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金大师检查我的脉搏，担心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血压升高。得到结果，他很满意，在关键时刻，我尚能保持冷静。恩特瑞杰医生合上杂志，又再次打开，从头读起。

　　十点差十分，橡木制作的双层木门的门栓被拉开了，门扇向两侧悄无声息地打开。一个身穿拖地长袍的瘦高个男人，缓慢地滑行到我的面前，他微微探了探身子，请我跟他走。吉文斯主教一把按住急待起身的媒体专家，然后递给我手提箱。我摇了摇头，我不是个手持简历想要求职的雇员。

　　我背着双手，耳边是我的球鞋踩在镶边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临出门前，我回了回头，看到我的四个同伴一齐用专注的眼神鼓励我。我跟随瘦高个穿过走廊，经过内院，走过一间又一间空旷的展厅。终于，我们走进另一间候客厅，他对我说，请坐，然后，走了。

　　我打量四周，见有一块黑色的雕花木板，还有一面暗淡的镜子。也许，这是块没有涂水银的玻璃，审查委员会的人正透过玻璃来观察我。我神态自然地背靠木板坐下，闭上了眼睛，我按照修道院的修士们教我的方法，练习入静：把意念集中在大脑的某一点，聚积能量，让它能照耀别人，不求给予，也不求回报。任其发射，顺其自然，如一条河道，一任河水在其中畅游。

　　不知过了多久，门嘎吱作响，瘦高个又出现了。他手中拿着一摞文件，递给我。文件夹上有白宫的题头，其蜡封图章尚完好无损。一封信用回形针别在文件夹上：吉文斯主教亲启。教廷圣部的执达员长久地凝视我，眼神中透着好奇、同情和尊重。

　　他把我领回到四个随从面前，递给我一张名片，用如同他长袍拖地一般的轻微声音说：“红衣主教法彼阿尼阁下想见您。我曾经是他的秘书：他让我转告您，他约您中午见。”

　　我瞥了一眼，那是一张印有他的头衔、名字和地址的压模名片。

　　见我手拿文件回来，吉文斯主教一跃而起，紧张地看着我。当他打开信，知道最后的裁决之后，脸拉得老长。

　　“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不停地打量着站在门框中的长袍人，只见他逆光而立，眼神谨慎，等待我们的离开。

　　“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要求接见。”

　　教皇的执达员挑了挑眉毛，指了指他交给我的名片。

　　吉文斯一把夺了过去，扫了一眼名字，就神情大变，半晌，才恢复过来。他振奋地喊道：“上帝呀，他还活着！”

　　握着名片的手战抖着，他抬起了眼睛，名片在每个人的手中传来传去，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我看在眼里，心中好笑。毫无疑问，罗马教廷真是百分之百地继承了圣彼得的秉性。

　　主教完全不再介意教廷对华盛顿的轻视，他十分肯定地说：“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教廷先表示不受理此事，然后，它再派一位绝对的权威人士来亲理此案，而此人的意见能左右委员会的最后决定，这样，就避免了在第一次接触中就出现全盘否定的结果。”

　　“谁是法彼阿尼红衣主教？”心理医生傲慢地问道，很显然，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吉文斯主教透彻的分析让他心存妒忌。

　　“梵蒂冈秘密文件档案室的前管理员，教皇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吉文斯主教回答，如同一位骑士在夸耀他胯下的宝驹，“他是圣心学院的名誉院长，现在，虽然不再公开任职，但依然手握实权：他造就了三位教皇，正在筹备第四位。如果他支持我们，我们就赢定了！”

　　一路上，吉文斯主教兴致甚高，大家也都跟着乐观起来。到了奥斯蒂郊区，我们的两辆出租车，一前一后地停在法彼阿尼所住的养老院门前。

　　养老院的接待员两眼盯着荧光屏对我们说：“法彼阿尼，３１２号。允许会面，但一次只能进去一人。他住在三楼，等我先通知他们一声。”

　　我走出电梯，走廊上安装着铁门，用双保险锁锁住。一位修女，脚步轻快地走了过来，她打开了锁头。

　　“别累着他，他接近一百岁了，十五天之后，我们要为他祝贺百岁生日。但愿他能挺到这一天，天这么冷……”

　　透过一扇扇敞开的门，我看到一个又一个神色惊慌的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的还被用带子捆在床上。所有的窗户都围有铁栏杆。一辆一层层摆着午餐托盘的推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在我们的鼻子里留下了酸酸的汤味和热热的肥皂味。

　　修女在一扇门上轻敲了几下，随即走了进去，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说：“阁下，有人看您来了。”

　　在窗户一侧，有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面对着墙坐着，瘦小的身躯斜靠在轮椅上，拖鞋钩在脚上，悬空晃荡着。他转过脸来看我，脸上堆满了皱纹，嘴里只剩三颗牙齿，眼神中透着智慧和呆痴，头发脱落了四分之三，只剩下一撮乱毛，皮肤和墙壁一样泛着青绿，蓝色围兜上沾着一根煮豆角。

　　“我看到天开了，”他从侧面凝视着我，说，“有一只白马出现……”

　　“是啊。”修女应和着，并小声告诉我：他不伤人，但也别顶撞他。只有五分钟的探视时间，不能再长了。

　　我点了点头，等她一走出房间，我立即接着背道：“骑在马上的人披着一件染血的披风，他的名字叫：上帝的圣子。”

