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长空

《烈火长空》

正文 烈火长空(1)

　　Fire Watch

　　（美）康妮·威利斯

　　翻译: Eloa

　　“战胜时间者为历史，除此之外只有永生更胜一筹。”——沃尔特·雷利爵士（译注：Sir Walter Raleigh，1552年-1618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曾编纂《世界史》（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一书，深信灵命永生之道。）

　　九月二十日：不用说，我第一个去找的东西就是救火队纪念碑（注：作者虚构的纪念二战时期伦敦救火队的石碑，坐落在卢德山上的圣保罗大教堂前。现实中，1990年在大教堂附近树立了国家消防员纪念铜像，以纪念二战时期伦敦的消防员和救火队。）。不用说，它还没在那儿。它要到1951年才会被立起——伴随着沃尔特·马修斯主教的致辞。而这会儿刚刚1940年。我很清楚这个。我昨天才去看了救火队纪念碑，心里怀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觉得看到那些罪行发生的现场会有点帮助。不过显然并非如此。

　　唯一可能帮上我的是一次关于闪电战期间伦敦历史的速成课程，还有再多点儿时间。可这两样我都没有。

　　“时间旅行可不像坐地铁，巴塞洛梅先生，”尊敬的丹沃斯先生当时是这样说的，边说边透过他的老古董眼镜冲我眨眼。“要么你十二点准时来报到，要么你就干脆不用去了。”

　　“可是我还没准备好，”我说，“您看，我花了四年时间来准备同圣保罗（译注：保罗(3年—67年)，曾在地中海各地进行三次的传道之旅，足迹遍及小亚细亚、马其顿、希腊及地中海东部各岛，共计一万两千里远，还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期间被关押两年，出狱后再次往各地传教。后被罗马皇帝尼禄处死。保罗是第一个去外邦传播福音的基督徒，是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他被历史学家公认是对于早期基督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可称为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家。基督教在希腊、罗马的迅速传播，与保罗的多次远行传道密切相关。）一起旅行。是圣保罗！不是圣保罗大教堂！（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坐落于英国伦敦，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纽盖特街与纽钱吉街交角处，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代表，是世界第二大圆顶教堂，亦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圣保罗大教堂最早在604年建立，后经多次毁坏、重建，二战伦敦闪电战时曾多次遭到轰炸。该教堂在闪电战期间成为英国奋斗的象征之一；一九四四年该教堂鸣钟庆祝巴黎解放，一九四五年则有三万五千人在教堂前欢庆二战结束。本文中，作者虚构圣保罗大教堂在闪电战中幸存，但后来冷战时的2007年被共产主义恐怖分子用微型炸弹炸毁。真实的圣保罗大教堂其实至今依然屹立不摇。）您不能指望我在两天里面就准备好去到闪电战时的伦敦。”

　　“没问题的，”丹沃斯回答，“我们能做到。”谈话到此结束。

　　“两天！”后来我对着我的室友伊芙琳（注：伊芙琳是《末日之书》的女主角，丹沃斯教授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嚷嚷，“就因为不知道哪台破电脑多加了个‘s’（译注：St. Paul指圣徒保罗，而St. Paul's指圣保罗大教堂。）而当我向他说明的时候，尊敬的丹沃斯先生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时间旅行可不像坐地铁，年轻人，’他说，‘我建议你快点做好准备，你将在后天出发。’这人根本不靠谱嘛。”

　　“不是的，”她说，“不是那样的。他是最好的。他写过关于圣保罗大教堂的书。也许你该听听他的意见。”

　　我本来以为伊芙琳会对我表现出起码的同情。当她的实习课程被从十五世纪的英格兰换到十四世纪时，她当时的表现简直算得上是歇斯底里，而那两个世纪都多么适合用于实习课程呀！就算把恶性传染病算上，那两个世纪的危险等级也不过才5级。而伦敦闪电战是8级，至于圣保罗大教堂，10级——我的运气真不错。

　　“你觉得我应该再去找找丹沃斯？”我问。

　　“是的。”

　　“然后呢？我只有两天时间。我不了解当时的货币、语言、历史。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个好人，”伊芙琳说，“我觉得你最好尽可能地听他的话。”老伊芙琳，一直都是个很好的倾听者。

