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1966年处理了兰科维奇事件之后，开展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着手进行党的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体制中逐渐注入了“联邦化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中注入了“邦联化的因素”

，这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潜在原因之一。

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1966年7月）成立了南共联盟改组和今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关于在社会自治的条件下共盟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并提出关于共盟改组的具体建议。

南共联盟六届五中全会（1966年10月）

通过了改组南共联盟的提纲。

提纲强调，共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党委会不应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创见的源泉。全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以代替总书记，铁托当选为主席；全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选举由34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全会还设立了若干中央工作委员会，除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3

央委员外，吸收科学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从南共联盟“九大”

（1969年3月）起，代表大会召开的程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惯例是，南共联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全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召开代表大会来贯彻执行。

“九大”

改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选出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派往南共联盟中央机关的候选人，然后召开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协调各方的立场，认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候选人组成的南共联盟中央机关。

“九大”

撤销了中央委员会，代之以主席团和执行局，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处理党内的重大问题。主席团和执行局的成员，按各共和国共盟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及人民军共盟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作用，确认了它们的“自主地位、平等和责任”。

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1974年4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改革，体现在1967、1968和1971年通过的三批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平等，重申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扩大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