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3 春夏之际

法国水晶灯

　　小希没有回我的电邮，我的幸福生活可以继续。

　　我到798，参加一个西北妇女剪纸装置艺术展的开幕式，主办者是新成立的中国国粹文艺复兴基金会、国际一乡一艺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的中国社科院朋友是学术策展人，她邀请我当十个开幕式发言人之一，上台发言三分钟。我扼要的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新社区运动，台北的艺术家如何与地方上的工艺人手拉手合作，活化乡镇文化产业，说得我自己都有点感动。策展人也说这次展览是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的表现。我感到一片祥瑞。

　　身为文化名人，有义务出席这样的场合，说点得体的话，回馈社会。

　　中午在附近的金江南吃饭，我与国粹基金会代表同桌。基金会只派了一个副总干事来。他说基金会的重头项目，除了支持国人在世界各地追索圆明园和其他被盗国宝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中国的古代礼仪，例如资助一些中小学每学期开学举行蒙学礼，平常则要求学生每天跪拜老师请安，再而争取把各种古风礼仪变成国家法定仪轨。

　　吃了几道主菜后，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更多人围坐在我那桌，听基金会代表说话，我的位子都给占了。我就去坐别桌。

　　我的社科院朋友胡燕跟联合国教科文的法国女人和一乡一艺协会的泰国人坐在一桌，我若过去总得用英语交谈，有点费劲，那就算了。我走去西北妇女代表团那桌，有好几个空位子，因为来做采访的媒体朋友都已转移到国粹基金会代表那桌，只剩下三个剪纸老太太，两个海选出来的女村长和一个地级市的文化厅副厅长。这几个西北妇女个个面相善良，我这个社科院朋友总是能让我看到中国人善良的一面，虽然我理性上知道这不是完全的现实，感性上我还是愿意多接近善良的。我最想攀谈的是那个才二十来岁的民选村长，可是她隔得比较远，而且我发觉完全听不懂她的普通话。我只得跟隔座的文化厅副厅长说话。她说话嗓门挺大的，但条理很清楚。她来自甘肃一个叫定西的地方，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脱贫。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如何引导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搞专项种植，推动定西发展成了重要的马铃薯供应基地。全国的肯德基、麦当劳都用定西的专用薯。她还讲地方领导又如何在铁道运力紧张状况下，自己托关系，帮农民调来一个专列火车及时运出农作，又如何组织剩余劳动力在棉花收获季节去新疆打工摘棉花。我听了真长知识。我郑重的问她能不能总结性的告诉我，为什么定西能治好，其他比它条件好的地区还不能脱贫？她坦率的说，定西幸运的很，有做实事的一把手。我可以感到她说的很实际，就这么简单，就是人，只要地方官员愿意做实事，老百姓就能把地方经济搞起来，也就是说只要现在共产党的干部道德水平高一点，实务能力强一点，中国人就有好日子过。散席的时候我由衷的谢谢她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她说希望北京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能去她们的小地方指导她们，我口是心非的答应副厅长我一定会找时间过去。

　　午饭后，我心情愉快，又走回798随便逛逛。现在的798可不是十年前的798，结合了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洋气得很，当然也难免有人批评说越来越士绅化、商业化、游客化，可是凡事两边看，平心而论有798总比没有好，国际上找不到这样有规模的特色艺术区，外国人来到都惊诧死了，甚至达到文化震荡的效果，印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中国是落后国家到中国是最具创意的国度。这两年中国经济大好，艺术和设计大热，国际级画廊应来尽来不用说，连纽约的帕森斯、伦敦的圣马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等名校，都要来中国开分校，选址就在798附近。

　　每次到798，我都顺便去看一下新龙门画廊的收藏。这家画廊不玩前卫那套，收的大多是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油画，有几件大师的小作品，但主要是那时期的小画家，挺有看头，很适合我越来越保守的品位。现在中国已经跟日本一样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收藏大国，有一批富人好像特别欣赏这时期的法国画。

　　新龙门画廊很有气派，大堂的吊灯可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巴卡拉水晶灯。

　　我看着灯，正在想到底印象派、后印象派油画跟水晶灯在风格气质上是否契合，迎面一对男女虽没有拖手但肩挨肩很亲热的有说有笑走来，我想避也来不及。男的是简霖，他看到我，反应很快说：“老陈，我介绍，文教授。”

　　我跟女的握手：“很久不见，文岚。”

