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节

后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传》戴皇天之戴，谓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长。君体子仁足以长久。故曰：乾为天，为君。又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明万国之众，尊其君曰元后，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诰》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此以知民不当挟众而自主矣。盖众非元后何戴焉。以，如《易》能以众正之以，谓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后之左右民，故其众可左右而用之也。于是乎有以守邦，虽敌国必畏之矣，是守其国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众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阳之守而存也。《论语》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则曰民无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学》曰：失众则失国。此以知君当畜众而自强矣。盖后非众无以守邦焉。《召诰》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顾畏于民岩。夫岩，险也，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则民险矣。而后以守邦者，亦民险也。《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邱陵也。庄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今《召诰》所谓民岩者，岂以为人心之险哉！

谓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恶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过于民心好恶之公者乎！故谓之民岩也。盖以是为民险矣。天道至公也，则有天险焉，地道至公也，则有地险焉，人道至公也，则有民险焉。民险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论语》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诰》言天德之敬，节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盖有王元子之所以为П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于是乎民险皆平矣。天险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险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险之平，以人道之和也。从古以来，敌国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国者，皆无可恃焉，恃民岩之险也。故古之敌国，若无所顾畏矣，而终不敢不顾畏者，有民岩在也。若宋之义民是也。而谓有王元子，反不顾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顾于天显民祗。《酒诰》曰：迪畏天显小民。皆不言民岩也，而其险昭然矣。不知者以为民岩者，庄子所谓人心之险也。挟众而讪言，犯上而作乱，皆民岩也。所以称民权也，何其戾于《召诰》之义哉？《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大学》曰：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

是谓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从之者，天以民为心也。《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则无不从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说，诬民者迂之矣。而其托于《太誓》者，以人欲为天必从之者也。岂不悖哉！《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盖人性之欲，有由天理而不化于外物焉。故《乐记》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此性之欲之失也，是天欲绝之矣，而妄以为天必从之乎？《夏书》之逸文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夫遒，聚也，振木铎而行，则聚众听焉。故曰遒人，徇遍也。杜氏曰：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是也。此《汉志》所谓行人采诗者也。师，众也，官师者，百官之众也。规正也。《诗序》曰：沔水，规宣王也。相规者，相与规正其君，若《无逸》所谓胥教诲也。工，百工也，若立政所谓艺人也。《国语》曰：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工曰：无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盖言工执艺事以谏也。《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况其争之多乎？夫谏者争也，以公义争其不义也。天子君天下，诸侯君其国。

古之明君，皆兢兢乎不敢自专也，而愿闻其过。是故谏无常职，人人可以尽言于吾君。遒人所采，百官所正，皆谏也。遍乎百工，则众矣。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又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国语》曰：庶人传语。又曰：风听胪言于市。皆众谏之义也。然而古之士民，其气不嚣者何也？非挟众故也。以义之正者为公，非以言之众者为公也。夫谏者何为而知义之正乎？古之学校六经之术明也。盘庚曰：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此盘庚将迁而告民也。诞大也。，诚也。有众，民也。造，至也。勿亵者，戒其慢也。庭者，若周官外朝之位也。古者君有大事，则有庭询之法，臣民集焉。《洪范》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者也。古之为君者，此其不与臣民相隔也。然岂询之而不察之，徒听于庭议之众哉！《论语》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是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故凡庭询者，非不察之而徒听之也。然非其君之明，何以能察之哉？《大学》言新民者，所以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所以先必格物致知也。

朱子所以必言穷事理为格物之要也。故其入告于君者，且勤勤以格物穷事理为言。盖以人臣之义，正君而救民，莫大于是也。当盘庚时，以河患迁殷，其臣浮言而惑民，其民惑之而违君，虽民有箴言，皆伏之不闻矣。盘庚苟不察之，徒听于众，将不以庭议沈其国耶！善夫盘庚之明也，察其臣之恶，释其民之疑，不废庭询，而庭询有正，不可以众挟也。非其能格物之大，设中于心者，而能然乎！《大诰》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此大告东征也。管叔率群弟，流言诬周公，殷武庚从管叔而叛周，成王大告东征，而察天人之际也。非空言也，实事也。实理则实事之由也。夫造，为也。为犹作也。哲，智也。《洪范》曰：明作哲。迪，道也，谓导而行之也。君之于民，以哲智导而行之，则民无不安矣。康，安也，格至也。蔡氏以为大学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即《大学》致知之至也，此《大学》之宗也。朱子本之以释《大学》者也。今言弗作哲以导民安康，况曰其有能至知天命乎？《皋陶谟》曰：天明威，自我民命威。盖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后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则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谓此也。爽，明也。

