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理论知识，在政治上却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我告诉家人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大家高兴极了。直截了当地说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罗尔夫。我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于尔根。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们当中只有最小的莱纳特住在家里。奥罗打心眼儿里喜欢莱纳特，但是她觉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们的母亲做了，所以她请求我把她带到波兰去，她非常喜欢我的孩子。罗尔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我们到达华沙的那一年，皮沃苏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兰建立了一种非常反动的专政。他死后没有多少变化。政府依旧是反苏的，共产党被禁止或者是半公开的，皮沃苏德斯基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协定。这个国家充斥着沙文主义，并与排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状况很糟糕。
当我研究这个国家日益向我们逼近的危险时，绝对不是对事态的夸大，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对这些危险。
倘若我们充当情报员的活动被发现，我们会遭到比判处重刑更糟糕的下场，我们会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国。就在我们到达波兰的同一年，盖世太保从巴西政府手里引渡了奥尔迦·贝纳里奥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屡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时，他一再问起我的下落，而且总是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会捉到她。”
在赴波兰的路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范围并不广泛，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跟，获得居留的许可，找到能掩护我们的工作，组装起电台并与苏联建立起联系。
最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简单。
在那个时代获得居留许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流亡者从纳粹帝国逃往世界各国，波兰则实际上封锁了它的国界。
我们开始尽量从罗尔夫的职业出发寻找生活过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富裕，思想进步的西尔库斯夫妇。他们友好地支持我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我特别想到西尔库斯太太，她是个聪明而古怪的女人。
数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名宇，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华沙城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尔库斯夫妇给罗尔夫介绍了一位职业上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留下来。人们没有把我们推出去，而是每一次仅给我们10天的签证。我们决定不为此而伤脑筋，而是开始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找一个自己的住宅，把电台架设起来。
1936年2月27日，我们迁往阿宁的一栋两家合住的房子，它位于华沙郊区。最上边的一层只有在夏季才有一对老年夫妇利用。男人是军队上的上尉。这对我们似乎不甚合适。
我是第一次独立地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我十分担心能否建立起联系。我们想同随便一个苏联机构的代表建立联系，但未成功。我学着恩斯特的样子，把发报机装进一个留声机的空壳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是第一次在这栋住宅里，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操作电键的，它的下部分还是那根刻有美丽格言的中国尺子，它跟着我周游了世界，现在用它来熨平我那些各种长度的稿纸。
我呼叫了两分钟，然后打开接收机，那是一种奇妙的轻松感觉！在第一次呼叫之后，立即得到了回答。我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在回话时变得语无伦次，揿错了电键，这是通常不曾发生过的。
我们开始住下来以后，我所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是波兰的经济和政治。我为自己不能下功夫去研究我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感到既不自然又无聊，且不说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学习波兰语言，却忘记了我花那么大力气学会的中文。
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许多情况，如果再花些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报纸，会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初我们丝毫不理解波兰的新闻。
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为了工作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好的联系，西尔库斯给我们介绍的那位建筑师，表示愿意接受罗尔夫作为合作者，并支付一笔不多的报酬。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本来的任务。不过还有一个困难，我们始终尚未得到长期居留的许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关跑，去申诉理由，听人家训斥，保持礼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请延期。
致父母的信：……尚未批准年度签证。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短期签证。罗尔夫几乎天天跑签证处，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关系，由我们的熟人西尔库斯做保证人。每个人都告诉我，说这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罗尔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我们的问题必须在这几天里做出决定，天晓得已经跑了多少遍。罗尔夫肯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张，去过各种不同的负责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罗尔夫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这些半法西斯主义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这种镇定和具有这么多的灵活性。