　　文岚说：“对呀，好久不见，陈老师。”

　　文岚竟然也叫我陈老师？

　　“你们认识？”简霖又一次惊奇我认识他意想不到的人。

　　文岚说：“陈老师在香港文化界很有名。”

　　文岚大概忘了我是台湾人。眼前的文岚，打扮得贵气而不俗气，晶莹玲珑，很可观。

　　文岚说：“能跟你交换一张名片吗？”

　　我撒谎：“忘了带名片。”

　　简霖说：“我有他电话。”

　　文岚也就不把她的名片给我。

　　简霖说：“老陈，这家的画不错，不过文教授认为标价好像比巴黎高了点。有一张画的一家酒庄，我感觉去年还去过那地方。”

　　文岚权威的说：“标价高得没道理。”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匆匆跟他们分手。

　　我心里有点郁闷，无心看画，却突然想到形容文岚今日风采的五个字：法国水晶灯。

　　我当年就是打算跟文岚结婚的。在香港买了房子，才知道她要嫁给别人。

　　上世纪九一年的秋天，我到大陆采访，去拜访一对在八九年后赋闲在家的学问家夫妇，当时有几个北师大本科生也在探访老人家，我很感动，这些年轻人一点不势利，老人家落难了也还照样来。

　　其中明显最出彩的，是大四学生文岚，漂亮、大方、有气质。她让我想谈恋爱。

　　她张罗那几个同学把大家的联络方法写在一张白纸上递给我。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故意让我能找到她。

　　我约她出来，在后海散步。她妈妈上海人，爸爸北京人，是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在沙滩的中宣部办公。她热爱西方文学，又关心国家大事，还长得这么标致，对我来说简直是完美组合。

　　她问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了表示有深度，吭吭哧哧说了半天。记得她引萨特说：人生就是要有担当。我爱上了她。

　　我回去香港几天，就想个藉口返京。她说她想出国，我鼓起勇气叫她嫁给我，她激动地又哭又笑，我以为她答应了我。我告诉她我的收入，两人生活应没问题。我有香港长期居留证，可申请她做香港人。

　　她问我婚后要多久才能到香港定居，我说托人的话，快的两年可办好，期间她可以持双程证到香港短期居留，我也会频密到北京出差，还是常见面，我还说，小别胜新婚嘛。她好像很兴奋、很期待。我们说好翌年暑假结婚，她可以完成学业。我问要不要见她父母，她说下次来她会安排。我完全没有一丝怀疑。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娶得这么出色的北京女子，还比我年轻十八岁。回香港后，偶然机会看到太古城的卖房广告，就把工作十多年所有的积蓄拿去付了首期，买了一个九十平米的二手单位，打算筑二人世界。

　　买房手续办完，我打长途去北京，文岚的父亲说她去了德国。我问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端很不客气的说：结了婚才回来，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我赶回北京，打电话找到第一次遇文岚时见到的那些同学，他们说其实跟文岚并不熟，那次在学问家夫妇家里出来后，都没有再联络。

　　我记得文岚说过本科学法语，同时在歌德学院学德语，遂跑去歌德学院查问，知道她已退学，有个职员说她要嫁给一个在学院兼职的德语老师，我问是谁，没人肯说。我闯进院长室，那院长是个知名的中国通，娶了个中国妻子，大概对中国年轻女人的心态有点理解，很耐心听完我说后，表示不可能把文岚男友的德国通讯方法给我，但如果我能写封信，他保证会替我转给文岚。

　　我在歌德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呆坐了很久，几次想提笔写几个字给文岚，但都不知如何下笔。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文岚从北京寄出的信，说她已结婚，先生是德国人，是她德语老师，本业是企业主管，在北京一见钟情，两人现住在德国，生活非常愉快。她没有说是哪一个城市，也没有道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带了一句，大意是：她像一只欲乘风飞向远方的小鸟，迫不及待渴望展翅，就在今天，因为明天已经太久了。

　　九二年前，大陆新娘嫁给香港人要等两年才能到香港定居，九二年后更要等待五年到七年。这项不人道兼违反人权的歧视政策，是香港之耻。文岚就算嫁给我，的确是不能立即到香港定居，我不怪她选择嫁到德国而不是香港。我甚至理解她骑驴找马。我气愤的是她不单误导我到底，并且在做了决定后也不通知我一声。我看穿她是个只顾往上爬而不顾别人的人，对她完全心死。

