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长空

　　“没错。随便什么都比彻底的黑暗好。”于是他走近来，把袖珍手电递给我。可那不是袖珍手电，而是教堂南部厅堂里亨特画作上基督手持的灯笼。我用它照在面前的道边石上，这样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但那不是道边石，那是救火队纪念碑。我慌忙把灯笼灭掉了。

　　十一月二十日：今天我试着同兰柏谈谈。“我看到你和那位老先生说话了。”我说，听上去像是个指控。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想让他自己琢磨琢磨，然后停止他的计划。

　　“读报，”他说，“不是说话。”他正把东西依次放在唱诗台里，堆起沙包。

　　“那么我看到你在读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他丢下沙包，直起身来。

　　“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跟一个老人读报，就像你跟那个WVS小妞说话一样。”

　　“你都读了些什么？”我说。

　　“任何他想听的东西。他是位老人。过去他常常在下班回家以后喝点儿白兰地，听他妻子给他读报。她在一次空袭中丧生了。现在我给他读报。我看不出来这关你什么事。”

　　听起来像是真的。不像谎言那样带着小心翼翼的漫不经心，我几乎要相信他了。只不过之前我听到过他说真话时的语气。在地下墓室里。在那枚炸弹落下之后。

　　“我以为他是个在找风车剧院的观光客呢。”我说。

　　他的表情茫然了一下，仅仅一秒钟的时间，然后他说：“哦，是的，那个。他拿着报纸过来问我剧院在哪儿。我找了地址给他。真聪明，那事儿。我都没想到他自己不能读报。”这就够了。我知道他在撒谎。

　　他把一个沙包几乎扔到我脚面上来。“当然，你不会明白这种事情的，对不对？一桩简单的善行。”

　　“是的，”我冷冷地说，“我不会明白。”

　　这不能证明什么。他什么破绽也没露出来，也许只除了一个假名，而我不能跑去向马修斯主教控告兰柏为别人高声读报。

　　我一直等到他完成唱诗台的工作回到地下墓室去。然后我用力地把一个沙包拖到屋顶上，盖在那个缺口上。到目前为止修补上的木板还支撑在那里，不过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从旁边绕过去，就好像那是座坟墓一样。我割开沙包，把散沙洒进缺口底部。要是兰柏想到这是隐藏一颗燃烧弹的绝妙之所，也许沙子能减缓火势。

　　十一月二十一日：今天我给了伊诺娜一些我“叔叔”的钱，要她给我弄瓶白兰地来。她比我预料得更加不情愿，所以肯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社会性因素带来的困难，不过她还是答应了。

　　我不知道她来找我干什么。她刚来时跟我说了些关于她弟弟的事情，还有他在地铁站里搞的一些恶作剧，那让他跟警卫之间有点摩擦，不过在我跟她说了白兰地的事以后，她没说完就离开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伊诺娜今天来了，不过没有带白兰地来。她要在假日去巴斯探望她的姨妈。至少她将从空袭中逃离一段时间。我没必要担心她。她讲完了她弟弟的事，然后告诉我她希望说服她姨妈在闪电战期间照顾汤姆，不过不确定她姨妈是否愿意。

　　显然，汤仔已经不能算职业流氓，而是半拉罪犯了。他在银行地铁站避难所扒钱包已经被逮到过两次，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大理石拱门站。我尽可能地安慰了她，告诉她所有男孩都有这样那样犯浑的时候。我真正想说的是她根本就不需要担心，汤仔给我的印象是那种能够在逆境中求生的人，就像那只猫，就像兰柏，除了自己完全不关心任何人，准备妥当了迎接闪电战，并会在将来取得辉煌成就。

　　接着我问她有没有搞到白兰地。

　　她低头看着脚上的露趾鞋，然后很不高兴地低声说：“我以为你已经忘了这事了。”

　　我编了个故事，救火队的人会轮流买酒喝，她似乎没那么不高兴了，不过我还真不知道她会不会用到巴斯去的旅行当借口，让这事不了了之。我得离开圣保罗大教堂自己去买酒，可是我不敢把兰柏一个人留在教堂里。我让她保证在她出发之前给我把白兰地带来，就在今天。但她还没回来，而警报声已经响了起来。

　　十一月二十六日：不是伊诺娜，而且她说过她们的火车是在中午出发。我想我应该感到高兴，至少她正安全地呆在伦敦之外的地方。也许在巴斯她的感冒也会好起来。

　　今天晚上一个防空部的姑娘一阵风似的跑来借走了我们一半的外套，她告诉我们伦敦东区现在一片混乱，一个地上避难所被击中了。四死十二伤。“至少那不是地铁避难所！”她说，“要不你就能看到真正的混乱了，不是吗？”

　　十一月三十日：我梦见我带着那只猫去圣约翰伍德区了。

　　“这难道是一次救援任务吗？”丹沃斯诘问。

　　“不是的，先生。”我骄傲地回答，“我知道我应该在实习课程中寻找什么了。完美的生存者。坚强、足智多谋、自私自利。这只猫是我唯一能找到的。我必须杀了兰柏，您知道的，为了不让他烧掉圣保罗大教堂。伊诺娜的弟弟已经去巴斯了，而其他的人绝对做不到。伊诺娜在冬天还穿着露趾的鞋子，睡在地铁里，用金属别针把头发卷起来好让头发卷曲。她不可能熬过闪电战的。”