诗曰：此邦之人，不可与明。《君》曰：厥乱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于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献之十夫，皆民之贤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犹《无逸》所谓训告迪哲也。亦犹《君》所谓迪知天威也。盖上帝命讨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导而行之，非知无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则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于此见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盖十人迪哲，则天命讨贼之义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即邦由是定，非昏乱之邦矣。当是时，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专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尔，何其明哉！十人迪哲，二公当在焉，其不疑盖有由也。故成王所谓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于能察奸谋而定天下之大艰也，岂类小智不明者之所谓格知乎！《仲虺之诰》之逸文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夫自为者，自己为之也。得友得疑，不言自为者，通上省文也。疑犹礼言师保疑丞之疑。故与师友并言，盖疑则谋于人也。诸侯自为得师者王。若孟子言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也。得友者霸，若《国语》言晋文之长事贾它也。

得疑者存，若《战国策》言燕昭之问郭隗而来乐毅也。皆自为得之也，非由敌国为之也，非由异国为之也。士虽有由敌国异国而来者，非受命于其国之君臣而来间我也。故我得之以为己用焉。师其所当师，友其所当友，疑其所当疑，诚得其善而好之也。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此之谓也。故曰：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讠讠。予既已知之矣，讠讠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此幽王之所以亡也。故曰：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仲虺之言，谋国者宜如何自省哉？《左传》言楚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之奔晋者，皆怨楚也，乃为晋谋，以害楚焉。故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此霸国余烈云尔。其有近于自为得之者欤？《周书》之逸文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夫农者，平地山泽之三农也。空而不有曰乏。事者，百工所备之事也。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三宝者，所以通有无也。《史记》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禹贡所谓惟金三品也。而周监于夏焉，则周之三宝可推矣。断而不续曰绝。虞者，山泽之虞也。财者，货财也。

竭而不生曰匮。微而不多曰少。盖足民之食，其原出于农。备身之事，其原出于工。行币之宝，其原出于商。取地之财，其原出于虞。故《史记》引此而说之曰：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言其原出于此也。今不出焉，则失其原而不利矣。《周官》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职事。今《周书》约九职而统言之。其言农也，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其言工也，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其言商也，而商与贾统焉。其言虞也，而虞衡与薮牧统焉。故农者民生之本也，工非淫巧之工，商非龙断之商。工商者，济乎农而资乎虞也。虞者，农工商所由赖也。此与九职之序，不同而同。皆中夏之利也，皆中夏民之所利也。以此利民，皆不失任，其利无遗矣，岂待他求哉！《论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奈之何夺而失任，使其利源之不出也。或曰：三宝之金，不忧其困欤？曰：自《周书》言之，则不忧也。农出其三农之货，工出其百工之货，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中邦之货萃焉。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

其资于货者多也，其资于金者不多也。货之生不穷，而金之生有穷也。此以本富驭末富也，孰能困之哉！《说命》之逸文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夫口者，言之自出也。自殷高宗言之，则天子之言矣。盖令乎天下者也，宜首称焉。起者，所由起也。羞者，如《易》言或承之羞也。郑氏谓羞犹辱也。惟口起羞者，郑氏谓当慎言是也。《诗》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所以谓无言不雠也。甲胄者，身之兵备也。兵备在身，人皆见而知之，其他无不知矣，故特言甲胄也。惟甲胄起兵者，当阴备，不使疑忌也。兵法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今乃且形于甲胄乎？《史记》称：子贡之言曰：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此兵所犹起也。或曰：甲介也。礼曰：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如其失也，军容不肃，则必不能兵，乃使觇国者轻之而起兵矣。盖祸患所由者，口与甲胄，则其大者焉。衣裳者，国之章服也，笥所以藏也，惟衣裳在笥者，当藏之以待有德，不敢妄赐也。犹《诗》美彤弓者，称其受言藏之也。《史》称韩昭侯有弊，藏之以待有功，况章服乎？干戈者国之兵伐也。省者，自察也。厥躬者，其谋动兵者之身也。

