城外牛石乡山上他的墓地，我多次徘徊凭吊，多少回高歌低咏他的诗章，顶礼伟大的英烈，扼腕造化的弄人，感喟人世的多艰与沧桑。

早生于谭嗣同一百余载，而享年和谭嗣同竟然相同的黄仲则，是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诗国天空的一颗彗星。他的好友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称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凤病鹤”，在《黄君行状》中又说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1756年，黄仲则时年二十七岁，启程北上远去京城。这固然是穷困潦倒的诗人寻找出路，也是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雄浑壮丽的江山之助。他在《将之京师杂别》中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在这一方面，百年后的谭嗣同比他幸运多了。

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由京官外放甘肃巩秦阶道。他先携十三岁的谭嗣同由北京返回浏阳故里——这是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次年再带其赴甘肃上任。万水千山，当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加之中原与西北连年干旱，瘟疫流行，他们的长途跋涉可谓甘苦备尝，幕客与仆人死去十余人。谭继询也中途卧病，数月后的初秋才到达兰州。少年谭嗣同在这一征途中的历练与观感如何，我现在已不得其详了，但却仍然有幸读到他存留到今的最早的作品，就是他此行之作也是十四岁时之诗作《潼关》：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潼关，在陕西省潼关县之北。这座雄关险隘，是东来西往的交通要道，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来多少英雄志士在此出出入入，多少才子奇人在此挥毫赋诗。谭嗣同这位未来的英雄，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关隘风屯云集，气象雄浑，踏破崇山峻岭的马蹄声被秋风吹散，不仅可见时令与行程，而且颇有振衣千仞的风神与气概。后两句分写山河，浩浩荡荡的黄河在原野上奔流还嫌局促与拘束，而潼关境内尽是崇峰险岫，不知平坦为何物。这是写景，也是谭嗣同自抒怀抱，他以冲决网罗要求自由的豪情，以勇往直前争取解放的气魂，向千古雄关交上了一份出色的少年答卷。这份答卷，和杜甫的《潼关吏》等名篇一起珍藏在潼关的心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一次初征之后的十年间，谭嗣同在兰州与浏阳之间五度往返，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并远去西北之新疆与东南之台湾，行程合计八万余里，如他自己所说：“堪绕地球一周。”谭嗣同的壮游并非为了创作，在跋山涉水之中，他了解风土民情，体察民间疾苦，物色英雄豪杰，同时也磨炼了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坚韧顽强的性格，张扬了凌厉无前的任侠精神，在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交相激荡之下，他的思想也由偏于保守而趋于激进。在一个大雪纷下的冬天，他曾单人独骑，“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之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从他给友人沈小沂的信中，可见少年谭嗣同的英雄气概，也可见这位后来的非常之人，当年所做的非常之事。他同时代众多的平庸之辈，只能遥望他一骑绝尘所扬起的尘土！

谭嗣同曾在丁丑年（1877）除夕撰写两幅联语：“谁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替天地扬威”。他当时年仅十三岁，真是所谓“少年心事当拏云”了。在此之后的1889年，谭嗣同由兰州去京师途中，经过山西省广阳县东北之井陉关，曾赋《井陉关》一诗以抒自己的侠气狂情：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