　　丹沃斯说：“也许你该营救的是她。你刚才说她的名字叫什么？”

　　“伊芙琳。”我说，然后醒了过来，浑身冰冷，直打哆嗦。

　　十二月五日：我梦见兰柏拿着微型炸弹。他把炸弹夹在胳膊底下，就像夹着个棕色纸袋，走出圣保罗大教堂地铁站，登上卢德门山，走向教堂西门。

　　“这不公平。”我说着，抬手挡住他的去路，“这会儿没有救火队员在值班。”

　　他紧紧抓着炸弹，抱在胸前，就像举着枕头。“那是你的错，”他说，然后在我来得及抓起手摇式灭火泵和沙桶前，他把炸弹扔进了前门。

　　微型炸弹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发明出来，而要再过上十年被驱逐的共产主义分子才将其据为己用，将它变成某种可以夹在胳膊下面携带的东西。一个那样的包裹就能将一个城市中方圆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夷为平地。谢天谢地这只是个不会成真的梦。

　　梦里是个阳光普照的清晨，而今天早上我结束值夜时，太阳出来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我下到地下墓室，然后又上来，绕着屋顶又走了两圈，接着是阶梯、庭院和所有曲里拐弯的通道——燃烧弹要是落到那些地方的话，很容易被遗漏。做完这一切后我感觉好多了，不过当我回去睡觉时我又做梦了，这次我梦见了大火和在旁观看的兰柏，他的脸上露出微笑。

　　十二月十五日：今天早上我发现了那只猫。昨天晚上的空袭很激烈，不过大多数集中在伦敦东区的景宁镇，教堂屋顶上没什么状况。尽管如此，那猫已经彻头彻尾地死了。今天早上我在做我的个人巡视时发现它躺在阶梯上。是震荡波。它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只除了喉咙处那块为了应对灯火管制弄上的白色痕迹。可是当我把它拾起来的时候，它的身子瘫软如泥。

　　我想不出该怎么处理它。有那么狂乱的一阵子我甚至想跑去问马修斯主教可不可以把它埋在地下墓室里。光荣的战死什么的。特拉法加、滑铁卢、伦敦，战死沙场。最后我用自己的围巾把它包起来，带它去到卢德门山区一间被炸毁的房子，把它埋在瓦砾堆中。那没什么用。瓦砾阻止不了觅食的狗和老鼠，而我再也弄不到另一条围巾了。我已经差不多把叔叔的钱都用光了。

　　我不应该坐在这儿。我还没有检查那些通道和剩下的阶梯，那些地方很可能有个把哑弹或定时燃烧弹之类的东西被我遗漏掉。

　　当我来到这里时，我把自己想成高尚的拯救者，往昔世界的救世主。我没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至少伊诺娜安全了。我希望能有什么办法好让我把圣保罗大教堂打包送到巴斯妥善保存。昨晚几乎没有什么空袭。班斯?琼森说过猫无论怎样都能存活。要是它是来找我，指给我回家的路的呢？所有的炸弹都落在了景宁镇呀。

　　十二月十六日：伊诺娜回来一个星期了。看着她站在西侧台阶，也就是我找到猫的地方，看着她睡在危若累卵的大理石拱门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以为你还在巴斯呢。”我傻乎乎地说道。

　　“我姨妈说她愿意照顾汤姆，但我不能留下。她那儿已经有一屋子逃难的小孩，吵得跟什么似的。你的围巾呢？”她说，“山上这可冷得要命。”

　　“我……”我开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弄丢了。”

　　“你没法再弄一条了。”她说，“他们就要开始实行布料配给制了。还有羊毛。你再也弄不到另一件像那样的东西了。”

　　“我知道。”我说，对她的话表现出讶异。

　　“那样的好东西就那么丢掉了，”她说，“简直就是犯罪，没错！”

　　我想不出能回答什么，于是转身走开，低着头，寻找炸弹和死去的动物。

　　十二月二十日：兰柏不是纳粹。他是个共产党。我很难写下这个。一个共产党。

　　我们值完第一轮班后，一个勤杂女工发现了塞在一根柱子后面的《工人报》，把它带到地下墓室来。

　　“该死的共产党，”班斯?琼森说，“他们可是在帮希特勒的忙呀。大说特说反对国王的话，在避难所里制造麻烦。卖国贼，那就是他们的嘴脸。”

　　“他们像你一样热爱英国。”那个勤杂女工说。

　　“他们谁都不爱，只爱自己，该死的自私鬼。就算听到他们给希特勒打电话我也不会惊讶的。”班斯?琼森说，“哈喽，阿道夫，把炸弹丢在这儿。”

　　煤气炉上的水壶烧开了。勤杂女工站起来，把开水倒进一个裂口的茶壶，然后坐下来。“他们只是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代表他们烧掉了老圣保罗大教堂，难道他们现在会那么干吗？”