　　可正是她口中的那个好人，使得我这会子站在敞开的西门边，像乡巴佬进城一样四处张望，寻找着一块还不存在的石碑。托那个好人的福，我对我的实习课程无所准备的程度到了所能想象的极限。

　　我只能看进教堂里几英尺远。我能看见一支蜡烛在远远的地方微微摇曳，然后，一团模糊的白色朝我移动过来。一位教堂司仪，或者是主教本人。我掏出那封在威尔士担任神职人员的叔叔写的信，它应该能让我得到主教的接见。我又拍拍屁股兜，确定那份缩影胶片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附历史卷补编》还在——我来之前从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注：博德莱安图书馆位于牛津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里把它偷带了出来。我不能在谈话半中间把它掏出来，不过要是运气好的话，我能通过上下文猜测词义，糊弄过第一次谈话，随后再去查找不明白的字词。

　　“你是从‘阿尔帕’来的吗？”来人开口了。他和我差不多年纪，比我矮一个头，而且瘦很多。他看上去就像个苦行僧，让我想起了伊芙琳。他没把白袍穿在身上，而是抱在胸前。要是在别的情形下我会认为那是个枕头。要是在别的情形下我应该能听懂别人跟我说的话，可是我根本没时间忘掉次地中海地区拉丁文和犹太教律法，去学习伦敦腔和防空步骤。两天时间，还有那可敬的丹沃斯先生，他大谈特谈了一通什么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却没告诉我什么是“阿尔帕”。

　　我琢磨着要不要把牛津词典掏出来，因为威尔士毕竟是外邦，但我不认为1940年时已经有了缩微胶卷。阿尔帕。那可能是任何东西，甚至是救火队的昵称，要真是这样，冒冒失失地回答“不”可不是个好主意。

　　“不。”我说。

　　他突然猛冲向前，掠过我的身边，朝敞开的门外看去。“该死的！”他说着，转回来面朝我。“那她们到底在哪儿？一帮好吃懒做的‘布尔乔亚塔特’！”这句话的含义光靠上下文还真不好理解。

　　他凑近来打量我，带着怀疑的神气，就好像他认为我是在假装跟“阿尔帕”没什么关系。“教堂暂停开放了。”最后他说道。

　　我举起信封说道：“我叫巴塞洛梅。马修斯主教在吗？”

　　他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好像在期待那些好吃懒做的“布尔乔亚塔特”会突然冒出来，然后用怀中那抱白色物件暴打她们一顿一样。接着他转过身来开口了，仿佛是在带领游客参观一样：“请往这边走。”随即走进那片黑暗之中。

　　他领着我朝右走，顺着教堂正厅南边的过道前进。感谢上帝我记下了圣保罗教堂的平面图，否则此时此刻的情形——在彻底的黑暗中前行，领路的是一个胡言乱语的教堂司仪——这个关于我处境的古怪隐喻足以使我飞奔出西门，逃回圣约翰伍德区（译注：St John’s Wood，伦敦有名的高尚住宅区，位于伦敦西北1，2区交接处，环境幽雅宁静。）。关于平面图的记忆对于我确定自己的位置还是有点帮助的。我们应该正在经过第二十六号区域：亨特的《世界之光》（译注：威廉·霍尔曼·亨特 William Holman Hunt, 1827年—1910年，英国画家，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之一。其代表作《世界之光》（1850-1853）藏于圣保罗大教堂，画作情节取自《圣经》：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将走进门内，我与他，他与我一同进餐。表现了非常有宗教圣洁的美丽画面：基督提着一盏灯，穿过黑夜的树林，敲击一扇关闭的门，门前杂草丛生。这幅圣像画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心灵支柱。）——上面画着提灯的基督——但四周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到。我们自己应该提上灯笼的。

