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2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 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分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制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至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合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记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藉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行。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体，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后来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在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画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店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店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分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但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八九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分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团、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梢。

　　我很孤独，除了妈以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藉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盛世：中国，2013》 作者：陈冠中

张逗的自述

　　我，张逗，二十二岁。

　　现在录影的地点是妙妙的家，在北京怀柔。

　　我是河南人，父母是农民，我自小有哮喘病，但长得高，十三岁就像人家十六岁，在火车站被拐骗去山西的黑砖窑，前后三年多，做盖房子用的砖，几次哮喘病发差点死掉。曾经试过逃走，被别人救了，送到当地劳动局，又给劳动局的人转卖到另一家黑砖窑。六、七年前，那地区的黑窑厂在全国媒体曝光，很多厂关了，救出不少童工，年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是失踪人口。我见到很多记者，其中包括广州来的妙妙，我们相处的特别好，她叫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妙妙说写得很好，说会替我在媒体发表。之后我被送回家乡，我妈死得早，我爸去南方打工，我又回到学校，重新读初中一年级。

　　一年多后，受到妙妙的信，说媒体都给打招呼了，不准再报道黑砖窑，以免影响国家的形象。我那篇文章也不能登了，只能交给天涯网发表在网上，跟帖很多，一周后才给和谐掉。妙妙把她的Email地址给了我，我去镇里，上网吧发了一封邮件给妙妙，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家里也没人，我想再出去打工。妙妙回邮，叫我去北京找她。她是北京人，已辞掉广州的周报工作，搬回北京。她说现实世界太恐怖，压力太大，宁愿做自由撰稿人，在家工作。

　　我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到北京怀柔找妙妙。原来她现在也是住在村里。

　　她叫我跟她住，教我做爱，教我弹木吉他，她会做很好吃的饭，还有蛋糕、饼干什么的。她有三只猫三只狗，都是捡回来的。她说之前北京因为奥运，大片大片拆迁，很多人把猫狗留下没有带走，所以北京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甚至名种金毛犬都成了肉狗，在农贸市场才七块钱一斤。

　　我也是她捡来的。我现在哮喘发作也不用害怕了。

　　她写文电视剧本赚稿费养家，我有时候在附近的宠物诊所打工，因为经常带猫狗去治病跟诊所的人混熟了。妙妙的小院是跟农民买的小产权房，有三间北房，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和带淋浴的厕所。我们和猫猫狗狗过了一年三个月很快乐的日子。那年妙妙三十二岁。

　　然后听说全国到处大乱，北京也人心惶惶，我们首先想到是到处找猫粮狗粮，怕断粮。后来，人也快断粮了。宣布严打后，局面就稳下来了，但妙妙怕我被抓，不让我出门。我在家呆了一个月。当时粮食还是紧张，很多人都把宠物丢掉，妙妙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回来猫狗，有些还是病的、残的。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几十只猫狗。我学会了照顾他们。

　　那年冬天过后，社会一下子繁荣了，每个人都面露笑容。但对妙妙来说，却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她突然不认得我了，任何人都不认得，见到任何人，她都点头微笑，但不说话，每天，她只记得喂猫狗，每隔几天会做一批没加糖的曲奇饼，但她不再写稿子、不弹吉他、也不出门，有需要的时候，会跟我做爱，但她不再跟我聊天说话了。

　　我一直知道，我到北京的一年多，她在以为我看不到的时候，回去吃某种药，所以有时候她会像灵魂出窍一样谁都不认得，不过一般不到半小时就会回神。这次她没有回来。

　　我知道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但我不能光靠打零工养家。所以我做了一件事，希望妙妙原谅。我偷偷卖掉家里的猫狗，尤其是刚生出来的小猫小狗。我不会卖给肉狗商贩。因为经济好了，很多人又开始收养猫狗，我已经挺擅于培养、配种，生一批、卖一批，家里永远有很多猫狗，还好妙妙对猫狗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看到谁就喂谁。

　　我还每天练三个小时吉他。有几个傍晚，我对妙妙说我去听音乐，她没有反应。我坐长途公交去五道口，到一些以前妙妙带我去过的地方听现场音乐，不听我有点难受。每次，我都碰到几个玩音乐的半熟脸儿，还一起玩过几首歌，他们都很喜欢我那手西班牙吉他，说以后演出时需要吉他手的话会找我。回来后我加紧练习，妙妙，你教我的技法我都练熟了，等着去五道口上台演出。