　　“当然不会。”是兰柏的声音，他正走下台阶。他坐下来脱掉靴子，活动着裹在羊毛袜里面的双脚。“谁想要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呀？”

　　“共产党啊。”班斯?琼森说着，直直地盯着兰柏。我怀疑他是不是也在怀疑兰柏。

　　兰柏眼皮都没眨一下。“要是我是你们，我才不会担心他们呢。”他说，“今天晚上拼了老命想把教堂烧掉的是德国佬。到这会儿已经投了六枚燃烧弹了，其中一枚差点从唱诗台上面那个大洞掉进来。”他把杯子伸到勤杂女工面前，她给他倒了一杯茶。

　　我真想杀了他，把他扔到地下墓室地板上的尘土瓦砾堆里去。要是我那样做，班斯?琼森和勤杂女工只会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又无助又惊讶，对着彼此和其他的救火队员大喊大叫，发出警报。“你知道共产党做了什么吗？”我真想大喊，“你知道吗？我们必须阻止他。”我甚至已经站了起来，迈步向他走去。他还坐在那儿，双脚伸在面前，石棉外套披在肩上。

　　然后我想起沐浴在金光中的回音廊，想起走出地铁站的共产主义分子，把致命的包裹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夹在胳膊下面，这些景象让我感到一阵恶心，同时而来的还有负罪感与无助感引起的令人震惊的眩晕，于是我坐回帆布床沿，试着思考该怎么办。

　　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即使是口口声声咒骂着卖国贼的班斯?琼森也只认为共产党能做到的只是说些反对国王的话。他们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共产党会变成怎样。斯大林现在是盟友。“共产党”指的就是苏联。他们从未听说过克林斯基领导下的共产党（注：作者虚构的共产主义恐怖分子领导人和组织，2007年炸毁大教堂的元凶。读者可以参照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理解。）或是新俄国，或是任何使得“共产党”成为“怪兽”同义词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等共产党变成那样的时候，已经没有救火队了。只有我知道“共产党”这个词那么漫不经心地被说出来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地方，在圣保罗大教堂。

　　一个共产党员。我早就应该知道的。我早就应该知道的。

烈火长空(3)

　　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是双班。我没怎么睡觉，这会儿站都站不稳了。今天早上我差点掉进那个缺口，靠着扑倒在地才捡回一条命。我的内啡肽水平起伏得很厉害，我知道我必须马上睡会儿，否则我就会变成兰柏所说的活死人了。但是我不敢把他单独留在屋顶上，单独和他的共产党领导者呆在教堂里，单独呆在任何地方。我甚至开始在他睡觉时监视他。

　　要是我能找到哪怕一点辅助物，我想我就能进入出神状态，尽管我的情况很糟糕。但是我甚至不能出去找个酒吧。兰柏经常呆在屋顶上，等待时机。当伊诺娜再来的时候，我必须说服她给我弄来白兰地。只剩下没几天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伊诺娜今天上午过来了，当时我正在西侧门廊扶起圣诞树。它已经连续三个晚上被震荡波震倒了。我把树扶正，正弯下腰去散落一地的金箔装饰，这时伊诺娜的身影突然从雾中浮现出来，就像某位欢欣的圣徒。她迅速停住脚步，在我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她站直身子，她的鼻子因为长久不愈的感冒而发红，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彩纸包裹的盒子。

　　“圣诞快乐，”她说，“快点，把它打开。是件礼物。”

　　我几乎没反应过来。我清楚这盒子太窄了，根本装不下一瓶白兰地。尽管如此，我相信她记得这回事，相信她将我的救赎之物带来了。“你真好。”我说着，撕开盒子。

　　那是一条围巾。灰色羊毛的。我足足盯着它看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白兰地呢？”我说。

　　她看上去很震惊。她的鼻子变得更红了，双眼开始泛起泪光。“你更需要这个呀。你没有衣料配给券，又必须一直呆在外面。天气又冷得要命。”

　　“我需要的是白兰地。”我生气地说。

　　“我只是想做点好事。”她开口道，但我打断了她。

　　“好事？”我说，“我要你帮我带白兰地。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要一条围巾。”我把围巾一把塞还给她，开始解一串圣诞树倒下时砸碎的彩灯。

　　她脸上浮现出伊芙琳最擅长的那种虔诚殉教者表情。“你在这上面呆着的时候我一直很担心。”她飞快地说，“他们想要炸掉圣保罗大教堂，你知道的。而且教堂离河那么近。我不认为你应该喝酒。我……他们拼了老命想要杀死我们所有人的时候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这根本就是犯罪。你简直跟他们是一伙的。我很担心哪天我过来，你却不在这儿了。”

　　“好吧，可是我要围巾有什么用呢？在他们丢炸弹的时候盖在脑袋上吗？”

　　她掉头跑开，下了两级台阶就消失在灰色的迷雾中。我拔腿追赶，手里还抓着那串碎裂的彩灯，接着我绊在彩灯上面，几乎一路滚下所有的台阶。

　　兰柏把我扶起来。“你不用值夜了。”他严肃地说。

　　“你不能那样做。”我说。

　　“噢，我当然能。我不想有任何活死人跟我一起呆在屋顶上。”

