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在连续登载一部小说《我是一个丑姑娘》。说的是一个少女去理发馆，让人把前边和后边的头发烫了，涂上颜色，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罗尔夫说：“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师，她在我的双眼下贴上报纸，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烫得厉害，但是我闭着眼睛强忍着。这一切都像那部描写丑姑娘的小说一样，所以我也期待着变得美丽。当我可以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我那烫得通红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是黑色的眼泪，混杂着真实的泪水。我根本未变得更美。我简直不敢回家，当我走进屋里时。罗尔夫看了我一眼，便笑得在沙发上直打滚。他大呼道：“像一位情妇”。为了使自己再变成一个正常人，我用浮石和板油足足磨了两个晚上。
我们在扎科帕内定居不久，我得到命令，再次去但泽，那里的一位同志不会组装他的发报机。我在但泽见到旧日的小组，又增加了一位报务员。这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位年轻同志，我在苏联时就发现他是一个理解力迟钝的人。
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妻子，她对改善他作为一个地下报务员的处境毫无帮助。我帮助他组装好发报机，我们对它进行试验运行，建立起联系以后，我就离开了。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从那些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出色的同志们当中，偏偏选择了这位同志，诚然他是勇敢的，但是，单单是这一点是不足以完成现在要求他做的任务的。
我发现我在波兰没有多少可做的事情，因此，当我们一年以后，即1938年6月，被召回去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泽的同志们有他们自己的报务员，从保加利亚同志那里只能得到少量消息，我每14天只发一次电报。
告别这里的风景和房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这里，喜欢哲学思辨的米沙学会了大与小的相对性，我教会这个六岁的孩子读书这件奇妙的事情。在这里，尼娜健康而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
38年以后我又见到扎科帕内，卡斯卜罗维和吉耶翁特欢迎我，这里盖起了成千栋新房子，这里的风景令我感到陌生。在这一带寻找我们旧日的房子，是毫无希望的。我保留着一张从前的照片，我朝着有山的方向走去，沿着一条我不熟悉的大街走去，一直走到公共汽车站那里，我往前跳了几步，然后停下来。
那就是我们的房子啊！
但是，当年这里只是一片草地，并无用石块铺设的大街。我数着那些阳台，数着阳台上的木板，再数一遍，于是我看见，在那里刻着“五月别墅”的名字。我的心直跳。我揿响门铃。一位很老的男人走出来、戴上他的眼镜，嘴里念叨着：“这是我们家房子的照片……这是阳台……”而那里，在房顶上，我们曾经架设过天线。 卷五我于1938年6月份去苏联之前，把奥罗和孩子们送往英国，为他们在费尔番找到一间屋子，这是位于英国海滨的一个地方。夏天他们就住在那里。关于在苏联逗留的那三个月，我已经叙述过了。
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将近结束的时候，即1938年的8月份，中央向我提出两条建议：我要么去芬兰，要么去瑞士。芬兰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对它比对瑞士更感兴趣，在瑞士接通关系更容易，父亲在国际联盟有一帮子朋友，去那里也没有语言困难。
我让中央拿主意，他们决定派我去瑞士。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自己的军衔。在中国时我是上尉，现在我是少校。我知道，、数年以后我还会第二次获得更高的军衔，我估计是上校，但就我的记忆，并未公开通知我。对此我持无所谓的态度。我不穿军装，也不能按规定行军礼，更不要说正步行走了。当然，我用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是不错的。尽管我对军衔、军规不感兴趣，但做一个红军士兵，我还是很骄傲的。
离开莫斯科之前，哈奇把一个未来的同事带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德国同志和西班牙战士，他刚刚结束军事情报员训练。
我们在瑞士的工作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一旦我在那里站稳脚跟，赫尔曼随后便来瑞士，然后我们要设法与设在弗里德里希港的道尼尔飞机工厂建立联系。除赫尔曼之外，我还要独立地建立一个小组，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要么我可以把他们派往德国去，要么在德国找到这样的同志。我把在瑞士的事务处理好之前，罗尔夫一直要住在我们这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长期在一起。他愿意回中国去，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建议首先从莫斯科去英国，并在那里为我在瑞士的工作做好准备。我要设法同英国的西班牙战士建立起联系，以便把他们派往德国去。尽管希特勒无休止地谩骂那些“不讲信义的英国人”，但个别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在纳粹德国仍然受到某种尊敬。这个或者那个富裕的英国人在世界上到处旅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定居在他所喜欢的地方，并非异常的事情。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为此而选中了德国，这并不违背人们想象中那个古怪的英国人形象。中央赞成我的计划，并再一次嘱咐我，不要与英国党建立联系。这一点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一直格守不误。
我从莫斯科绕道去伦敦。回忆我在欧洲那些年的各种旅行路线和护照，对于我来说是困难的。我记得我曾经两次经过德国，一次用的是假护照，在纽伦堡换飞机，在柏林和科隆换过火车。我也多次在巴黎停留过，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去了芬兰，在赫尔辛基我得到一个瑞典护照。
