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本身而言乃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旧格局再也无法包容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

作者也怀疑将有取代美国的新霸主出现，他把一种“均衡合作的多极体系”视为理想的情况——其前提是，欧洲在推进宪制改革和安排安全事务方面取得成功，从而强化自身的机构，再进一步地重铸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形成所谓的“三极的泛欧体系”。换言之，只有欧洲均衡而内聚，一个“真正具有稳定的和平希望的世界”才是可能的(第407～411页)。

作者给美国政府开出的方案是主动去接受并且推动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紧密联合的欧洲的形成，而美欧之间的联盟则构成一个“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更为和谐而且更加可以接受”。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显然仍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作者在全书的最后写道：(“美欧形式的全球领导者”的形成)“意味着共同发掘政治和制度上的创造力以包容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作者并没有正面回答，西方将如何“包容”新兴的非西方的世界大国(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去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我想，这也正是留给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问题。

总起来说，这是一本相当大气的书。读者当然也可以从中看出对策式的结论，可以各取所需地去摘取一些对于最近时事的解释，但更多地，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有思想的学术”。毫无疑问，没有深厚的功底不可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作者谦虚地把这种“对历史和政治经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归之于“方法论上的习惯”(第18页)，而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来说，既然缺乏这样的“习惯”，那就更需要有方法论上的自省与自觉了。

算起来，我们这一辈的读者读哲学的时间并不短，但却始终害怕读哲学。因为，哲学书籍常常摆出高不可攀的架势，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弄哲学的人有时也故弄玄虚，把本来可以理解的东西弄得“一些不懂了”。西方哲学于文字又隔了一层，我们只好仰仗三家村夫子们的翻译，结果追求到的是影子的影子，离真理更加远了。我自己阅读哲学的经历大抵如此，也许只能怪自己愚钝而没有悟性。有一天，在自己的破书堆里找到威尔·杜兰(WILL DURANT)写酌《哲学的故事》，发现原来哲学也并不难读如许。杜兰说读哲学也有快乐，连形而上学都有诱人之处。每个学哲学的人都曾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是迫于生计，人们在刨食的过程里忘却了这样的体验。诗人勃郎宁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日常必需一如饮食。思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过程。《哲学的故事》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一样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我努力寻找一个学科的边缘而怀有写作热情的人物的著作来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比如，英国的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他的《哲学的慰藉》就给了我这样的阅读乐趣。

译者资中筠先生推荐我读这本小册子时，我内心有着一向的对于书的傲慢，并不以为会一字一行一页地读的。及至书到手，不知不觉竟然全读了。资先生的散体文功夫当然给这本书的中文本增色不少。不过，原文据说也得英语古典散文的三昧的。“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我把这句话视为资先生的翻译主张。也因为这个我拿到了英文本也不愿意去看。我不想破坏已读中文本给我带来的文字享受。两种文字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的翻译在文字上应当说是一种创作。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中国脍炙人口，是因为翻译家们把莎士比亚的文字用地道优美的中文转达给中文读者了。我读《哲学的慰藉》一开始就读的是中文本，语感定势有了之后，并没有想到要读原文。这就是有语言魅力的翻译所具有的效果。假如，让我来做文字翻译的裁判，我宁愿给风格记分，而不在科学界定上纠缠不清。因为，任何文学翻译都是不能用科学的手段来裁判的。两个人同为高手来翻译同一部著作，结果一定是两个文本，因为两人的语言感觉和文化理解是各自的。翻译批评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因素就谈不上专业。钱钟书说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翻译的理论家尤其缺乏实践。

鉴于此，我通常不从事翻译评论。这当然也有心虚的原因，一提翻译批评，就感觉人家要批评我自己的翻译嗄。

《哲学的慰藉》书分六章，分别“慰藉”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折、有缺陷、伤心和困难的众生。哲学的终极作用大概就在于此吧。真正的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或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哲学家对世俗的东西弃置不顾……你可能以为我会这样引下去。然而我不会。假如《哲学的慰藉》只有这些，我就没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了，这样描述哲学家的书籍太多了，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哲学的慰藉》里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个别人选如蒙田算不算哲学家，作者并没有按照学院的规定来安排。我接触蒙田超过二十年，《哲学的慰藉》却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了这位随笔作家。饮食男女在蒙田的笔下都有细微的观察，异地风俗也是他散文挥发极致的对象。“我之所以为我，每一样器官都同样重要……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在写叔本华的爱情故事时，德波顿说：“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这种思索本身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写尼采时，德波顿用了“推祟悲苦的哲学家”