　　红衣主教收敛了笑容，点头赞许，他神色庄重地说：“《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大家都知道，圣保罗所指的就是裹尸布。您要么是人造的赝品，要么是末世的信号。不论哪一种情况，他们自然要组建一个委员会，来拒绝您。自从科学解译了裹尸布上的信号，梵蒂冈就想方设法让它消失。让我来告诉您是为什么，请坐，吉米。”

　　我眼睛紧盯着他，在一边的咖啡色人造革椅子上坐下。他双手平摊着放在大腿上，手心向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头在不停地摇动，像是不愿意被禁固在这具木乃伊一般的躯壳里。

　　“听清楚了，我们的情报机构，早在你们的总统告知我们之前，就知道了您的存在。我当时，也就是１９９７年，正在管理秘密档案。您能想象出此事引起的震动。”

　　他那带着喘息和吐气泡的声音一点也不刺耳，相反地，既快又准确，好像他这几个月的沉默，都在为我们相会的宝贵时刻做准备。想到我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么一位关在养老院里的百岁老人的手中，不知为什么，我的情绪就激动起来。很显然，他了解我的一切，甚至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他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一见到他，我在内心就肯定了这一点。尽管这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彼此投缘，某种相似。这个无助的老头，如同一口代表着科学和权力的废弃不用的古井，他同我一样孤独，同我一样不动声色，同我一样被抛弃，同我一样的危险，这一切，我都能感觉到。

　　“１９９３年６月，在罗马的科技会议上，全世界的科学家，就耶稣裹尸布的可靠性找出了十八条证据，其中包括在一世纪耶路撒冷的织布技术方面的证明。要想再靠碳１４来打掩护已是不可能的了。尽管，我们已经很小心地躲避学术界对这块布的年龄鉴定：我们给三家实验室所提供的样品，其实是从一块中世纪的布帘中取出的。这块布帘每平方厘米重四十二克，而裹尸布的平均重量是八十三克。”

　　我很震惊地看着他，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会解释的。一开始，对于您的出生的高度保密让我们放心：因为克隆人的生存希望是那么小，因您而产生的影响应该很快就会消失掉。只要让裹尸布消失，那么，您的血液同基督的关系也将永远无法被证明。因而，才有了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１日的那场大火。”

　　我的手指攥紧了椅子的扶手：“您的意思是……”

　　“测体温！”年轻的护士咋咋呼呼地说道。

　　她手拿体温表走进病房，插进他的耳朵里。他气得满脸通红，要我替他作证：“我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清醒时间，那是在安眠药停止作用而抗水肿的药还没有使我迟钝起来的时候，他们还要来故意捣乱！”

　　“他的体温又要升高了。”护士用一种很宿命的口气说。

　　“我不管！”他尖声喊叫着，一把拔出体温表，扔到墙上。

　　“够了，阁下，要么乖乖的，要么到床上去！”

　　老人立即静了下来，冲着年轻姑娘做了个鬼脸。

　　“尿盆。”他不好意思地小声低吟道。

　　姑娘鼓了鼓腮帮子，去洗手间。我也准备避开，但是，红衣主教用略带恶作剧的神情，再加上挤眼来留住我。

　　“她们又把尿盆乱放到哪儿去了？”她抱怨着穿过房间，“我一会儿就回来。”

　　她一离开，红衣主教马上接着说：“结果是，您活了下来，裹尸布也一样，但是，还能有多少时间，就……”

　　“您总不至于说，那场火是梵蒂冈放的吧？”

　　“我说了吗？”

　　“我觉得是。”

　　他皱着眉头，想接上思路，头靠在轮椅背上接着说下去：“我刚到罗马时，保罗一世想要革新教廷，他赶走了掌控我们经济命脉的黑手党，强制所有的主教发下贫修的誓愿，好让他们回到基督的路上来。不能说是梵蒂冈要销毁裹尸布，只能说是上帝的旨意，是黑手党动的手。”

　　“吃饭喽！”护理员端着托盘进来，大声而快乐地宣布。

　　“当然，火灾的目的并不是要销毁裹尸布，”红衣主教继续说着，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快乐的大胡子，“只是为了减少圣像在全球范围内惹来的麻烦，好让它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消失，躲开科学研究的纠缠。”

　　“我是弗朗哥，阁下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让新闻界继续认为，那是幅中世纪的画像。要想达此目的，我们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机会……”

　　“抬起下巴。”

　　弗朗哥从红衣主教的脖子上扯下前一天沾满汤汁和鸡蛋的围兜。

　　“别把我说的‘我们’，当成是纵火者同谋的供认词，或者说是对纵火者的一种支持……”

　　“怎么样，有人来看您，很高兴吧？您好，先生。”

　　弗朗哥把轮椅推到摆着托盘的桌子跟前，法彼阿尼扭着头，好看到我的眼睛。

　　“当时，我们正在举行迎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招待会，此刻，隔壁的皇家小教堂起火了。我们认为这是个机会，因为有众多的新闻记者在场，一方面，能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哄动效果；另一方面，又有强大的保安队伍的帮助，能及时控制住火势。”

　　“尿盆！”护士拿着尿盆进来了。

　　“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