　　我任由他把我带到地下墓室去，给我弄了杯茶，把我放到床上。他做这些的时候非常热心，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一直在等候这个机会。我会躺在这儿直到警报响起。一旦我上到屋顶了，他就不能把我送回来了，否则看上去会很可疑的。你知道他在离开前像个视死如归的救火队员那样穿戴石棉外套和橡胶靴子时说了什么吗？“我希望你睡会儿。”就好像他呆在屋顶时我能睡着似的。要是我真睡着了，会被活活烧死的。

　　十二月三十日：我被警报声吵醒了，老班斯?琼森说：“感觉好点了没？你已经睡了一整天了。”

　　“今天几号？”我边说边找靴子。

　　“二十九号，”当我冲向门口时他回答，“不用着急。他们今晚迟到了。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来。要真是那样可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退潮了。”

　　我停在通向阶梯的门边，紧紧抓住冰凉的石头。“圣保罗大教堂没事吧？”

　　“她还好好地站着呢，”他说，“做恶梦了？”

　　“嗯。”我说，忆起过去几周的噩梦——我怀里抱着死猫站在圣约翰伍德区、兰柏胳膊下面夹着包裹和《工人报》、被基督的灯笼照亮的救火队纪念碑。接着我想起我根本不是在做梦。我进入了我一直祈祷进入的睡眠状态，能帮助我读取记忆的睡眠状态。

　　接着我想起来了。不是圣保罗大教堂被共产党烧成白地，而是一份日报的头条：“大理石拱门站被击中。十八人在爆炸中丧生。”日期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年份——1940年。1940年只剩下两天了。我一把抓起外套和围巾，冲上楼梯，跑过大理石地板。

　　“你他妈的想到哪儿去？”兰柏冲着我大叫。我看不见他人。

　　“我得去救伊诺娜。”我说，我的声音回荡在黑暗的圣殿之中。“他们要轰炸大理石拱门站。”

　　“你现在不能走，”他站在救火队纪念碑将会立起的地方冲着我的背影大叫。“退潮了。你这个肮脏的……”

　　我没听到接下来的话。我已经三步并作一步冲下台阶，跳进一辆出租车里。那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我那么小心存着的、回去圣约翰伍德区的钱。我们还在牛津街时轰炸就开始了，司机拒绝再往前开。他任由我跳进浓重的黑暗中，而我发现我根本没法及时赶到了。

　　爆炸。伊诺娜蜷曲着倒在通往地铁的台阶上，脚上还穿着露趾鞋，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而当我试着扶起她的时候，她的身子在我手下瘫软如泥。我将不得不用她给我的围巾把她裹起来，因为我来得太迟了。我从一百年之后到来，却来不及拯救她。

　　我跑过最后几个街区，靠着海德公园里的炮台做指引，冲下通往大理石拱门站的阶梯。售票处的女人拿走了我最后一个先令，给了我一张去往圣保罗大教堂地铁站的票。我把票塞进口袋，全速冲向台阶。

　　“不要跑，”她心平气和地说，“请往左边走。”通往右边的门被木头路障挡住了，路障后面的金属门拉拢来，上了链锁。写着地铁站名的标牌贴着X型的胶带，一个写着“所有车次”的新标志牌钉在路障上，指向左边。

　　伊诺娜没在停运的手扶电梯上，也没坐在门厅靠墙的地方。我朝第一段阶梯走去，却没法挤过去。一家子正好在我想落脚的地方摆出了整套茶点——面包和黄油，一小罐用蜡纸封着的果酱，一个煤气炉，跟我和兰柏从土砾堆中抢救出来的那个很像，上面放着一个水壶——所有这些散放在一块四角绣着花朵的布上。我站在那儿向下看去，看着分层摆放的茶点好像一条瀑布沿着台阶倾泻而下。

　　“我……大理石拱门站……”我开口道。还有二十人被飞溅的砖瓦砸死。“你们不该在这儿。”

　　“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呆在这儿，”那个男人挑衅地说，“你是什么玩意，叫我们走开？”

　　一个正从硬纸板盒子里取出茶碟的女人惊恐地抬头看我。水壶开始嘶鸣。

　　“该走开的人是你，”那个男人说，“快走吧。”他向一边让了让，好让我能挤过去。我擦着绣花布的边挤了过去，满怀歉意。

　　“我很抱歉，”我说，“我正在找人。她在月台上。”

　　“在那儿你没可能找到她的，伙计，”那个男人说着，用拇指指着月台的方向。我匆匆从他身边经过，差点踩到摆放茶点的布，然后转过转角，进入地狱。

　　那儿并不是地狱。女店员们折起外套，往后靠在上面，或喜气洋洋，或闷闷不乐，或拒人千里之外，但显然都没有受伤。两个男孩为了一枚先令打成一团，结果把它掉到了铁轨上。他们在月台边弯下腰去，争论着要不要去捡，接着车站警卫喝令他们后退。一列地铁隆隆地开过来，上面挤满了人。一只蚊子落在警卫的手上，他伸手去打，没打中。男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周围，人流沿着覆盖着致命的砖瓦、好像急救站一样的隧道向各个方向延展开去，从地铁入口一直到台阶上。人，成百上千的人。