这样的字眼：“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尼采把大多数哲学家讥笑为“卷心菜头脑”。“说实在的，在活着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是我在意的。我喜欢的人都在很久以前作古……”关于尼采，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并不想在这里误导读者。我感兴趣的也许跟哲学沾一点边：资先生做了几十年人世的学问，从事的一直是理性思维。德波顿选的几位哲学家或者思考人世问题的角度不合常规，您翻译时有什么样的感想?人在摆脱了职业读书的羁绊之后，阅读趣味是否更合人性一些?思想的闪光和逻辑的亮点是一回事吗?理性如果能指导实践，思想又能解决什么?与其说这些是我读《哲学的慰藉》时产生的疑惑，毋宁说是读书以来就有的疑惑。哲学如果真能慰藉人生，读书倒是一件幸事。理性思维的极致有时近乎疯狂，几个循环你便找不到北了。这个时候，没有哲学的人可能倒能解脱。如此，幸福倒离无知近一些。

中国华侨的血泪史

■ 乔新生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强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目光投向远方，去探寻海外同胞的生存状况。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为此专门开辟了一个唐人街栏目，专门介绍海外华侨的日常生活。最近，菲律宾华侨的后代蔡爱眉先生撰写了一部《起火的世界》，讲述了作为菲律宾华侨的血泪家族史。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在书中，他没有沉湎于一个家族的恩怨情仇，而是透过血腥的暴力冲突，分析其中的体制原因。在作者看来，市场和民主并不能解决世界上存在的种族屠杀现象，恰恰相反，市场和民主往往是造成暴力的原因所在。在亚洲，市场的作用就是让少数人占有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而民主就是让占有财富的人成为统治阶级。因此，在亚洲国家，对市场的对抗，对民主的反叛，就成为了社会基本的表现形式。作者认为，当少数人占有财富而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状态的时候，整个社会非常容易聚集起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集体施暴的力量。与此相对应，那些主导市场的少数民族族群也会千方百计地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对抗其他种族的民主诉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华侨不愿意参与政治，而又与政治藕断丝连的原因所在。当那些没有财富或者只有很少财富的人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实现经济和政治目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血腥屠杀的方式，希望通过这种最原始的再分配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它使有钱者变为被袭击的对象，让无产者在熊熊的烈火和对富人严刑拷打中实现心理平衡。

简单地说，在亚洲，法律规则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市场给了少数人财富，而民主却给了多数人分配财富的权利。当少数人把持着立法机构，试图剥夺多数人参与分配财富权利的时候，社会冲突不可避免的就要发生了。这是亚洲的宿命，也是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常态。在有些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让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的精英，由他们通过轮流坐庄的方式，不断地平息和缓解社会矛盾。这种政治发展历史的诡秘之处，就在于它包含了一切民主政治的游戏内容和形式。如果没有看到民主政治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所在，而把社会冲突看作是民族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到头来很有可能掩盖住了历史的真相。所以，面对西方学者在民主推销中的陈词滥调，面对亚洲某些国家一轮又一轮的血腥屠杀，我们必须看到，当今社会还没有找到解决国家深刻危机的根本办法。民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危机，但不能够彻底消除危机，在某些方面，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危机爆发的过程。人们注意到，在亚洲一些国家，暴力冲突有周期性演变趋势，每隔几年，总要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是什么原因呢?简单地把这些国家的问题归结为生产力落后显然是不妥当的。

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民主选举也能够周期性进行。这些国家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政治手段无法实现的时候，非政治的手段就成为他们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也不是没有市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在这些国家早已经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市场并不能保证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地进入，更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在市场中获利。那些不能自由进入市场的人，以及那些破产的人往往会成为革命的恐怖分子，正是他们振臂高呼，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暴力冲突，才在亚洲国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权。所以，亚洲的问题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也不能通过民主来解决。亚洲的问题似乎进入到了历史的死胡同。