《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惟干戈省厥躬者，郑氏谓当恕己，不当害人是也。《左传》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以其能省故也。盖喜怒所用者，衣裳与干戈，则其大者焉。且《说命》之言衣裳也，自口而下，次乎甲胄干戈之间，何哉？《易》之诗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又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言行师之道，锡命不可及小人也。口者，锡命之言也。衣裳者，锡命之用也。甲胄干戈者，行师之用也。忝此衣裳，孰司喉舌，四海羞之。于是乎甲胄无谋，干戈不戢矣。《诗》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呜呼！凡若此者，非其大略之所存乎！盖经义者，经术也。古之人于此察焉。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后世行事，或迂经义，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若宋事之于周官，则巧矣，其欲正之者，非明经术，则安得正之耶？且治书贵知要也。孔子赞易，奚其必三陈九卦欤？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春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皆知要也。今将有白，亦云远矣。

悠悠乎书，愿无忽焉。既而诸学子得手书，敏而从事，疑之来，笔以答之。虽八百里，若一堂尔。则所助者多也。若何犹问《尧典》日觐四岳群牧，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问《召诰》节性，而疑问与孟子不同。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陈汝廉问《尧典》如五器，欲从马氏五玉之说，而疑三帛二生一死，不可以器称。则因而添疏详之矣。若张子沂问古文《太誓》，马氏传之，而疑马所言者，惟曰今文《太誓》。问金，周公居东，据《通鉴》之论，本乎诗序，而疑成王未知周公，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实曰：今之《太誓》。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其《高宗肜日疏》，言祢义者，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昔范氏为《谷梁传》集群子有说，皆列名其中。今所问不常，列之难一，未从范氏之例也。故为后序以志之，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古者序惟在后，今解，既为前序，又为后序，由杜氏《左传集解序》之例而推之也。凡答问在校刊时者，及在其先者，张子沂编为一卷，曰《读书堂答》问。今以附《尚书述草》之后，俾读者参焉。盖《尚书述草》，历十有五年，而朝亮则五十有七也。愿与诸学子为心力之为，志乎古而觐其深。韩子有言：终吾身而已矣。光绪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晦日。

○复康太学书邮示《新学伪经考》，少闲阅之既，仆窃以为足下过矣。足下言汉之古文，皆伪也。伪之者，刘歆也。歆承父校书，得新莽而其伪行也，二千年来莫察之矣。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夫《诗序》有传者之失，《书序》不可信，《礼记》杂出汉人，明堂位尤妄，《月令》吕氏所修，《易说》卦杂卦序卦，后出可疑，《左传》惑于邪说，昔人察之至详也。特不皆以罪贼歆耳。乾隆之初，馆臣之辨《周官》曰：《周官》有歆伪窜者，故史称歆颂莽之功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公孙禄数歆之罪曰：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辨而察之若此。贼歆之罪，既已白于天下矣。秦燔天下之书，其职于博士者不焚。足下言博士之书，萧何所收者是也，六经无亡阙也。呜呼！何其言之过也？《史记》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险，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然则何所收者，版图之书也。故史迁序于律令之下也。当此之时，丞相府中，必有博士之书，何实刀笔吏，不知收之。昔人所以痛恨于咸阳一炬也。《礼》十七篇，亡者不知凡几。公食大夫礼曰：说洗如飨。若其不亡，飨礼今安在也？

足下言伏生无藏书。以伏生为博士，所不禁也。然伏生知秦乱，将弃官流亡，欲挟书而走，不犹恐干禁乎？《史记》曰：秦时燔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此其信也。《史记》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此史迁之言古文也。足下则以为歆伪窜之。又恐人谓史迁不言古文，以古文未立故也。则又以此者史迁亦已言古文，然则不相矛盾乎？《史记》曰：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后世因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迁盖据所见而言之。足下以为此孔子藏书也。然燔书之时，苟庙藏者不壁藏之，能不干禁乎？况孔氏尤秦之恶乎？则孔壁古文，盖有由也。《史记·鲁共王世家》，不言得古文者疏也，《史迁》之疏者千百也。足下攻古文而决其罪于贼歆，尚今文而决其传于孔子。仆以为六经之遗，传者或失，学者不察，则今文亦贼歆也。夫《公羊》，今文也。《公羊》曰：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此援嫂溺之义也。而《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则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皆权道也，不亦贼歆之类乎？释《公羊》者，言王鲁新周故宋，此明堂位王鲁之谬也。