　　想不到演出那天晚上我出事了。

　　我接到电话去演出，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把你和猫狗的晚饭准备好，跟你说了一声，去了五道口。跟之前几次去听音乐一样，演出结束后太晚了，回不来，我就会找个地方打个盹，再坐头班车回来。这次我到了市区后，现在蓝旗营的一家小馆吃点东西，小馆店窄，坐得很密，隔桌是一男一女，男的说话是电视上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那种腔调，滔滔不绝的在说，内容我听不太懂，突然那个阿姨开始说话，是个北京人，我发现她竟然在骂政府。

　　自从两年多前中国人的盛世正式开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碰到的人都好快乐，很少听到有人说不快乐的事，我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有点怪，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也装得很快乐。所以听到那个阿姨骂政府，我心里感到很特别。没想到那个台湾腔男的竟然教训起那个阿姨，说你们的政府多了不起、多照顾你们，你们大陆人不懂得感恩，你们以为喂饱十三亿人是件容易的事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政府，你们女人懂什么……可能是他不停的说你们、我们，我听着觉得特别扭，结账走的时候，看到那男的屁股只坐五分之一椅子，我想都不想就猛撞了他椅子一下，他摔在地上，我头也不回的走出小馆，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

　　我去了一家叫五味的音乐现场，那晚上我们的乐队表演不错，现场气氛特好，我也分到二百块钱。其他乐手拉着我喝啤酒，说庆祝我第一次正式演出，一直弄到了两点多。

　　分手后，我本来想熬到天亮，但是喝了酒有点犯困，就在车站附近一栋楼的侧面，靠墙坐下，打算眯一下。

　　刚坐下合上眼睛就给五六个人用木棍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连爬起来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是台湾腔男人找人打我吗？我虽然身体很壮，但这样打下去可扛不住了。后来突然那几个人就走了。我吸不到气，左手像断了一样，右手压在身下，哮喘药在裤兜没法拿。这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看我，我发不出声，手颤动着想告诉他药在裤兜里，那人没反应过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妙妙，我那时想，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妙妙，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该撞人家，现在我死了谁来照顾你？猫猫狗狗怎么办……

　　突然我吸到药了，我又可以呼吸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死了，我壮，打是打不死的。

　　醒来已在病床上，只听到护士喊：喂，你送来的人醒啦。有个大叔走到床边，我不认识他，我提起精神说，裤子，我裤子。他把我裤子拿过来，我叫他在裤脚小兜里掏出五百多块钱，又叫他拿了纸笔写上怀柔妙妙家地址，猫粮狗粮牌子，分量多少多少，加上面粉，鸡蛋，拜托那人替我买了送去。我也不知道那人拿了我的钱会不会走掉，是否愿意跑到怀柔，我甚至不明白他送我到医院后，为什么还等我醒来。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想着你们断粮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那人回来，说东西已经送过去，有个女人收了，他向她解说我在医院，那女人只微笑的点头，请他吃不甜的曲奇饼。他还说我家猫狗真多。听了我就放心了。

　　下午他又来看我。我问他为什么照顾我？他说，看我躺在地上喘不过气，手在裤兜上颤动，突然明白我是哮喘患者，因为他也是，也长期用激素。他从口袋找到我的药。

　　他说，看到我用激素，忽然想知道另一个用激素的哮喘患者，平常是怎么样过的？

　　我问：“知道来干嘛？”

　　他说：“看有没有觉得其他人都跟你不一样？”

　　我说：“当然不一样。他们没哮喘。”

　　他说：“他们很快乐？”

　　这句话让我有触电的感觉。不是我不快乐。五年前开始我和妙妙在一起不会不快乐，现在妙妙不跟我说话，但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不快乐，但是这两年，我发觉我见到的人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只能说，他们很快乐。反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就算快乐也不是同样的一种快乐。

　　他一直看着我，等我答复，我点头。

　　他好像中了彩券一样高兴，然后看看左右，想怕有人在偷看我们。

　　他靠近我说：“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只有我们用哮喘激素的人，才会不嗨。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问：“你周围的人，是不是都不记得那一个月？”

　　“哪一个月？”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那一个月。”

　　我不明白。

　　他说：“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间，不是大家现在说的好像是紧接在一起的，而是隔着一个月时间的，正确来说是从春节假期后第一个工作天数起共二十八天。”

　　大概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说：“是不是你现在跟人家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那一个月的事，大家都忘了？”

　　我心想，的确再没人跟我说起这些事，的确有点好像不曾发生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