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1964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1980年与1963年相比，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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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9万增加到22304万，增长1721％；就业人数由339B万增加到4681万，增长6748％；社会产值增长16262％，B其中工业增长23119％，农业增长4817％；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14324％，出口增长103499％，进口增长132474％，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14204％①。

B分阶段看，1964～1970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99％（其中工业716％，农业102％）

，1971～1974年为B B B488％（工业791％，农业319）

，1976～1980年为461％B（工业679％，农业241％）。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1943～1963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980学A年和196364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由于人口A出生率下降，减少了162万，即减少443％；但中学生增加B B481万，增长9447％；大专生（二年制）增加48902人，增B长11034％；大学生增加228311人，增长21294％。其他B B文化医疗事业也有巨大的进展。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1963年失业者230272人，失业率636％，1980年失业者增B至784499人，失业率达到1214％。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67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出卖主权”和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3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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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49％；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2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1％。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议而难决，决而难行”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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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70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10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输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70年代里石油价格猛涨（南每年需进口约1200万吨石油）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限制进口，给南斯拉夫经济增加了新的困难。南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自治体制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过长，投资超过实际的可能；个人消费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激增；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局曾把1979年定为“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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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有力措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只是由于铁托总统健在，靠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内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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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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