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他们出生的省份，他们有没有家庭，他们将要在哪里工作？对付叛变最可靠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知道最必须的东西。的确，这是老生常谈，但具体的例子最有说服力，这是最基本的理论。
我们的游击队员应该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过满洲的铁路线上。
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多次成功地破坏铁路网，使交通陷于瘫痪，尤其是他们曾多次使军车脱轨。游击队小组在增加，他们吸收了新队员，借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
他们的活动今日本人惊慌失措，这从新闻报道和日益强化的针对性措施中已经表现出来。
我们向中央汇报游击队小组的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拍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绪和事实的报道，通报新的，有趣的队员的情况。
另外，我们的游击队员小组并不是固定的单位，队员们作为工人、农民或者职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集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要么进行训练，要么有组织地从事打击日本人的活动，即使这时也不总是全组出动，小组的实力只有领导人才知道。这种游击活动形式在当时是经常采用的。
除了指导各游击队小组之外，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筹措所需要的炸药。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别的城市的药铺和杂货铺，购买化学药品，它们本身并无危险，但配到一起便成为爆炸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购买硝酸铵（钾硝）。
我们在一家店铺里打听过多次。恩斯特不会讲中国话，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们带着我的米沙，以便尽量给人一种和善的印象。硝酸铵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买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实这是农业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请求买10磅，售货员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他拿来50公斤。太棒了，我们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在一辆马车上，运到我的住处。
假如我的记忆是对的，一公斤硝酸铵，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铅粉或者高锰酸盐，放在一条火车铁轨上，可以充当炸药。这种药品，还有附加药品，也许是为了代替另外一种也并不难买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钾，引爆硝酸铵用另外一种配方。
同样我们买过硫磺、盐酸和其他的化学药品，它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把配方和制造炸药包的任务交给游击队小组来做。
为了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们的游击队员，谨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运输这些材料就更为困难。
我们最喜欢和最重要的一个同事，我们称他冯。他有一副北方中国人的魁梧身材。他给人以镇定与威严的印象。尽管他还年轻，在我们那些短促的接触中，我看出来他是一个沉着、和善、严肃的人，他的这种严肃中带有热心和尊敬。
我与冯的接头是在奉天和安东进行的，安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在朝鲜边境附近，他在那里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终身着中式服装。我不相信，除了一顶礼帽之外，他还有别的欧式服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冯像其他与我们来往的中国人一样，只讲中国话。
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废了我的课程，忘掉了许多。读与写的水平都不好，我还不会利用中文辞典。可现在我们要指导游击队员，要传递他们的报告！我必须尽快地学些新的单词。为了能与中国同志互相交流，我递给他们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我掌握的单词，他们只能从这些词汇里选择单词写进他们的报告里。同样我也必须把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这些有限的词汇表达出来。当然，这对于我加速学习是个很大的推动。每次我与这些同志接头时，在他所收到的纸条上，都会发现我已经记熟了的新单词。
致父母的信：1934年9月28日我每天都学习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赛着学习写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课，这是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时间和几角钱。为此，他给我烧非常可口的饭菜。学得越多，兴趣越大。我现在能写和读600个汉字。说的更多。超过2000汉字的人，已经是汉学家了，多数人都会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现在我的同乡们都有点替我担心了。
我的奉天的语言教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悉一些以后才承认，由于他家里困难才给我来教课，因为我公司的信笺上印着“满洲国”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给这个国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国人都痛恨它。他感觉到我对中国有感情，有兴趣，但是这样的公司标志使我在中国人当中永远也不会赢得朋友。
我回答说，我也是因为需要才出来挣钱，不得不用满洲国这个名字，因为买我的书籍的顾客是日本人。
当我于1935年秋天离开中国时，我已经能读和写大约1000个中国字，说得还要多。米沙有许多中国朋友，他掌握了属于一个四岁孩子范围内的所有词汇。
中国语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词画构成的。由于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学习的，人们既要说出这些词画，又要发出不同的音域。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们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消息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同志们。中国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每次我与冯接头的时候，一看见他出现，我就很高兴。我们随便在哪条街上见面时，时间总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别的同志，只能说上很少几句话。我几乎不了解他的情况，他也不了解我。一个局外人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呢？