　　我懒得去猜想她现在和简霖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界面用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和亚马逊Kindle的所有优点，太好用了。我虽然仍然会惯性的定期去逛三联书店，但自从有了天语电子书手机后，几乎所有书都可以从网上直接下载电子档到手机。现在我的手机里已有金庸全集、张爱玲全集和鲁迅全集。

　　正在揣摩鲁迅《失去的好地狱》一文的时候，竟接到文岚打来的电话，约见面，我推说赶稿没空，她锲而不舍，约了翌日中午，她说到前门二十三号的Maison Boulud，那地方不好打车，我又没有司机，更何况我不想迁就法国水晶灯，改约在钱粮胡同三十号小咖啡馆。她问：“钱粮胡同在哪？”我不客气的说：“就在东四北大街，你沙滩老家附近，你不会不知道吧。”她竟然不还嘴就接受，一定是有求于我。

　　第二天见面，她果然说：“我跟简霖只是普通朋友，你不要跟别人乱说，人家有老婆。”

　　原来想堵住我的嘴。二十年没见，见我就为这件事。我竟然都不生气了，只想看看她还有什么招数。我逗她说：“简霖是大地产商呢。”

　　她反应竟是：“地产商算什么！就是有几个钱呗，没什么了不起。”

　　口气真大。难道她已经在骑驴找马？我得承认文岚虽也四十出头，但保养得很好，很有欧陆女人味道，我可以想象到不少男人仍会给她耍得神魂颠倒。

　　“你还在德国吗？”

　　文岚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早就不在德国了！”

　　“不是说你嫁到德国去了。”我暗示二十年前的事。

　　文岚好像怪我消息不灵：“你说汉斯吗？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德国，闷死人。我去了巴黎，我前夫是尚-皮埃·拉维。”她看我没反应，就说：“很出名的汉学家。”我确是没听说过几个法国汉学家的名字。文岚自己补充说：“汉学家都是神经病，受不了。”

　　我问：“简霖叫你文教授。”

　　她说：“文教授、文博士都可以，我是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博士，你知道巴黎高等政治学院吧？我是欧非问题专家，欧盟和中国外交部都找我当顾问。”我想到她爸爸是中宣部的，根正苗红，体制内体制外，两边全沾。

　　我问：“那你不打算回国？”

　　她傲气来了：“你说回中国吗？看吧，欧洲那边也有人等着我，有个老贵族还整天追着叫我嫁他呢。不过现在人人都知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如果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会考虑回来帮中国做事。暂时先来来去去，我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有房子，正想在北京也找个地方。你呢，你在北京做什么？”

　　就在家待着，偶然写点东西。

　　她对我的兴趣已消失大半。

　　她问：“住哪儿？”

　　我答：“幸福二村。”

　　她肯定认为不够高档，摸清了我的底牌，仅余的兴趣都没了。

　　“老陈，我还有事。”

　　“你先走吧。”

　　“简霖的事……”

　　我用手势表示封嘴。

　　她站起来，带点撒娇的说：“你现在住在北京，我到北京你要照顾我啊！”

　　这叫留下一条光明尾巴，也算是买个旅游保险。一会做大女人，一会做小女人，大小通吃。亏她好意思说出口。

　　我隔着玻璃，看司机开门，她上了黑色宝马，WJ武警车牌的。

　　我想：她确已不是山寨货，而是真的法国水晶灯了，不过不管是以前国产不省油的灯或现在的法国水晶灯，都是在市场上待价而沽的。

《盛世：中国，2013》 作者：陈冠中

第二个春天

　　然后好几天都没事也没人找我，我继续写不出东西，惦着小希，却没想办法找她。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已经连续两次，何东生都出席，但除我之外没其他客人，似是简霖为何东生可以安排的。

　　我到燕都BOBO小会所的时候，简霖已经在喝酒，且喝了不少。他看到我说：“文岚跟我掰了。”他带点尴尬的傻笑着：“她把我甩了。”这情况我很理解，晚期的中年危机，却遇人不淑。

　　我知道文岚这样有姿色、有文化的女人，肯定会迷死简霖这种好舞文弄墨的晚期中年富商。

　　我直觉的问：“她现在跟谁啦。”

　　简霖苦笑，摇着头说：“我堂弟，不过这次她可要头撞南墙了。”

　　我有点吃惊：“何东生！”