而足下之攻《毛诗》也，言其不知三颂为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呜呼！何其言之过也。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学堂私议，以尊经分官为指归。贾子，帝入五学，所上不同。《学记》，春秋教以诗书，冬夏教以礼乐，是援六艺立六大学堂。东诗上亲，南乐上齿，西书上贤，北礼上贵，太学分左右，上易下春秋。所以必立六学者，上下四旁，情性不同，好恶相反，各因所短以施教。每学分经，各立宗派，亦如六家旨耍。分六学专门独立，事半功倍，其教易行。若一学兼包六艺，事杂言庞，教学皆困。《王制》左学右学，有互移法。盖左右分经异教，性情才思，不合于此，必合于彼。使两学重规叠矩，何必互移，此立学分经之说。今以七经，分立五学。蒙学《孝经》、《礼乐》、《容经》，小学《王制》，中学《春秋》，高等《诗》与《周礼》，大学《易》，方言实业，别立专学，听资性相近者学之，不与各学相嬲。蒙学修身，凡俊秀士农工商之子弟皆人焉。《孝经》标宗，礼容治身，不但仕宦，齐民皆必学。小学以上为仕学，立官治人属焉。主王制，统典考中外政治，律例学属焉。《王制》为普通，专业则分择一门。如司徒、司马、司空、冢宰、乐正、司寇市，择性所近为专习。蒙学详不再立课程。盖考典章如识字，记识功多，用思事少，于小学相宜。卒业后入中学，以《春秋》课之。

《春秋》如会典律例，先师决狱皆所取。入中学，治身掌故所已明，就《春秋》以推详当世成败，全经为普通。王制官事，各就本门推考得失，治国齐家，上而天王二公，下而卿大夫士，就行事推论经权，君臣父子夫妇邻国外交，分门求之。《王制》如阵图，《春秋》则操纵变化，在乎一心。古无史家，《班志》附《春秋》，中外史书读不胜读。然精华全包《春秋》，或分书，分官事，既已贯通，余力可以涉猎。凡国家以下，综揽无遗。《春秋》治法基础，董、刘、公孙专经，文章事业，炳史册。《春秋》既通，治术思过半矣，然后升之高等。时局合通，不似汉唐但治《春秋》，已无余事。故必进以《周礼》《尚书》。《周礼》大统，《王制》、《尚书》小统。《春秋》验小推大，简易易行，借证大统。家国因天下而益显，故虽任小，亦必知皇帝宗旨。又道家君逸臣劳。逸者天下，劳者家国。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知人善使任，其要领也。学问于此观止。补吏授职，不再入学。京师泰学，专为易教。皇帝法天，调济损益之至功，每因事故，如学饰饬盛德篇，有狱则饬。六官分司，分职任事，尊法无为。又六仪有礼乐，帝学亦有礼乐。六仪为治身，帝学为化民。宗旨不同，取效自别。

以蒙学万人计，入小学不过百，入中学不过三十。入高等不过五人，大学不足一。蒙学成，散归实业之农工商贾。中学成，皆补吏。考汉博士多补吏郎，后由吏郎至宰辅，不仕而任教职者，或为博土，或教授乡里。当时儒吏不分。《秦本纪》凡学者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之入仕者。人材由阅历而出，学成必先为吏，以练其才识，印证其学术。既有登进之路，又无学织之患。故小学以上，皆为仕宦学，分官分学，终身不改。人材多，取效易。后世数易官，官如传舍，故相率不学，权归书吏。由学仕分途，于事功外别有所谓道德。以致儒吏分途，所当厘正者也。今以《春秋》立王伯之准。又以年时兼皇帝之说，原始要终，其道毕矣。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然小大不同，迥异前轨。所谓拨乱世俟后之尧舜者，固为今日言之也。读是书者，先通王制，考悉国家巨细之政故，推衍经传，以观其变化，与等差经常应变方略。所有京师国都邑野山川，即今之万国地法也。王侯卿大夫，如地球千名人传，征伐胜败，灭国取邑，世界大事表，三百年中战夺攻取也。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也。所褒之忠臣孝子名士烈女，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诛绝之乱臣贼子，拨乱世以为当世法，乐教也。

世卿同姓婚，三年丧不亲迎，郊祀宗庙不以礼，立新制革旧弊以改良，礼教也。彰王法，严讨贼，明嫡庶，辨等威，强干弱枝，谨小慎微，以绝乱原，书教也。内本国，外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