　　我踉跄着退回大厅，碰倒一个茶杯。倾洒出来的茶水像洪水一样漫过垫布。

　　“我告诉过你的，伙计，”那个男人笑嘻嘻地说，“那儿就像个地狱，不是吗？底下一层更糟糕。”

　　“地狱，”我说，“是的。”我永远找不到她。我永远救不了她。我看着那个擦拭茶水的女人，一个念头突如其来——我也救不了这个女人。伊诺娜、那只猫还有其他人，迷失在这里，在无穷无尽的时间拐角和死胡同里。他们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已经来不及被拯救了。往昔世界根本没法被拯救。毫无疑问，这就是历史系把我送到这儿来千方百计要我学习的东西。好吧，太棒了，我已经学到了。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当然不行，亲爱的孩子。你已经愚蠢地把你所有的钱都花在出租车和白兰地上了，而今晚就是德军焚城的日子。（现在已经太晚了，我全都想起来了，会有二十八颗燃烧弹落在屋顶上。）兰柏肯定能抓住机会，而你必须学会最困难的、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的一课——你没法拯救圣保罗大教堂。

　　我回到站台上，站在黄线后面，等到一列地铁进站停稳。我掏出车票，在返回圣保罗大教堂站的一路上都把它握在手中。当我到站时，浓烟汹涌而来，像巨浪一样毫不费力地淹没了我。我看不到圣保罗大教堂。

　　“退潮了。”一个女人用绝望的声音说道，我被一团盘曲的消防水龙头绊倒，摔在绵软的布质管子上。难闻的烂泥立即漫过我的手背，我终于明白（同样太迟了）潮水的重要性——退潮便意味着没有水可以用来灭火了。

　　一个警察拦住我，我无助地站在他的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平民禁止进入，”他说，“圣保罗大教堂完了。”烟雾翻卷滚腾，就像一团雷雨云，夹带着四射的火花，教堂圆顶矗立其上，被火光映成金色。

　　“我是救火队的。”我说。他放下胳膊，接着我上到了屋顶。

　　我的内啡肽水平一定是像空袭警报一样起伏不定。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留下任何短期记忆，只有一些断续的片段：当我们把兰柏弄下来时教堂里的人正挤在一个角落里玩牌；圆顶猛烈燃烧，掀起火星与碎屑的旋流；救护车司机穿着伊诺娜那样的露趾鞋，给我烧伤的双手涂上药膏。在这一切中，我能清楚记得的是我爬到一条绳子上去找兰柏，然后救了他的命。

　　我站在圆顶旁，因为烟雾不住眨眼。整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好像单单那酷热就能把圣保罗大教堂引燃，单单那嘈杂就能把大教堂给震塌。班斯?琼森正在西北塔楼边用铲子对付一枚燃烧弹。兰柏正朝我看来，他离那个炸弹曾穿透的修补处太近了。一枚燃烧弹啪嗒掉在他身后。我转身抓起一把铲子，等我转过身来时，他已经不见了。

　　“兰柏！”我大叫道，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掉进了那个缺口，没人看见他或那颗燃烧弹。除了我。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跑过屋顶的。我想我记起了那些绳子。我抓住了一根绳子。我把它系在手腕上，把绳子末端交到其他救火队员手里，然后沿着侧墙而下。火几乎一路烧到墙洞底端，照亮了四壁。我能看见下面有一堆白色的瓦砾。他就在那下面，我想，然后从墙边跳下去。地方很窄，根本没有地方扔掉扒开的瓦砾。我担心会不小心砸到他，于是努力把碎木板和瓦砾扔到身后去，但那儿也没地转身。有那么糟糕的一阵子我以为他根本不在那儿，以为当我把碎木板扒开时只会露出空空如也的地面，就像曾经发生在地下墓室的那样。

　　我根本没注意自己正爬在他身上。那很不光彩。要是他真的死了的话，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忍受践踏他无助躯体的耻辱。接着他的手像个鬼一样抬起来，抓住我的脚踝，我飞快地挣脱，扒开他脑袋边的瓦砾。

　　他苍白得吓人，不过这已经吓不到我了。“我把燃烧弹灭掉了。”他说。我瞪视着他，因为大大的解脱而说不出话来。在那濒临歇斯底里的瞬间我甚至以为我会大笑起来，看到他我太高兴了。我终于知道我该说的话是什么了。

　　“你还好吧？”我开口道。

　　“是的。”他说着，试图用一边手肘撑起身子来。“对你来说这可不算个好消息。”

　　他没能起来。当他试着把重量转到右侧身子时发出了痛苦的哼哼声，接着他躺了回去，参差不平的瓦砾在他身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叫人难受。我试着把他轻轻扶起来好看看他什么地方受伤了。他肯定是摔到什么东西上了。

　　“没用的，”他说，呼吸艰难，“我把它灭掉了。”