　　他突然停住脚步，嘴里叨咕道：“他娘的，我们又不是要座萨沃伊饭店（译注：Savoy Hotel，五星级酒店，位于伦敦市的Strand河岸区，于一八八九年开业，拥有二百六十三间客房，酒店装潢为低调华丽风格，多年来接待过不少著名政客、艺术家、名流及影星，包括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伊利沙伯泰莱、卓别林、经典乐队披头四和法国艺术家莫奈等。），只是要几张帆布床而已。就连纳尔逊（译注：霍雷肖.纳尔逊，1758年-1805年，英国帆船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被誉为“英国海军之魂”，1805年战死于特拉法加海战中，葬于圣保罗大教堂。）都比我们强——至少他有个枕头睡。”他在黑暗中像挥舞火炬一样舞动手中的白色物件。那果真是个枕头。“我们两个星期前就跟她们申请了，可现在还没到，我们还是得睡在那些特拉法加战役死鬼们的坟头，这都是因为那些婊子一心只想呆在维多利亚公园里面，和‘汤米’们喝茶吃脆饼，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他好像并没指望我对他这阵狂怒的爆发作出什么回应，这倒不错，因为他的话大概三个词里我只能听懂一个。他踏着重重的步子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支黯淡的祭坛蜡烛照亮的范围，在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再次停下。第二十五号区域：通往回音廊、穹顶和图书馆（不向公众开放）的楼梯。他走上楼梯，穿过一个大厅，最后停在一扇中世纪风格的门前，敲了敲门。“我得去等着她们，”他说，“要是我不在那儿，那帮家伙很有可能会把它们送到修道院去。告诉主教再给她们打个电话，行不？”他走下石质楼梯，怀里依然抱着枕头，就好像持着个盾牌一样。

　　他刚才的确是敲了门，可那扇门是实心橡木的，至少有一英尺厚，显然主教没听到敲门声。我不得不再次敲门。没错，好吧，这就像掷弹手不得不扔出微型炸弹（注：作者虚构的一种便携式高爆炸弹，可用于恐怖分子自杀性攻击。），即使你知道很快一切就会结束，可就算大喊“就是现在！”也不会让你感觉好受些。所以我站在这扇门前，诅咒着历史系和尊敬的丹沃斯先生，还有那台犯错的白痴电脑——让我站在这扇黑糊糊的门前，手里只拿着一封来自一位子虚乌有的叔父写的信——在我看来，他的靠谱程度和前面那几个不相上下。

　　就连一向靠谱的老博德莱安图书馆都让我失望了。我从贝列尔学院和大学主终端机上交叉搜索来的那堆研究资料这会子大概正躺在我的寝室里，距离我一个世纪远。还有伊芙琳，她已经完成了实习课程，满可以给我些建议，却袖手旁观，像个圣徒一样沉默不语，直到我乞求她帮帮我。

　　“你去找丹沃斯先生了吗？”她开口道。

　　“嗯。你知不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宝贵建议？‘缄默与谦逊是历史学家的神圣重负。’他还告诉我说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的。上帝的瑰宝。遗憾的是，我需要知道的是炸弹落下来的时间和地点，这样我就不会当头挨上一个了。”我扑到床上，“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你对记忆检索在行不？”她问。

　　我坐了起来。“我挺拿手的。你觉得我该强化记忆？”

　　“没时间那样做了，”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把所有东西直接置入长期记忆。”

　　“你是指用内啡肽（注：内啡肽（endorphin）是一种内成性（脑下垂体分泌）的类吗啡生物化学合成物激素。它能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跟吗啡、鸦片剂一样的效果，有止痛和欣快感。）？”我说。

　　使用记忆增强药物将信息置入长期记忆，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信息没法在短期记忆中留存，甚至连一秒都不行，这就使得记忆检索变得非常麻烦，更别提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它会使人产生大量“幻觉记忆”——一件自己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的事情突如其来地横亘脑中，那种感觉蛮叫人抓狂的。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记忆检索带来的古怪感觉，而是记忆检索本身。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脑是怎样从记忆库中提取所需信息的，但短期记忆肯定参与了这一过程。短期记忆中那些短暂的、有时甚至只在电光火石间留存的信息除了让人脱口而出某句话语以外显然别有用途。记忆检索中整个复杂的排序归档过程显然是在短期记忆中完成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短期记忆，没有记忆强化药物或人工辅助物的帮助，信息就不可能被检索到。我曾经用内啡肽做过试验，在信息检索方面毫无困难，随着出发时刻一分一秒逼近，这个办法看来是能将我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塞进脑海的唯一途径，但这也意味着我将完全无从了解任何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即使花上长得足够把它们忘掉的时间也不行。能不能获取那些信息、什么时候能获取那些信息，我只能走着瞧。在那之前，我会无知得好像那些信息根本就没熨熨帖帖地藏在我密如蛛网的大脑皮层沟回里的某个角落中一样。