其实，当我们在分析市场和民主作用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将西方的民主和市场模式作为我们的参照。在小国寡民的欧洲，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度奠定了今天许多国家的民主形式，而古罗马时期兴盛起来的商业模式又为当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而在亚洲，没有共和制度，也没有古罗马时期熙熙攘攘的跨海贸易。在亚洲有些国家，共和制度刚刚兴起，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一些亚洲国家虽然伴随着殖民统治，引入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但在部族冲突和种族屠杀中，民主政治早巳脱胎换骨。在乱哄哄的民主选举背后，是家族集团的轮流坐庄。在亚洲，孤儿寡母的眼泪比任何施政纲领都有效。民主政治其实变成了少数社会精英集团通过换马缓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在近乎世袭的政治选举下面，贫困者永远贫困，而富有的人永远富有。历史的脚步似乎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大选中周期性地徘徊。民主就是这样，市场也是这样。有时候你不得不想，这样的政府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些揭竿而起的所谓恐怖分子恐怕也有同样的心态，他们希望通过在体制外建立一套崭新的体系，来彻底瓦解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但是，历史一再证明，使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民主政权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恐怖分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否则，他们一定会利用取得的国家机器排斥异己，平息暴乱。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答案。但是，它却在现实生活中一再被印证。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的国家组成。国家不同于民族，也不同于政府。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政府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民族的纷争，而民族纷争又往往会引起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我们在分析亚洲一些国家排华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政府、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注意有些政府在貌似中立的立场背后所包藏的祸心。当内部的矛盾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有些亚洲国家政府就采取挑动种族冲突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这种赤裸裸的剥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暴徒的行为，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这些国家政府的行为。政府通过激化社会矛盾，达到维持执政地位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在所谓主权的名义下，许多华侨的人权被剥夺了。这里面没有民主、没有市场，有的就是最为原始的部族仇杀。在有些所谓的开明民主的亚洲国家，至今还对华人创办自己的学校设置重重障碍。在他们看来，财富可以颠覆他们的家族统治，可以破坏他们超稳定的治理结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剥夺华人的财富。当一个国家华人的比重非常大的时候，他们已经难以剥夺华人的财产，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剥夺华人从政的权利，通过建立专业的执政集团垄断一个国家的政治资源，从而达到随时分配华侨财产的目的。

这是怎样的场景!民主被垄断了，市场被切割了，生存权利被剥夺了!在这个社会没有正义，因为正义是少数人的专利；没有公平，因为公平就是随时被剥夺人身自由和财产。有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疯狂?在有些学者看来，民主和市场有时候是一种紧张关系，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正义正在以可预料的方式催化种族冲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能否躲过这场历史的劫难呢?

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令人无奈的前景。但是，世界各国的华人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哪怕是在种族坚硬岩石缝隙中，他们也能够生根结果。这是华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中国目前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民主和市场的问题也时时在困扰着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建立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市场就会变得空空荡荡，甚至在许多时候市场会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垄断。这是一个亘古未变的命题，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我们终于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中国民主的发展会不会步亚洲其他国家的后尘呢?在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背后，会不会出现利益失衡而产生的仇杀呢?一个又一个富豪被杀害的案件让我们有理由想到这一点。在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无法凝聚共识，无法在体制内解决利益的分配问题，那么，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现代化最大的陷阱。因此，透过华侨的血泪史，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看到民主和市场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地通过改良，实现社会在稳定状态下的进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也是我们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 郭德茂

题目的创意并不是笔者的功劳，记得是王元化先生在几年前提出来的，当时读到，便给我以深刻的震动。观近几年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都觉得它可以成为一剂良药，用以疗治我们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的一些病症。

近期我读到一册关于《文心雕龙》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当然不乏新人耳目，论析扎实，发人深思的优秀论文，但毋庸讳言，也有相当数量的穿靴戴帽冠冕堂皇而又重复累赘、无见地、乏滋味的所谓论文。有些论题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早被人们说过并且早有共识早成常识的问题，有些论文则又是缺乏材料缺少论证如醉拳如符篆一般莫名其妙。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论《文心雕龙》的“道”是什么道，“通”是什么通，“变”是什么变，述“音”怎样知，“文”包含什么项目，倒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还是这些问题，还是做这些论文，说明什么呢?我看只能说明自己不读书，不关心研究史，不知论文的要义在“创新”。这并不是说老问题不能再研究，如果能引出新义证或者发现新资料，翻出新唱曲发时义所无，发前人所未发，当然更好，再好不过；但如果无新义可发，还是不发的为好。因为学术论文并不是小学生的“描红”，也不是个人私下里的笔记本和练习册。