　　我讶异地看了他一眼，担心他精神错乱了，然后继续试着让他翻过身去。

　　“我知道你在算计这个，”他继续说道，一点儿也没反抗，“它迟早会掉到这些屋顶上的。只不过我找到它了。你要怎么对你的朋友们说呢？”

　　他的石棉外套背后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外套下的背部熏黑烧焦了。他掉在了燃烧弹上。“噢，上帝呀，”我说着，疯狂地试图在不碰到他伤口的情况下查看他的烧伤到底有多严重。我没办法知道伤口有多深，不过看上去烧伤的范围只扩及外套裂口处的狭窄区域。我试着把炸弹从他身下拖出来，但弹壳烫得像火炉一样。不过弹壳尚未熔化。我的沙子和兰柏的身体阻止了它。我不知道它暴露在空气中时会不会再次燃烧。我四处张望，有点儿抓狂，想找到桶和手摇灭火泵，它们肯定随着兰柏一块掉下来了。

　　“在找武器呢？”兰柏说，他的吐词如此清晰，很难叫人相信他受伤了。“为什么你不干脆把我留在这里算了？伤口暴露一阵子，到明早我翘辫子了。或者你更想亲自动手完成你肮脏的勾当？”

　　我站起身来冲着上头屋顶上的人大叫。其中一个人按亮手电筒向我们照来，但手电筒的光照不到这儿。

　　“他还活着吗？”有人冲着我喊。

　　“去叫救护车，”我回答，“他烧伤了。”

　　我帮着兰柏站起来，试着在不碰到伤口的情况下扶住他的背。他有些踉跄，然后斜靠在墙上，看我试着用一块木板当铲子把燃烧弹掩埋掉。绳子放下来了，我把它系在兰柏身上。从我帮他站起身后他就没说过话。他任由我把绳子绑在他的手腕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该由你在地下墓室被闷死的。”他说。

　　他斜靠在木头支架上，很随意，几乎算得上轻松，他的手撑着身子。我把他的手放在松弛的绳子上，用绳子绕了一圈，因为我知道他没法抓握。“自从那天在回音廊后我就盯上你了。我知道你不恐高。当你以为我破坏了你宝贵的计划后你麻溜地就下来这里了，一点儿也没害怕。那你的‘恐高’是因为什么？良心的谴责？跪在那里像个孩子一样哀号‘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你真让我恶心。不过你知道是什么让你露出破绽的吗？那只猫。所有人都知道猫怕水。所有人，只除了肮脏的纳粹间谍。”

　　绳子猛地抖了一下。“拉吧。”我喊道，绳子绷紧了。

　　“那个WVS妞儿，她也是个间谍吧？计划在大理石拱门站和你碰头？还告诉我说它会被轰炸。你真是个废柴间谍，巴塞洛梅。你的朋友们早在九月份就把它炸掉了（注：大理石拱门站于1940年9月17日被击中。）。它现在只是重新开放了。”

　　绳子猝然抖动，开始拉着兰柏往上。他转动双手好抓得更紧。他的右肩蹭着墙壁。我举起手，轻轻地推了推他，好让他的左边身子靠近墙。“你犯了个大错，你知道的。”他说，“你应该把我杀掉的。我会说出去的。”

　　我站在黑暗中，等着绳子放下。兰柏被拉上屋顶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我穿过救火队员们走向教堂圆顶，然后下到地下墓室。

　　今天早上我叔叔的信来了，里面夹着一张十英镑钞票。

　　十二月三十一日：丹沃斯的两个手下在圣约翰伍德迎接我，告诉我我考试迟到了。我甚至没有提出抗议。我顺从地拖着步子走在他们后面，甚至没有考虑让一个活死人考试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我多久没有睡觉了？自从昨天我去找伊诺娜后就没有过。我有一百年没睡觉了。

　　丹沃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冲着我眨眼。他的一个手下递给我一张试卷，另一个家伙开始计时。我把试卷翻了个面，手上伤口处涂的药膏在纸上留下了一处油污。我茫然地盯着那些伤口。我把兰柏翻过来的时候抓到了燃烧弹上，但这些伤口却在我的手背上。兰柏硬邦邦的声音突然在我脑子响起来，说着答案：“那是绳子擦伤，你这个白痴。他们没教会你这个纳粹间谍正确爬绳子的方法吗？”

　　我低头看着试题。题目写着“落在圣保罗大教堂上的燃烧弹数目______飘雷的数目______高爆弹数目______最常用的熄灭燃烧弹的方法______处理飘雷的方法______处理高射炮弹的方法______第一班值班的志愿者数目______第二班的数目______受伤人数______死亡人数______”这些题目毫无意义。每个题目后面都只有一点点地方，只够写下一个数字。最常用的熄灭燃烧弹的方法。我怎么能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填在那么小的空里？关于伊诺娜、兰柏和那只猫的题目又在哪里？

　　我向丹沃斯的办公桌走去。“昨天晚上圣保罗大教堂几乎被烧成白地，”我开口道，“这些算是哪门子问题？”

　　“你应该回答问题，巴塞洛梅先生，而不是质疑它们。”

