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们存放在家里，把它运送出去，和游击队员的接头，对外国人的监视，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这些都是经常的危险源。在奉天行贿，像在诺伦斯——吕格事件中所做过的那样，也有不顶用的时候。日本人不入这个圈套。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气候一样。客观地估计我们的处境，恩斯特像我一样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并未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兴，为丢失一双手套而沮丧。我喜欢跟“领带”去跳舞，他领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会为此而嫉妒。
而当他与那个住在他那栋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调情时，我也感到痛苦。我们就是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我的一生学会了不过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们的本领。
我们多次遇到过危险。我们为那个惟一的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而工作，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痛恨资本主义、压迫和战争，不只是理论上。我们每天都亲眼看见它们的恶果，我们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们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冯接头。这是我第一次必须等待他。5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告诉自己，他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关于我们约会的时间出了误会。我绕道去找恩斯特，我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两天后冯也未来。
第三天我未带纸条去，我们把我的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我相信还能见到冯，他向我走来，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声来。可这不是冯。
我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头地点来回游荡。他也像我一样等待了15分钟。我心里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踪我。
我一直在设法压抑对冯的担心，6天的期限过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续6天的时间。
我把电台取回来，向中央汇报他的失踪。不久我们便听说他被逮捕了，人们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我们知道被捕意味着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冯并未出卖任何人，假如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括我，也就不会活着了。
中央指示我们，中断与游击队员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我们的电台。我想起了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却眼睁睁地无法向她们提供一点援助。我对这种严酷性感到害怕，对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同志弃之不顾，我觉得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他们的领导人若是来接头，而我却不在了。我们向中央发报请求留下来，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向奉天派来新的同志，以代替我们。晚上我吃了安眠药，仍然几个小时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开，而是公开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离开奉天的。封先生执意要举办一个大型告别宴会，我无法表示拒绝。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我带着我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满洲边境一切进行得都颇为顺利，于是来到中国边境车站。在这里箱子也毫无挑剔地被检查了一遍。突然海关官员说：“收音机您不能带走，需要政府的一个许可证。”
我的异议毫无用处。我要求找海关领导人谈话。一个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把我带到站台上。我那听话的米沙留在车上看护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来。另外一个官员走过来，我竭力说服他。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凡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都会聚集许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侧驶进来一列火车，下车的人们扩大了围观的人群。这位官员建议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许可证到达，会无偿地把收音机运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名和地址，因为收音机里装着与接收器无关的零件。争执越来越激烈。我借德国领事馆，借我的美国公司来威胁他，还说要到中国政府去抗议他虐待外国人。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
我们的火车在鸣笛，司机走来生气地说，他要开车，火车已经晚点了。米沙站在车窗前嚎哭。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鸣笛了，我向对面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学，他靠在一节车厢上，充满忧虑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车，没有携带收音机，向北京驶去。
我们选择了所有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我尚未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海关。原来只有中国人带收音机才需要许可证。我得到一张相应的证件，盖着图章，别人建议我通过邮局把它寄到边境去，一周之内我便会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边境上，即使存放一个小时，我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况且恩斯特立即会在我和他之间确定一个发报的时间。我接过这张纸条，沿着这几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边境。这次还得带着我的米沙，否则我把他放在哪里呢？这次返回去我特别不甘心，在边境上可能发生复杂的事情。我把纸条递给一个海关官员，他的上司为这件错误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发现收音机里有发报机零件。
中央发往北京的第一封电报是5月份到达的，里面包含一个焦虑的疑问，我在边境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我断定，看见尼可不是幻觉，他也安然到达了那个陌生的预定地点。
这次去边境之前，我的牙痛起来，现在痛得难以忍受。在饭店有人推荐给我一个好的日本牙医。我带米沙找到他。一颗牙齿必须拔除。牙根长歪了，必须把颌骨切开。米沙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一声没吭，却出了一身大汗，牙医也是一样。
麻醉过去以后，被损坏的颌骨疼痛起来。由于旅行和拔牙，前一夜我未能入睡，次日夜里我把与恩斯特进行无线联系的日期定下来。
今天我要问：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从来都不会利用的奉天与北京的联系是否接通？在一家住满客人的饭店里，22点30分左右在一间屋子里发电报，这是轻率的。
由于害怕，我不敢躺下睡觉。为了照顾米沙，我不想上闹钟。面孔的整个右侧在扑扑地跳动，我的头痛得不行。若是由于一夜未眠和疼痛而不发电报，这个想法对于恩斯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时间终于到了，我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插头插到墙上的电线插座里，啪的一声响，整个饭店陷于一片黑暗。我以最快的速度摸索着在黑暗中把一切零件隐藏起来。幸好未被发现短路是在我的房间里造成的。人们换上了保险丝，我再也没有勇气冒第二次短路的风险。
饭店里要么有直流电，要么有一条高压线路，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立即寻找一个新的住处，尽管我预约了一周的时间，可恩斯特将在今后的两天夜里等待我的电台呼号，我必须与他接上联系。我们重又收拾起我们的物品。多么不必要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恩斯特去做别的选择，而是由我自己来做出选择。
我们搬进一家一个德国寡妇领导的公寓。我在我那墙很溥的房间里，发了两个晚上的电报，均未能与恩斯特取得联系。后来他来到北京，还怀疑我是否真的发过电报。他当然知道，我会遵照他的安排行事，我并不胆小，尤其是从来未欺骗过他。
他的指责令我颇为伤心，尽管我知道他对我的指责并不是认真的而是因为没成功而感到沮丧。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威廉兄弟中的一人是汉学家，他是他父亲职业的继承人，在北京居住着一处中国式住宅，他答应在他去欧洲度假的几个月里，把他的住宅租给我。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便去上海做客。我在那里又见到了瓦尔特，是否见过格里沙和伊萨，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同志要见我。那是凯泰，我在莫斯科的同窗密友，她在上海是一位男同志的同事和妻子。她怀孕了，身体不太好。从地下工作的角度，我们的会面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很高兴，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如何工作和如何带孩子五月份我迁入威廉在北京的住宅。这里有四个房间，按照中国建筑方式，每个房间都有侧房，它们组成一个方形内院。窗户分成若干木格，上面糊着羊皮纸似的纸张，既看不进来，也看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