不管怎么说，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年的签证就这样，罗尔夫在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办理签证和使我们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见过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来到了波兰。他定居在卡托维兹或者波兹南，他要与西里西亚建立联系，还要亲自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情报员小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应波兰的生活。我每个月与他会面一次，给他出出主意，帮助他向中央转递他的消息。他的工作运转起来以后，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了。
我们把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关于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联系，具体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
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并不容易。我在给家里写的信里这样写道：“……华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国相比，欧洲是无聊的。”
我的生活摆脱了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些事情，现在没有什么能代替它们。罗尔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对方，没有争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儿子，但是我觉得压抑，”罗尔夫一定也不轻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还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亚的同志会面，我一直盼望着做这样一次旅行，因为克拉科夫是个美丽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教堂和那些纺织品商店。可是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层的狭小而又未生暖气的饭店房间。我必须尽量克服自己的坏情绪，心想多么可惜，未能两个人等待孩子的降生。饭店房间的对面有一栋房子，一个男人侧身站在窗前，突然一个姑娘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活得多么滋润啊。
1936年4月27日，雅尼娜诞生在华沙赫米尔纳35号“奥皮耶卡”医院。她是一个结实漂亮的孩子。5月1日，当尼娜 [注] 降生4天，我在房间里喂她奶的时候，突然从大街上传来音乐声：国际歌！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我站起身来，怀里抱着孩子向窗前走去。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是乌克兰契克太太，主任医生。她眼望着楼下的大街对我说：“我的女儿们也在里边。”
在后来的年月里，有时我问过自己，她和她的女儿们是否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尼娜正是生逢其时。白天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可以离开医院，在夜间的电报里我附加了一句：我生了一个女儿。
致父母的信：1936年5月14日……当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森林里的房前放着一辆婴儿车，里面躺着一个小人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快乐……
……米沙很喜欢小妹妹，当他看到我在他身旁时非常高兴。今天我告诉他：“我们要偷一次懒了。”他说：“什么是懒，我知道，可什么是偷呀？”
奥罗给了我极大帮助，她被雅尼娜迷住了。
罗尔夫正忙于一次竞赛，这是他以另外一个建筑师的名义进行的，这场竞赛当然没有荣誉，但可以得到一些钱。
对于我来说，有奥罗在这里，可以减轻许多的精神负担。在中国工作时，我常常为米沙而担心和不安，现在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当然会产生矛盾，我当时对这种矛盾的程度还是估计不足的。
致父母的信：1936年5月……米沙只习惯于跟着我，一点都不喜欢奥罗。他常常暗示奥罗回伦敦去，因为现在常常是奥罗照顾他，而不是我。他哭，不听话，一旦我走进屋里，他便立即喜形于色。有时奥罗会伤心地掉眼泪，她是那么喜欢米沙，可就是无法赢得孩子的爱。
事实证明，在波兰只有举行洗礼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张出生证，于是我们只好把雅尼娜带到教堂去。于尔根曾于1936年7月来探望我，在我的请求下，他做了孩子的监护人，奥罗是另一个监护人。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教堂执事居然把于尔根的职业登录成“统计员”，而不是“统计学家”。
我带着雅尼娜离开医院回家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瓦尔特从上海来拜访我们。他回欧洲来度假，在我们这里住了几天。我没有询问他工作中的细节，他也没有询问我，但是，我们谈了上海和波兰的政治形势，他讲述了我们那些熟人的情况。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联络点，是在但泽 [注] 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小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迁往但泽去几个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这个小组。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他们和中央之间转达过消息。
1936年底，但泽按照官方说法，仍是一个“自由市”。
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这里的纳粹分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重复着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泽的“一体化”作为“并人帝国”的前奏，属于希特勒的战争准备，它在德波走廊里对于苏联来说是特别危险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残酷的。
市长是一个叫格莱塞尔的纳粹分子，他是受纳粹市党部头目弗斯特领导的。国民议会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要么被囚禁起来。德国共产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数百名党员被投入监狱；德国社会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出现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悬挂在办公室里，对波兰人实行恐怖统治，犹太人遭到恐吓、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开但泽。当我在奥利瓦区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坐到一张椅子上之前，或者走进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须看看有没有禁止我这样做的牌子。朗福尔一家咖啡馆把事情做得特别彻底：“犹太人、波兰人和狗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