　　“没有一个问题问到那里的人们。”我说，心中的愤怒开始抑制不住向外迸发。

　　“当然有啦，”丹沃斯说着，轻轻巧巧地翻到试题的第二页。“1940年伤亡人数。爆炸、弹片及其他。”

　　“其他？”我说。屋顶随时都可能伴随着瓦砾和气浪在我头顶坍塌。“其他？兰柏用他自己的身子灭火。伊诺娜的感冒越来越严重。那只猫……”我一把从他手里夺回试卷，在“爆炸”旁边的窄小空隙草草写下“一只猫”。“难道你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

　　“站在统计学的角度看他们的确很重要，”他说，“但是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对于历史进程而言其意义微乎其微。”

　　我爆发了。我很惊讶丹沃斯的反应那么慢。我的拳头擦过他的下巴，打掉了他的眼镜。“他们当然有意义！”我吼道，“他们就是历史！不是什么狗屁数据！”

　　他的手下反应非常快。在我来得及朝丹沃斯挥出另一拳之前他们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臂，把我拖出了房间。

　　“他们在那里，在过去的世界里，没有人去拯救他们。他们身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炸掉正不断落在他们头上，而你却告诉我他们无关紧要？你管这叫历史学家？”

　　他的手下把我拖出门，一路拽到大厅。“兰柏救了圣保罗大教堂。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你不是个历史学家！你只是个……”我想找个可怕的词，但我唯一能想到的骂人话就是兰柏说过的那些。“你只是个肮脏的纳粹间谍！”我咆哮道，“你只是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婊子！”

　　他们把我四脚朝天地扔了出去，在我面前碰地关上大门。“就算你给我钱我也不会当个历史学家！”我叫着，动身去看救火队纪念碑。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不得不零零碎碎地写下这些。我手的状况糟透了，这要多亏丹沃斯的手下们帮了大忙。伊芙琳时不时出现，带着她那副圣约翰似的表情，往我手上涂了那么多药膏，我都握不住笔。

　　当然，圣保罗地铁站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从霍尔本站出来，然后步行，一边想着焚城第二天早上我与马修斯主教的最后一次会面。也就是今天早上。

　　“我知道你救了兰柏的命，”他说，“我也知道昨天晚上是你们两个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

　　我给他看了我叔叔写来的信，他盯着信纸，就好像他不能理解那是什么。“没有什么能永远被拯救，”他说，那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他要告诉我兰柏死了。“我们应该继续挽救圣保罗大教堂，直到希特勒决定轰炸伦敦郊区。”

　　我很想告诉他对伦敦的轰炸差不多快结束了。德军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开始轰炸郊区。坎特伯雷、巴斯，各地的大教堂总是靶心所在。你和圣保罗大教堂都会熬过这次战争，亲眼看到救火队纪念碑被树立起来。

　　“不过我充满希望，”他说，“我觉得最坏的已经过去了。”

　　“是的，先生。”我想着那块纪念碑，经过岁月流逝，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不，先生，最坏的还没有过去。

　　我沿着正确的方向差不多走到了卢德门山顶。然后我完全迷路了，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四处游荡。那些瓦砾看上去和兰柏曾经试图从把我从中扒出来的白色灰泥那么相像，但我糊涂了。我到处找不到那块纪念碑。最后我差点绊倒在它上面，我往后跳了几步，好像我踩到的是一处坟墓。

　　它是仅存之物。就像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街边几棵完好的树，就像丹佛市州议会大厦的台阶。可无论是树还是台阶，上面都不曾写着“纪念圣保罗大教堂救火队成员。藉由上帝的恩典，他们拯救了这座大教堂。”上帝的恩典。

　　石碑有一部分被削去了。历史学家们争论着那里还有一行“直到永远”，但是我不相信，如果这事儿跟马修斯主教有关的话就不会这样，也没有一个救火队员会相信这个，哪怕是一秒钟。每次我们扑灭一枚燃烧弹，我们就暂时保住了圣保罗大教堂，但只到下一颗燃烧弹落下来之前为止。目不转睛地留神危险区域，用沙子和手摇灭火泵扑灭小火，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大火，以免这座庞大繁复的建筑物陷入火海。这听上去就像《历史实习课程，第401课》的课程介绍。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去理解历史学家到底是什么，而我却轻易地将成为其中一员的机会丢出窗外，就跟他们轻易地丢个微型炸弹进来一样！不，先生，最糟糕的还没有过去。

　　纪念碑上有块烧焦的痕迹，相传炸弹爆炸的时候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正跪在此处。当然，这完全是杜撰的，因为前门根本不是祈祷的合适场地。那更有可能是一位迷路游客的投影，想询问风车剧院所在；或是一位姑娘留下的印迹，她正给某位志愿者带来围巾。或是一只猫。

　　没有什么能永远被拯救，马修斯主教，当我第一天踏进西门，对着门里的昏暗眨眼时我就知道了，尽管如此，那感觉还是很糟糕。站在齐膝深的瓦砾里，无法从下面挖出任何折叠椅或是朋友，知道兰柏带着我是个纳粹间谍的想法死去，知道伊诺娜某天过来，而我已不在那儿。那真的很糟糕。