在伦敦我又见到了米沙和雅尼娜，他们被奥罗照料得十分出色。我的孩子跟着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未过过像样的安定生活。米沙以其七岁的年龄，便居住过上海、北京、奉天、华沙、但泽、扎科帕内、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学会了德国话、英国话、中国话和波兰话。现在他在瑞士又要开始学习法国话。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最好是有一个固定的家园，让他们在那里扎下根来。为此，只要工作允许，我总是尽力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生活。
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波兰的塔特拉高山上，现在又在英国海滨住了三个月，我打算在瑞士也为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家庭生活。
在伦敦我做过几次徒然的尝试之后，与一位我在德国就认识并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他出生于奥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我只把最必要的情况告诉给他：我的政治工作是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我需要一位或者两位同志，他们在西班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勇敢的、可靠的，并且愿意去德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
我根本未提到苏联。
这位同志认识国际纵队不列颠旅当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他与他们进行了研究，然后向我推荐艾伦·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简历，把它寄给中央，并获得允许，可以吸收艾伦·福特做合作者。我们约定，我尚在伦敦时与他见面，但是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给他留下一个接头地点。 我们于9月份到达后不久，西方势力便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扩张领土的愿望变成行动。
我给家里的信这样写道：“我们这里的气氛自然完全像你们那里一样，零度以下。”
首先我们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里，10月上旬我们找到一栋房子，与扎科帕内那栋颇为相似。它位于瑞士法语区的山里1300米高的地方，距库克斯村不远。在山下平地上我们可以看见蒙特吕斯和日内瓦湖和像蓝色飘带一般的罗内河，我们的对面是3000米高的法国阿尔卑斯山，我的后边是纳耶的罗歇尔山峰。这个新家是一栋改成新式样的农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岗上，它叫鼹鼠岗。房子的后半截是一个牛圈，里面喂养着十几头奶牛，牛图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后鲜嫩的草场上吃草。它们是一个叫弗朗斯瓦的农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钟远的地方。
很快我们便熟悉了每一头牛，孩子们给每一头牛都取了名字。夜间牛铃的叮当声或者不睡觉的奶牛的哞哞叫声传进我们的梦里。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间卧室构成的。春天的时候，从远方到来许多客人，欣赏房后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浓郁，我们夜里必须关上窗户。冬天时初学滑雪的人们从库克斯的旅馆里来到我们这个平缓的小丘上练习，有谁口渴，便在我们家得到一杯饮料，有谁累了，就在我们小房子前边的板凳上休息。在别的季节里这上边是相当寂寞的。如果谁有一辆汽车，必须停在距我们房半里远的地方。只有细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长满草的小径通向“鼹鼠岗”。
邻近有一家幼儿园，里面也开学校的课程，我在那里给米沙报了名。在波兰的两年，一直由我自己给他上课，现在我骄傲地发现，他的知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
法语这种新的语言他学得很快。冬天他穿着雪橇穿过草地去上学；出发之前我把一个手电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时能找到路。
在“鼹鼠岗”我装备我的发报机，现在它能覆盖2000米的距离。屋内有一个砌人墙壁里的衣橱，最下层有一个用木板封起来的空格，罗尔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木板拆下来，把发报机装在空格里。工作时我不需要把它抽出来。我们把两个为香蕉插头准备的洞，用木塞子封起来，看起来像两个节孔。
相对说来，工作进展是顺利的，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是好的。在技术方面，或许我还应该多学几手。
在第二层的走廊里有一扇门直接通往草棚。农民是从外面取草的，他永远不会抵达我们的门，我只有惟一的一把开这扇门的钥匙。我把器材藏在这里的草里。
给父母亲的信：住在狭小的膳宿公寓时，我们还要求孩子们养成听话的习惯，现在他们可以享受自由，无拘无束地在草地上嬉闹。我们这里的风景，不是那种只能在度假时从饭店里看到的风景，而是经过长时间攀登以后，从一个非常美丽的观景点看到的风景。
对于日常的刷锅洗碗和涮墩布来说，这种风景简直是不现实的。爸爸，谢谢你给B写的信。大包裹到来之前，我得推迟拜访，因为我那顶用白色的棉纸裹着的时髦帽子在包裹里。
B指的是英国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组织”中有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关系。我也结识了他的妻子。她来“鼹鼠岗”拜访过我，每当我在日内瓦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欢与她父亲罗伯特·戴尔聊天，他是一个左翼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虽然年事已高，却依旧活泼、明智、正直。她为“曼彻斯特贫民救济会”写稿。
假如我父亲“给B写的信”这几行字已经不存在的话，我的报告里也不会提到这一家人。他们的存在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这家姓B的是些什么人，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我才知道了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