　　简霖纠正我：“不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是在姑姑追悼会上碰到的。文岚中学是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我姑姑教过她法语。”

　　我问：“你另一个堂弟是谁？”

　　简霖说：“你知道欧菲拉友谊投资集团吗？”

　　我说：“就是跟星巴克旺旺在非洲开店那个？”

　　他说：“那是小菜一碟。石油、矿产、大型基建……”

　　我随便问：“难道还有军火？”

　　他说：“当然有军火！非洲、拉美。”

　　我问：“那么欧非拉的欧呢？”

　　他说：“土耳其、高加索、前南斯拉夫、前苏联。”

　　我印象中，集团的老板是个板寸头，我问：“那，文岚就是跟那个板寸头好咯？”

　　简霖无奈的点头。

　　我故意刺激简霖，说：“难道他比你还有钱？”

　　简霖说：“我没法跟他比。”

　　我忽然想起问：“难道他比何东生更有权？”

　　简霖说：“东生忧国忧民，但是他只是个幕僚，大不了算个顶级智囊，比他有权有势的人多得是，甚至比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秘书，但是最终有权没权是要看你的派系是否在中央当权。你不懂中国国情，很多潜规则你是不理解的，中国事情不能看表面的，没法跟你们外面的人解释。”他说着说着自己不耐烦起来。

　　简霖这种认为境外人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态度，我很熟悉，就让简霖认为我不懂国情吧。他今天心情不好，嫌我烦，我还是少说话为妙，我还挺在意跟他这份有距离的交情。

　　他认真的说：“你不要到处写也不要到处说啊！”

　　我也有点不悦的说：“我是不写八卦的。”

　　到吃完简餐我们都没话。

　　我只在想，说不定文岚和板寸头旗鼓相当，还挺登对的。文岚大概也应该满足了吧，这么多年的骑驴找马，累不累呀？难道还想做中国第一夫人？

　　何东生推门而进，简霖用食指点了自己的嘴唇几下，提醒我不要提文岚的事。

　　何东生各送我们一瓶茅台，说：“这茅台是专门供中南海的，应该是没问题的，请放心喝。”

　　我们欣然道谢。这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不太冷。

　　简霖拿着水晶瓶替大家倒拉菲八九，好年份。跟着放片，片名《第二个春天》，一九七五年九月的出品。简霖说，这是文革八部样板戏后，四人帮主导新拍的头几部电影。当时邓小平又复出，还出访联合国，回来说要重视先进技术，四人帮拍这部片，就是冲着邓小平去的，不过片子在全国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放映，文革就结束了。

　　我注意到导演还是桑弧呢，导过《哀乐中年》、《祝福》和张爱玲一九四七年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根据二零零九年才出版的张爱玲自传式小说《小团圆》所提供的线索，桑弧确是张爱玲继胡兰成之后第二个有男女关系的男人。原来除了舞剧《白毛女》外，文革后期他还替江青拍过主旋律电影。

　　我侧头看，何东生又是闭着眼睛，我明白他为什么连续几个月来这个聚会了，因为平常失眠的他，在放片的时候可以放松的好好睡一觉。

　　我再看简霖，他竟也没在看，低着头，一双手托头。没想到他这回这么认真，真失恋了。

　　故事的背景放在中苏交恶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海军的船厂有两派人，一派主张自力更生用自己研发的技术造海鹰军舰，另一派认为土法上马不行，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依靠外国专家合作建飞鱼军舰，海鹰那派是造船工人和中级技术工程师的结合，飞鱼那边则是厂长和高级专家这种崇洋媚外走白专路线的人物，中间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学者和一个永远英明正确的工委书记。两派争持，结果在第二年春天海鹰派成功造出自己的战舰，谁对谁错就不用说了。四人帮就是要以崇洋媚外来影射邓小平。

　　片子播完，灯一亮，何东生一睁开眼睛就会发表一番言论，大概这些片子他当年都看过。

　　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呀，兜了多大一个圈子，才拨乱反正到了历史新阶段。”

