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住在那里邻居家的一栋房子里。每当我想到他的母亲和尼娜这个所谓孙女时，我便感到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欺骗，我不想长期隐瞒下去。但是罗尔夫却请求我，在这个困难的希特勒时代，不要给他母亲增添过多的烦恼。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国伦敦并在那里得到一份苏联的签证，写在假护照上或者是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的。

在苏联我逗留了三个月。

由于一年以后，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个新的国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所以我很难把这两次停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

所以我将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同时叙述两次逗留期间的事情。

到达莫斯科不久，我在阿尔巴特街大楼里等了安德列好长时间。我遇见一位德国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约会的。我们的交谈颇为谨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得知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尔达的丈夫。第二次见到他时，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他和格尔达越过大洋到一个殖民地国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尔达爱上一个英国警察下士，她说自己没有这个男人便无法生活并且自杀未遂。在这种情况下她丈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独自一个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趣味小说中的故事。

我到达之后，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边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现在直接在安德列领导下工作，他负责为外国同行处理一切技术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车上。卡洛什是个安静而谦逊的人，从不过高估价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总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疗养院住了四周。我们20个女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我结识了许多可爱的苏联妇女。从阿路普卡出发，我乘车去拜访女作家贝尔塔·拉斯克，她当时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或者亚尔塔。她丈夫在那里当医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常常与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尔特曼去她家里拜访她，当时她住在柏林——利希特菲尔德。从贝尔塔那里我得知，她的长子、加保及其妻子波尔塔，在柏林时我就认识，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尔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岁那年，还跟这个总是快活的加保去吕根漫游过十个星期。1924年他设法为我买了一把气枪，花去我节省下来的学徒费。他和他的朋友海因茨·阿尔特曼，还在格鲁内瓦尔德教我学习射击。纳粹搜家时，武器就藏在我们那栋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为在莫斯科再次见到我，感到特别高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从中国的来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脱离了运动。

海尔塔和加保用儿童车推着他们的小儿子。今天他们的儿子也有了孩子，成了一个颇为能干的同志。

从阿路普卡回来以后，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饭店里。曾经到那里拜访过我的同志当中，有布鲁诺·昆。我是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里认识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见他。我立刻认出他那一头红色的头发，一脸雀斑，非常蓝的眼睛。我们在柏林时曾经在集会、游行和周末郊游时见过面，互相之行并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见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位同志。该是多么高兴啊，我从他那里知道，纳粹曾经逮捕过他。他出狱以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成了第一游击队旅的政委。我们谈了许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谈了德国的形势、谈了共产主义少年运动，他对此一直怀有特别大的兴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义后方的斗争中牺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尔巴特大楼的走廊里，一个年轻士兵从一个门里走出来，通过门缝我看见从上海来的保尔坐在办公桌旁边。我闯进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悦拥抱住他，对于这栋房子里的规矩来说，这是一个过分不拘形式的动作。保尔穿着一身高级军官制服。他像我一样高兴，请我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从阿路普卡回来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备接受我的红旗勋章。我穿上我那套质地优良的灰色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从未花过这么多时间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登上一辆敞篷卡车，车上都是苏联军方人士。我们坐在既无油漆又无靠背的板凳上，呼吸着灰尘，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经过许多岗哨，穿过许多走廊，来到一间小厅里。我们等待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灰头发的老同志走进厅来。这是加里宁。我要从他的手里接过我的勋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荣幸。我读过他的许多东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过14次监狱。

后来他成了苏联第一任总统。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对于他来说授勋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他却往自给人一种热情、真挚的印象。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被召唤起来的，加里宁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红军官兵们长时间地鼓掌，也许是因为我是他们当中惟一一名妇女吧。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勋章是994号，当时尚无别针，为了佩戴勋章，我不得不为它那粗粗的螺钉在我礼服的衣领上穿一个洞，再把一枚两厘米宽的螺母拧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见了弗莉达·鲁必纳，在德国时我就认识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弗莉达亲自见过列宁，还把他的某些作品译成德文。