我们在同样的危险中，为同样的事业而工作。可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于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与冯接头以后，突然拥来许多警察和占领军，街道被封锁起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举起胳膊站在那里。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对方时，我感觉到，除了危险之外，这种搜查方式是特别有害的，可冯尽管举起双手，却不失自己的尊严。
警察没有发现纸条，他们搜查的是武器。否则他们马上会辨认出来，这笔迹不是中国人写的。
也是冯从我的住处取走了50公斤硝酸铵，于是他知道了我的地址。
与另外一个游击队小组领导人的接头发生在吉林，那里距奉天五百公里远。这肯定是中国游击队员提出的建议，我只能说，哈尔滨那个可恨的墓地与这个接头地点相比更为理想。吉林也有火车站，但并不很热闹。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下车。我跟随那个等待我的中国同志，像约定的那样，并未向他表示问候。
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两辆人力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行走了大约40分钟。尘土像烟雾一般笼罩着我们，不过尚未把我们弄到辨认不出来的地步。多年来似乎不曾有过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若想把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从人群中区分开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最后我们停在一栋简陋的茅草房前，在我们走进去之前，已经围着我们站了许多人，惊奇地注视着我。游击队员的妻子招待我们，给我们端来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制造炸药的材料交给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位游击队员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却不懂得如何进行地下接头。
像在上海一样，我在奉天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1934年春天，法西斯主义尚未如此强烈地影响德国社团，尽管第一批受迫害的人已经从德国来到这里。
什么人与领事馆有联系，与德国社团有来往，在日本人看来并不值得怀疑，因此我尽量利用这种关系。我接受德国领事馆的邀请参加招待会，也去德国俱乐部。
与我比较亲近的熟人，都不想拼命去当纳粹，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
自然，我的社会地位，作为打字机公司的一名小小的代理人的女友，比起在上海时作为英国城市管理机关一位有声望的建筑师的妻子的地位要低得多。
致父母的信：1934年春季在这里我到处都受到友好接待，在德国俱乐部……我经常和弗克斯博士在一起，我们是三年前在北戴河相识的，当时我们很喜欢他。他在这里一家日本人学校里教书，假日时他常常做些有趣的旅行。他会讲12种语言，刚刚30岁出头，是个冷静而稳重的人，常常讲些讨人喜欢的和令人高兴的故事……
……我常常也能看见一个刚刚出现在奉天的比利时建筑师。他出身于贵族，曾长期生活在巴黎，在伦敦生活过八年，他的生活作风和思维方式跟我们一样，与表现出来的其他特点相比，他是个令人高兴的人。此外，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日本人（松本），他是伯恩施坦的朋友，在上海时我就认识他，他现在在这里工作。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新来的医生。我在信里写过关于他的事情吗？他是年纪较大的德国犹太流亡者。我跟那位建筑师打网球，跳舞；跟弗克斯一块吃中餐，出去郊游；跟松本去看电影。医生夫妇来我这里做过客，最好是大家都来，因为我有一栋如此滑稽可爱的小房子，有这么多漂亮唱片，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小厨师。侥幸的是，我只是顺便欣赏一下这些女人，这就是说，有时在喝茶时，有时在俱乐部里，在那些地方，我只能谦虚地赔着笑脸，在必要的时候，颇有耐性地坐上两个钟头。
由于伊萨和艾格尼斯不在这里，我倒宁可不见我那些熟人的太太们。
那位比利时建筑师的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称呼他“领带”，我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在政治上是靠近我们的。我曾经很想争取他至少做我们的外围人士。但是他的过去，他在奉天何以只停留个把月，且又没有任何职业，都令人捉摸不透。
松本，伯恩施坦的朋友，我们在上海时就不信任他。在奉天我可以肯定，他不只是推销乌发电影，他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要危险得多。当他出乎意料地来拜访时，我正穿着孙逸仙夫人赠给我的那件衣裳。他说，我穿这件衣裳很合身，可不可以为我照张相。反正伯恩施坦那里有我们的集体照片，背着我照我的相，对于松本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友好地接待了松本，任何回避或推辞都会引起他的怀疑。我把这当做一次有用的训练，当着他的面多留点儿神，又不让他感觉出来。对于这样的态度，我已经练就了一种可靠的本能。
我给家里寄出的信，比从上海寄出的那些信件理所当然地要慎重得多。有一次我在信里提到：“现在正忙于结算进项。”这是撒谎，我卖出去的书籍并不多，为了平息父母因为我与罗尔夫分手所造成的不安，必须拿职务来搪塞。
关于满洲的情况，我在给父亲的信里是这样写的：1934年7月20日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人慷慨地实施了一些建设项目。奉天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城区，首都新京正在建设巨大的政府大厦。航空线和铁路线遍布整个满洲国。日本货物充斥城市和乡村，它们摧毁了所有的欧洲公司，百分之六十的住在奉天的欧洲商人，在最近两年都破产了。与此同时满洲国的一半遭了水灾，另一半遭了旱灾。
其结果是饥荒。上个月只是在满洲国的奉天省就发生了650次土匪和抗日小组的袭击事件。
在满洲的深山里历来就有小股土匪，他们常常袭击富裕村庄。随着游击队小组的增长，分别的和准确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是很难统计的，日本人把游击队也称为土匪。
我也侦察更遥远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末我和领事的侄女，还有弗克斯博士进行了一次非常快乐的郊游。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地方，乘火车两个半小时到达，在奉天谁都想象不到有这么好的地方。山区里有深蓝色的河，有布满岩石的山和绿葱葱的山、有陡峭的山谷，古老的树木，清洁的小村庄，非常迷人。按照日本方式吃饭、睡觉、洗浴……
在另外一封信里，我抱怨“讨厌的人，做不完的工作和奉天的小城市气氛。”
我从未提到过恩斯特的存在，其实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
我带着自己的书箱子也去过两三次抚顺，这是满洲的工业中心，那里出产煤和石油。我到那里各处看看，拜访工业界的领导人，他们买了我几本书，我在那里拍了一些风景和人物照片。
实际上，我并未努力去利用奉天和满洲为我提供的重要读者群。我也偶尔去拜访一些官员、军方和工业界人士。当然，我们没有与日本人取得联系的任务，不论是恩斯特还是我，均未向中央做过这样的建议。尽管如此，在这个或者那个问题上也能产生一些粗浅的认识，然后把这些成果用电报的方式转发给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