　　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时至今日他们已经都死了，马修斯主教也是，但他们死去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一直知晓一切，不知道是什么使得我在回音廊中跪下，因为悲痛和罪恶感而恶心欲呕：是到头来我们没人能拯救圣保罗大教堂的事实。还有，兰柏不能转向我，从心眼里感到震惊和厌恶，问道：“是谁干的？你的纳粹朋友吗？”而我会回答：“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最糟糕的。

　　我已经回到我的房间，任由伊芙琳在我手上涂上更多药膏。她要我睡会儿。我知道我应该收拾铺盖准备滚蛋。等他们来把我扔出去会很丢脸，但我没有力气反抗她。她看起来太像伊诺娜了。

　　一月一日：显然我睡了不止一整晚，还睡过了早晨的送信时间。刚才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伊芙琳坐在我的床头，手里举着一个信封。“你的成绩单来了。”她说。

　　我把手臂盖在眼睛上。“只要当他愿意，他们的效率可真是惊人呀，不是吗？”

　　“没错。”伊芙琳说。

　　“好吧，让我们看看。”我说着，坐起来，“在他们来把我扔出去之前我还有多长时间。”

　　她把电脑打印的轻薄信封递给我。我沿着齿边撕开。“等等，”她说，“在你打开它之前，我想说句话。”她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烧伤处。“你对历史系的想法错了。他们很好。”

　　那并不是我期待她说的话。“‘好’这个词可不会被我用来形容丹沃斯。”我说着，扯出里面的成绩单。

　　伊芙琳的表情一无变化，甚至当我坐在那儿，把那张打印纸放在膝盖上她毫无疑问能看见的地方时也没有。“哇。”我说。

　　成绩单上有尊敬的丹沃斯的亲笔签名。我得了优。还有褒奖。

　　一月二日：今天信箱里有两样东西寄到。一个是伊芙琳的指派令。历史系把什么都考虑到了——甚至包括让她在这儿呆得够久以便照顾我，以及想出一场虚构的火刑以便把主修历史的学生丢进去。

　　我想我宁愿相信那就是他们做的——伊诺娜和兰柏只是雇来的演员，那只猫是个智能机器人，身体里装有定时器，时间一到，咔哒一声就报废。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丹沃斯有那么好，而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必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最终结局而饱受煎熬。

　　“你说你的实习课是在十四世纪的英格兰？”我说，就像我曾看着兰柏那样怀疑地看着她。

　　“1349年，”她说，她的脸庞因为回忆而松弛下来。“鼠疫爆发的那一年。”

　　“我的天，”我说，“他们怎么能那样做？鼠疫的危险等级可是十级。”

　　“我有天然免疫力。”她说着，凝视着她的双手。

　　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打开了另一个信封。那是一份关于伊诺娜的报告。电脑打印，包括事件、日期和统计数据，所有历史系爱得要命的那些玩意。不过它告诉了我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的事：她的感冒痊愈了，安然渡过了闪电战。汤仔在对巴斯发动的贝德克尔空袭（译注： Baedeker raids，1942年4月4日，希特勒命令袭击英国历史性城镇以报复对吕贝克的轰炸；它们被依照德国旅游指南命名为贝德克尔空袭 (卡尔·贝德克尔是德国出版家，他于1829年出版发行了一系列旅行指南手册。他的名字Baedeker在今天的许多欧洲语言中衍生为旅游指南的意思)）中丧生，而伊诺娜一直活到2006年，他们炸毁圣保罗大教堂的前一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这份报告，不过那无所谓了。它就像兰柏为那位老人高声读报一样，一桩简单的善行。他们什么都考虑到了。

　　也不是。他们没告诉我兰柏怎样了。不过我发现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救了他的命。就算他第二天死在医院了，也没什么要紧了。而且我发现，尽管历史系用所有那些严酷的课程试图教会我这个，但我并不十分相信——没有什么能永远被拯救。在我看来，也许兰柏就是个例外。

　　一月三日：今天我去见了丹沃斯。我不知道我打算说些什么——也许是一些自我夸耀的胡言乱语：我自觉自愿地想要担任历史的救火队员，替人类的内心守护掉落的燃烧弹，缄默而崇高。

　　但他越过他的办公桌冲我眨着近视的双眼，在我看来他好像正对着阳光沐浴下的圣保罗大教堂最后的光辉景象眨眼，在它永远消逝之前。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往昔世界是没法拯救的，于是我转而说道：“很抱歉我打破了您的眼镜，先生。”

　　“你有多喜欢圣保罗大教堂？”他说。就像我第一次遇见伊诺娜时一样，我感觉我一定是不知怎么地误读了所有的讯息，他并没有表现出怅然若失，而是某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我爱死它了，先生。”我回答。

　　“嗯，”他说，“我也是。”

　　马修斯主教错了。在整个实习课程期间我一直与记忆搏斗，只是为了发现它根本就不是我的敌人；而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重负。因为丹沃斯并不是在对着最后那个早晨致命的阳光眨眼，而是透过那第一个下午的昏暗，看进圣保罗大教堂壮丽的西门，凝望着永远留存于我们心中的一切，就像兰柏，就像圣保罗大教堂，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时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