她看见勋章，拥抱了我。我只在这一天佩戴过我的奖章，当我再到外国去的时候，把它留在了苏联。

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对我发生过影响，他就是埃里希·库尼克。在柏林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当时他住在柏林采伦多夫，我是在10区做党的工作时认识他的。埃里希是个聪明的，长得很漂亮的共产党人，非常理解年轻人。在莫斯科时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他和妻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国时一样。

在波兰时我曾经尝试创作一部小说，这是完全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从14岁开始我就梦想着当作家。许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桌里。

与弗兰茨的经历启发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德国男人。她爱他并和他结婚，却不知道他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去欧洲的旅途中她才知道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并说他们要留在苏联。面对可怕的未来，她颤抖了。但在苏联的经历的强烈印象和丈夫对她的影响，使她发生了转变。作品结尾之前，她成了共产党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带到莫斯科。不论写作还是运输，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则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会对它感兴趣。

再次离开苏联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于尔根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个人读过它，五个人认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许多地方写得不够流畅，尤其是应该写一个相反的结尾，才符合今日的实际情况。

那姑娘不应该接受大夫的观点，相反她应该使他走向毁灭！

经过彻底加工或许会有人愿出版它。临出发乏前不久我放弃了这个决心。为此我带要花费三个月的劳动。阅读过这部手稿伪第六个人是埃里希·库尼克，我曾经多次拜访过他。他说。他读了这部手稿的一半，我应该平心静气地把它都进火炉里，它绝对没有用处。他妻子（有人转达给我的意见完全不同）称这部手稿是“侦探式的低级趣味小说”。我同意前五个人的意见。埃里希的意见，我认为太尖锐，他妻子的判断，我认为毫无意义。

我的手稿在弗莉达·鲁必纳那里得到了最多的赏识。她把它交给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答应作些修改后可以出版。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个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看样子，这部手稿的确是毫无用处。我把它留在了莫斯科。

所有六位读者的意见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怀疑年代的特点：共产党人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白俄女人（俄罗斯流亡女人）转变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敌人的地位上，她要拖着自己的丈夫走向毁灭！

那是一个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时代。忽视这个时代是错误的，它在许多人身上都产生过悲剧性影响。

当我去索科尔尼基拜访我的老朋友们时，只遇见了莉萨和孩子们，她丈夫被捕了。莉萨心平气和而冷静地告诉我，她丈夫从未犯过反对党或者苏联的罪行。

我们俩人做出同样的解释。他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可能的。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对苏联的激烈斗争中，会打进大量特务，因此对于那些负责的人来说，区分诚实的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行动，是不容易的，但这是可以澄清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以特别绝望、残酷和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在想尽一切办法损害苏联，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

我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这些朋友，一旦他们遭受到这个时代的结果时，我便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坚信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敌人，当然，他们可能犯错误，结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个军事机构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机构犯一个错误，可能危及许多同伴，而犯错的人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分辨清楚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别时说：“唉，索尼娅，至少我在你这里还能有个好心情。”后来我再未见过他。

这期间我有一段时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过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聪明的交谈。后来我在一栋军队公寓里得到一个居室，住在那里时，我进了一个情报员学校，学会了组装一种复杂的发报机，这种发报机叫推拉式发报机，我记得德文叫反节奏发报机。一个名叫乔治的和蔼的美国同志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好教师和好同伴。后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时，常去拜访他们。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格里沙，我们经常见面。通往伏尔加的联系渠道就是借他设在莫斯科郊区西米基的电台刚刚开通的。格里沙要做点令我高兴的事情，于是便请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觉得我获得红旗勋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请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告诉他怎样才能获得勋章。由于我无法向他讲述什么英雄业绩，使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未跟他讲。他始终不知道我曾在波兰，在他的故乡生活过。

我还记得，我们在电影院里时，他是怎样讥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难，通信兵设法发出呼救信号，但发报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舱，而且越涨越高。通信兵抓起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摇来摇去。我悄悄对格里沙说：“我的发报机发生故障时，我也总是这样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沙。每当我到外国去时，总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断联系。

战争爆发以后，条件更困难了。

格里沙若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设法找到我，他一定会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姓氏。找到我父亲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书籍在同志们当中是出名的。其他人利用过这些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