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那不可多见的笑容，在老人的脸上，那生机勃勃的、骄傲而妩媚、顽强而俏皮、清新而甜蜜的笑容，那常常只能在孩子脸上见到的笑容。现在我是这样怀念她的笑容，在我的记忆里，她的脸，像黑夜中池塘里的鱼一样，带着水声跃出了水面，发亮的身体在暗色中划过，我感到它，但看不清它。我真的想要再次见到它们。

八十八岁的垂垂老年，她是这样审美地回望自己的生活故事，好像是在庆幸自己没有平静而乏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记得在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年里，有一次她给我看了一本在新西兰出版的图片书，照片上全是老人，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老了，才是没有fun 的。什么也做不了啦。"这就是她唯一一次对自己现状的抱怨，那天，她接着说，"你看他们脸上的皮肤，那么松，他们的笑都被皱纹埋起来了，不好看。"

美满有时对漫长人生来说是乏味的吧。但是有谁用自己的手主动打烂美满的生活呢？何况戴西这样随缘的人。现在戴西漫长丰富的一生在她留下来的照片上蜿蜒而过，从理性上说，我觉得要是戴西一生把合家欢的气氛保持到最后，是对她品质的浪费，要是没有以后的五十年，她的品质就是一颗终于没有被强力敲开过的核桃，世界上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这样芳香的心，也许包括她自己。可要从感情上说，对她要经历的惊涛骇浪，我常常不忍心多问，因为戴西说过，要是自己再说一遍，常常就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

戴西留给家里人看的回忆录，写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自己说还没有完成，可常常不再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是不是因为相对平静的七十年代以后，没有多少再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呢？就像经历了从前奢侈的生活以后，戴西对它们在回忆录里几乎没有描写一样，经历了直落的生活，戴西对劫后余生的寂静，也一笔带过。实际上，是她常常不愿意多说的艰难的生活，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富家女子。

1951　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

They often traveled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Kong, and never felt the necessity to leave forever. At the time they really believed, as all Chinese people, that the Fifties were the Golden Age.

兴华科学仪器行的生意做起来了，戴西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吴毓骧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戴西他们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留在上海的朋友像从前一样，又恢复了周未聚会。那些当年躲日本人后来躲国民党的朋友，都从藏身的地方回来，重拾过去的日子。这个1951年的午后，他们吃了家里大厨做的饭，谈了天，大太们说到跟着晚报上的插花专栏学习插花的心得，小孩们在外面疯过了，被大人招呼来在一起照相。

日后，要是让戴西拿放大镜看照片里儿子那时有多高，女儿的辫子那时有多长，她一时还不能确定这张照片的年代。她常常分不清这是解放前还是五十年代初的照片。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而他们从来就不那么注意旗帜的不同。

那一年他们在上海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从来没觉得有什么必要要一去不回来。这时，他们真的与全国人民一起认同，五十年代是金色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他们去香港的申请不再被批准，他们还是想，不去就不去，没什么要紧，照样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生意。

1954　四十五岁　再次成为职业妇女

这一年，国家开始控制外贸生意，不允许用英文以外的语种与外国通信，兴华科学仪器行做的是德国生意，来往信件本来由雇用的德国秘书处理，现在只能改用英文，于是，德国秘书回了国，生意上的信件就由公司的职员写好，送到戴西家里来，让她润色。久而久之，戴西正式作为公司的英文秘书参加工作，这一次，是她第三次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妇女，每个月从公司得到两百元人民币工资。

1955　四十六岁　戴西穿上了长裤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saw Daisy with slacks in her photograph, and it felt strange. This reminded me of once seeing a girl, wit hbeautiful Japanese silk stockings, put on a pair of white sneakers.

戴西在四十四年以后，指认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照片时，有许多照片，她已经不能记得是在哪里，是谁为自己拍的，也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她就点着照片告诉我说："你看我穿的是什么衣服，要是西式衣服。一定还没有从默梯尔（中西）毕业。要是我穿裤子，或者是穿由旗袍改成的大襟上衣，就一定是五十年代中以后。"

于是我找到这张，她穿着从旗袍中间剪开的大襟衣服，带着已经长大变瘦的儿子旅行的照片。静姝已经到北京去上舞蹈学校，当芭蕾舞演员了，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西穿着长裤的照片，感觉有一点奇怪，让我想起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子将一双穿着很漂亮的日本丝袜的脚，穿在白球鞋里。

这一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高级职员降薪。吴硫骧带头主动把自己的六百元月薪降到三百元，戴西也主动将自己的薪水降到一百四十八元。

1955　四十六岁　双重的生活

After forty, the life that she had experienced gradually enriched her mentality, and since then, her mentality modified her feature bit by bit. It showed in her wrinkles, her eyes, her shaded smile, and her lips.

从这一年的照片上，我们能看到戴西开始了双重生活，在与公司同事一起去莫干山旅行的时候，她和她丈夫都穿着人民装，他们像被揉皱了的道林纸一样穿在棉布的、朴素的、随着身体的活动布满皱褶的人民装里，依稀能看出他们与新装之间的距离。而在他们的家里，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仍旧精心穿起旧衣服，戴西还穿着从前留下来的美国玻璃丝袜。这其实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们的生活里开始有了一些不能告人的秘密，他们做什么，不再理直气壮。

后来，戴西回忆这一年的时候，写下了那些不光是在家里放一棵大圣诞树而不是毛泽东画像、穿美国玻璃丝袜和旗袍而不是人民装的秘密。

我们俩一起在外贸上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吃完午饭以后，到咖啡馆去，吃午饭时咖啡馆里总是很挤。一个陌生人（对我来说）示意我们可以加入他的桌子，我们就过去了。然后，我意识到YH认识他，他给YH一个袋袋，卷在报纸里，YH马上把它掖到我的手提袋里。

然后我们离开，等我们下班回家以后，他叫我把钱拿给他。我坚持要知道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他说他与这个男人做生意，这些现金是他应得的利益。

一次又一次，YH让我去见那个叫S的犹太人，从他那里带回一袋袋钱。我猜想有些事不对，但是我总是服从他的吩咐。一次，他叫我去国际饭店在顶楼新开的餐馆和犹太人一起吃饭。我是一个神经质的人。那次一点东西也吃不下。等我拿到了钱，我都做不到马上离开。

川被捕以后，那个人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天黑以后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去见他。我去了，在指定的地方走来走去，就是没有看到他。突然他在门边出现了，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去一家附近的餐馆，我怕这里有人监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想我有最坚强的神经。）

我跟着他，他给了我一个纸袋，他说他已经知道YH被捕，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袋袋了。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此后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秘书来叫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他们要问我一些问题。

他们排出七八张护照照片，问我是不是认识里面的什么人。我立刻在里面认出了S先生，但是我把每张照片都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摇头说：

"外国人的脸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我说，"我分不出来。"他们要我好好看清楚。我脑子转着，想要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中午要到了，我们吃了饭再干。"他们于是告诉我先去吃饭，再回来。

我回到那间屋子的时候，照片又在桌子上排成一排。我看着它们，然后注意到在边上还有一叠纸。我认出来那是YH的笔迹。我假装看那些照片，其实我在看YH在纸上写的东西，我看到了那上面有S先生的名字，还有一句"只有我妻子知道这些"。于是我明白过来，YH已经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