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都供不下的，只好先住到石窟中去。

事实上，佛门弟子偏多乞丐；而教士们虽未见得先富起来，至少没有谁沦落到沿街乞讨。中国做和尚又当叫化子的，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当的人多，其中还不乏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大师，大家也就非但不以为耻，反倒生出一种越穷越光荣的理直气壮。玄奘身为唐代著名高僧，印度之行，凡五万里，称旅行家。其实他一边旅行一边托着钵子化斋，──说白了就是要饭。本来他早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打算，梵语也练得很流利，可恨中央不批，不给发护照。及至贞观三年，经济萧条长安闹饥荒，太宗决心开放搞活，令百姓“可自行求生”，他才得以混在盲流中溜出京城，辗转往印度逃荒。一路餐风露宿，日晒雨淋，皮肤老化，肯定黑不溜秋一个。吴承恩说他持外交护照、拿“J－1”签证，用钦赐紫金化斋钵要饭，到哪个国家都受到教皇一般的礼遇；少女们眉来眼去，爱他细皮嫩肉；妖怪们垂涎欲滴，要把他做成清蒸肉丸以饱口福，诚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据说耶稣将自己的身体变成面包，将自己的血变成葡萄酒，飨天下信徒。他那瘦骨嶙峋的，不管做不做得到，境界就很感人。唐僧则不然，只晓得向别人要吃要喝，口口声声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来真格儿的却舍不得把自身的肉无论肥瘦拿出来做一次爱的奉献。一部《西游记》，完全是一部“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史。他手下那几位徒弟，也都原本是些造反精神忒强的妖怪，大闹天宫制造动乱的好手；而一旦皈依佛门，竟摇身一变都成了“护法使者”。尤其大弟子孙悟空，一贯以正统的如来主义者自居，唯我独左，到处打棍子扣帽子，斥这里“乌烟瘴气”，骂那个“妖精魔怪”，连师父都经常被他指为纵容自由化；取经途中动辄开打，张嘴喊杀，不知多少生灵被他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集中营，或在他棍下成为怨鬼魂。

小说中孙悟空的原型，极有可能是耍得几路少林醉棍的武僧。自古中国大一点的寺院都养得有武僧，如鲁智深等等。道家也出过无数精于拳脚的道士。武当与少林，分别代表内家拳派和外家拳派，一并称雄于天下，至今犹然。这种中国特色的寺庙风景，西方的教堂大概听都没听说过。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长岛

请君试问东流水

? 李元洛

缘水而居。水，是世上生命的源泉，是哺育文明的乳汁，是催放诗歌之花的甘醴。

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由水构成，天下芸芸众生，有谁能离得开水呢？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将山与水分举并论：“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他那哲人的玄思，启发了后人不止于山水审美的智慧。前人的《四喜诗》说人生四大赏心乐事，即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一偏于世俗的快乐，竟然也要请久旱之雨这种“水”来领衔。

水，更是中外诗人讴歌顶礼的对象。“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揭开《诗经》的封面，只见一片北方的水色河光，照人眉睫；“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翻开《楚辞》的篇页，你会看到南方的湖波江浪，浸湿了屈原本就涕泪交侵的诗行。先秦时代的水流，流过汉魏六朝，流过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的诗人的篇章，在宋词中也波光潋滟，浪花飞扬。

在一般的常态之下，水性是温柔的，成语说“柔情似水”、“好风如水”，就是将水比为人的内在柔情和自然界的外在好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也是将水和儿女柔情联系在一起。水性柔和，而人世间山长水远的友情和如鱼得水的爱情，也使人在友情爱情与水之间，常常不免一线相牵，更何况舟船是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津口与渡头，常常成了友人或情人挥手长劳劳相望各依依的场所。同时，流水又象征着韶光飞逝永不回头，而人生易老，相见难期，因此，许多抒写友情或爱情的宋词，就更是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意象，在这种题材的词作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树之于山，如花之于树。今人送别友人或情人，除了少数因乘船是在江干河畔之外，大都是在火车站的月台或在飞机场的大厅，只有车声与机声的隆隆，而没有流水的潺潺与波光的滟滟，其间当然也仍有水，不过，如果那不是售货亭小卖部的矿泉水，就是彼此之间夺眶而出的泪水了。

唐诗人许浑喜水，他的诗中多用“水”字，人称“许浑千首湿”。宋词呢？除了水柔，友情之情与爱情之情也柔，许多宋词之所以被水打湿，还因为在宋代的词人之中，南方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宋词特别是其中的婉约词，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而从地理环境观之，南方是所谓水乡泽国，尤其是南方中的“江南”。在水乡泽国这样的大背景前演出的友情与爱情，当然更是水灵灵而水淋淋的了。如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这是一首新鲜脱俗的送别词。浙东即今浙江东南部，宋代属浙江东路，简称浙东。王观以横流的眼波比水，以蹙皱的眉峰喻山，以眉眼盈盈象征位于江南的浙东山水清嘉，并寄寓自己对友人的惜别与祝福。这首词，宛如一阕活泼倩丽的轻音乐，没有离别的感伤，而只有俏皮的描绘与祈愿。但是，如果没有对水的别开生面的奇想，这首生花之词就会花叶飘零，那妙曼的琴弦也会喑哑了。

苏东坡的《虞美人》就要沉重得多，据说，此词是他在淮上和秦观饮酒话别之作：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东坡慧眼识珠，对秦观逢人说项，揄扬引荐不遗余力，秦观对苏东坡也深怀知遇之情，绝不像现在某些文学青年之过河拆桥，见利忘义。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两人相会于高邮，秦观渡淮相送二百余里，于淮上依依惜别。东坡别后作此词，词的上片写刚刚分袂之后的别绪离愁，下片追忆往年同游无锡、吴兴等处之乐，以相识相知却不得长相聚而徒增烦恼的反语作结，表现了他们之“友谊地久天长”。无情流水有情人，如果没有那条无情的汴水，诗人的有情啊友情，就不会反衬得如此动人情肠了。“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这一名句成了后人朝香的经典，苏东坡的门人张耒的“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绝句》），就是模仿他的老师。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之中，也可见苏东坡的流风余韵。

水与爱情的关系，似乎比水与友情更为密切。水，是柔情蜜意悠悠无尽的爱情的象征，也是古代情人惜别几乎不可或少的见证。水之悠长，好像爱情之天长地久，水之曲折，有如爱情之好事多磨，水之深广，仿佛爱情的深沉广远，水之汹涌，似若爱情的起伏波澜。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的林逋，爱梅喜鹤，终身未娶，人称“梅妻鹤子”，但这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好像也曾经在爱河中泅泳过，不然，他很难写出那首情长语短悱恻缠绵的《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