也算“无独有偶”的“对偶”，近期我还读到一篇关于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的文章，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研究鲁迅与胡适的，题目叫作《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文章提出了鲁迅为什么不直接骂蒋介石与胡适敢于直骂的问题，并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回答，指出鲁迅对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否定与胡适“补偏救弊”的政治态度不同，鲁迅的“寸铁杀人”、“风高放火”与胡适的“振翅洒水”、“救得一弊是一利”的思想方法不同。鲁迅的壕堑战的战术与胡适的“苦心”与“善意”的操作策略不同。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明辨曲折，解人疑窦，令我击节叫好。但我又想到，像这样的文章怕在一些人眼里是不能叫作“论文”的，充其量叫作“学术随笔”、“文化随笔”，而在他们眼里，随笔是等而下之的，唯有论文才是正宗，才算数，可以用来评职称，获奖金，进爵做导师的。

这就又说到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学术是应当有规范的，比如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的著作，引用材料要有准确的出处，文章的写作应当文从字顺，结构应当完整，起承转合的脉络应当清晰等等。但是如果学术规范仅仅指这些技术性的层面，那么则是对学术规范作了浅层次的简单的理解。它是容易和应当做到的，而且不意味着做到了就达到了什么思想水准或者技术高度。

除了上述道德的技术的层面，“学术规范”更重要的是应当指向学理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比如，学术必须是创新的，必须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应当越过而不是绕过，不能对前人的研究视而不见，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所讨论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能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必然是提出了真问题的，或者是提出了真材料的，或者是解决了真问题或提出了新思路的。三者必居其一。如果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即使它写得再像论文，即使它能怎样的正经八百，也不过是优盂衣冠，是无血色无生命的论文骷髅；而不少真正优秀的论文则是不落棠臼，刊落尘屑无滞无绊的自在馨香，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恐怕在一些极古板的眼中，这些文章也是算不得论文的，只是慑于先生的令名而不敢微辞罢了。这样说来，一篇文章从形式上来说像不像论文是不是论文并不重要，是论文体还是随笔也不重要，是学院派还是社会评论派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真性情和真学问，是要有思想有材料有见地。

汉儒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也是不同的路数。治古文经学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征实尚信，训诂文字讲解经义皆有来历，对中华传统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治今文经学的董仲舒因时而变，六经注我。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公羊、谷梁传的《春秋》也是今文，同样为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到明清以来，戴震、钱大昕等主张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黄宗羲、康有为等又很有些今文经学的味道。如果粗略的划分则不妨将前者概括为有思想的学问，后者则为有学问的思想。前者的落脚点在学问，但其学问又不是空掉书袋无意义无价值闷头闷脑的死学问，不是空洞的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伪学问。后者的落脚点在思想，但也不是灵机一动游谈无根的空盲大话，而是与历史的理据和逻辑相联系，与问题的本质及规律相联系的有内涵有出路的真思想。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二者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时候又实难区别。他们的关键词是相同的，即“思想”和“学问”；各有侧重，却也是明显的，中心词不同，互为定语的又恰是对方的中心词。以时下的情况看，即使是强调学问的学院派也不能不重视思想的价值，以及思想在论文中的地位。如果一篇论文经过寻章摘句，旁求远绍，能求一义，征一理，也算是有思想有价值，但连考据的工夫都没学到或不愿烦劳，在那里不知所云地兜圈子，嚼人剩饭，还要侈谈“学术”，那可真是奈何不得也么哥了。相反如果是冠之以“酷评”、社会评论派的文章若能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又何以不能作为有价值的学术看待呢?我又想到前几年热门而现在已冷下来了的陈寅恪。陈寅恪先生解放后先是研究隋唐制度与政治，研究陶渊明、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这些都属文史研究的正宗，可以归为有思想的学问，而后来为什么研究起“末流”，研究起柳如是呢?在一些人看来是浪费了才学与时光。我后来理解到，是因为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陈先生失去了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的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