　　我和简霖很努力的听着。

　　何东生继续说：“完全不要外国技术是不行的，但完全靠外国技术也是不行的。自力更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大国不能完全不自力更生，但也不能完全自力更生。老毛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低，粮食和消费品基本上自力更生，不假外求，放弃对外贸易，只跟阿尔巴尼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小国做生意，这就是追求绝对的自力更生，最终影响发展，没必要。老邓的改革开放年代美国人要全世界放弃自力更生，这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是不科学的，老美自己都做不到。当时我们拼命出口赚外汇增加就业，在一段时间内效果倍儿好，但是在这个用美元结算的世界，为了压低人民币汇价有利出口，就得购进美元，这从学理上就知道不可能长久，会造成结构性偏差，最后美元贬值，老美经济垮了，我们差点也被拖垮了，幸好及时调整政策，说穿了就是改成相对的自力更生，我们输出工业成品给俄罗斯、安哥拉、巴西、澳洲、加拿大，换取石油、粮食、矿产、木材、原料，都是我们中国缺的，也跟欧美做点双边对等贸易，买他们的波音飞机，再买些高科技工业生产工具，除此之外我们自己能做的就尽量自己做，能种的就自己种、能研发就自己研发，能消费就自己消费，从土豆到小商品到手机到汽车都一样，十几亿人的大国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主要市场，不过度依赖美国，不再乱搞重商主义，但也不玩老毛闭关自守那套，对外贸易照样对外贸易，但只占GDP百分之二十五不到，这不等于说就是相对的自力更生！”

　　何东生说话时很带劲，一停嘴就变回泄气皮球。我们知道今晚的演讲到此为止，接下来是三个人喝闷酒，到十二点前何东生上完厕所，大家就撤。

　　他厕所出来，又问：“一起走？”这次我答：“好”。我不想留下听简霖酸溜溜的说文岚。

　　跟他走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有点尴尬，何东生不说话，我也不好开口免自讨没趣，只能闷着头走。

　　他开的是一部黑色的路虎越野车，这类进口车在北京已属于常见到了不起眼的地步，我瞄了一下，车牌也是普通北京车牌，大概是谁送他用的吧。

　　何东生坐上车开动引擎后，从上装内取出一个电子仪器像个遥控器，一按即亮了一个小绿灯，三秒钟后再亮了两个小绿灯，何东生把仪器放回上衣内袋，说：“没事。”

　　我不好意思追问，谁知道他补一句：“反窃听、反追踪。”

　　我禁不住问：“谁敢窃听你、追踪你？”

　　他说：“都敢！中纪委、国保、国安、总参，这么多单位，养这么多人，谁说得准？谁没有对头？我监控人，人监控我，我有你的把柄，你有我的把柄，谁都有档案，游戏就是这样。”

　　我又长见识了，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怕有人监控。我强装见过世面，什么都不会大惊小怪的样子，很酷的系上安全带，想调一下座位，不知道按错什么吓我一跳，椅背往后翻，整个人就仰着平躺。何东生连忙把我扶起，说他的车改装过，两个前座椅都可以往后放平，像床一样睡觉。大概他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暧昧，想解释一下，但又忍住不说，怕越描越黑。我也不追上去调侃他。

　　他问我住哪，我说幸福二村，他说知道，熟得很。

　　我问他有见到当年兴华营的同学吗？他简短的回说没有。

　　我以为话又断了，谁知他主动说话：“水兴华是个有心的资本家，你知道兴华营让我知道了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而且不光是你们不理解我们，我们也不理解你们，坦白说，也没有太大兴趣理解，我是说真的理解，几乎不可能，我失去了兴华营才意识到，三地知识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说。这对我后来思考台港事务很有帮助。”

　　我三地都呆过多年，他这番话我懂，难得像他这样去一次兴华营就领悟了。

　　我说：“这几年台港精英怕都乖乖的在好好学习大陆了吧。”

　　他只回了一句：“中国的事情外面人不好理解。”

　　大概车速太高，我们给交警拦住了。我想这交警真不知好歹，但不知道何东生会怎样反应，只看到何东生边慢慢停车，边拨手机说：“我在工体东路快到新东路，嗯。”

　　就这样他就挂了手机。一个肥胖的交警跟他要证件，他毫无反应，交警再问，他眼皮都不抬的说：“等一等。”我看那交警有点按耐不住要发作了，幸好这时候交警的手机响了，交警一接电话，何东生就启动引擎，不理交警的反应开车走了。他说：“我秘书会处理。”

　　我心想，老板失眠，开车乱闯，秘书一定经常深夜接到这样的电话，马上要摆平，当秘书真辛苦。

　　这一来何东生又不说话了，有些可惜，因为我挺喜欢听他发表高论，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这个失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盛世：中国，2013》 作者：陈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