　　“你能不借助人工辅助物进行检索吗？”伊芙琳问，一脸怀疑的神色。

　　“看来我不得不那样做了。”

　　“在压力满满的情况下？在缺乏睡眠、体内内啡肽水平过低的情况下？”她的实习课程到底是什么呀？她从来没提过一个字，而且本科生不该打听这个。中世纪压力因素考察？我以为那时候的人都睡得好着呢。

　　“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回答，“不管怎么说，要是你觉得这个办法能帮到我的话，我会去试试的。”

　　她用那种殉道者的神气看着我说：“没什么能帮到你。”真是多谢了，贝列尔的圣伊芙琳。

　　最后我还是去试了。那比坐在丹沃斯的房间里，看着他透过他那副老古董眼镜冲着我大眨其眼，告诉我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要好得多。博德莱安图书馆借阅许可证还没发下来的时候，我刷爆了信用卡，差不多把整个布莱克威尔书店都搬了回来——关于二战的磁带、凯尔特文学、公共交通史、旅行指南——我能想到的一切东西。然后我租了台高速录音机，一顿狂听。当我听完的时候，我担心得要死，觉得自己什么也没记住。于是我跳上地铁，跑到伦敦，直奔卢德门山，（译注：公元604年，东撒克逊王埃塞尔伯特伦敦城西部的小山山顶上，建造了初期的圣保罗大教堂。那里原来是当年伦敦城的西大门——卢德门，故此座小山被称为卢德门山。）想看看救火队纪念碑能不能触发我脑中的任何记忆。没戏。

　　“只是因为你的内啡肽水平还没恢复正常而已。”我告诉自己说。我试着放松些，但一想到这个莫名其妙扔到我脑袋上来的实习课程，我就忍不住抓狂。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炸弹，小子。你主修历史，你只是在完成实习课程——这一事实可不能保证你不会死翘翘。回家的地铁上我一路都在看历史书，直到今天上午丹沃斯的跟班过来把我带往圣约翰伍德区。

　　我把牛津大辞典的微缩胶片塞进屁股兜，脑子里一片空白，满心希望能够靠着自身的机智存活下来，还有，能够在1940年找到人工辅助物。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够不出纰漏地混过第一天；结果现在，我站在这里，差不多才听人说了一句话就被弄了个措手不及。

　　好吧，也不全是那么糟糕。尽管伊芙琳建议我不要把任何东西置入短期记忆，我还是记住了当时的英国货币、地铁图以及现代牛津地图。既然我已经到这儿了。想来我应该能搞定主教本人。

　　差不多就在我鼓起勇气敲门时，主教打开了门，就像当头挨上一颗微型炸弹，biu的一声，迅速无痛。我把信递给他，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了些大意是“很高兴又有新人加入，巴塞洛梅。”的话。他看上去紧张疲惫，就好像要是我告诉他闪电战才刚开个了头，他一定会崩溃似的。我知道，我知道：保持缄默。多看少说什么的。

　　他说：“让兰柏带你到处看看，怎样？”我猜他说的就是那位抱着枕头的仁兄，我猜对了。司仪在楼梯脚下同我们会合，正微微喘气，不过兴高采烈。

　　“帆布床送到了。”他对马修斯主教说，“您大概会觉得她们帮了我们一个大忙。那些踩着高跟鞋装腔作势的女人。‘你害得我们错过茶点时间了，小兰，’有个女人这么跟我说。‘嗯，那不也挺好的吗？’我说，‘你看上去完全可以再减个十多二十磅的。’”

　　看起来就连马修斯主教也不是完全明白这位仁兄的话。他说：“你把它们装在地下墓室了？”接着他为我们互相介绍。“巴塞洛梅先生从威尔士来，”他说，“他来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不是救火队。

　　兰柏带我四处转了转，在一团黑暗中指给我看各种根本看不清楚的地方，然后又拖着我下到地下墓室看那十张支在坟墓间的折叠帆布床，顺便提及纳尔逊大人的黑色大理石棺柩。他告诉我第一晚我不必值夜，建议我上床睡觉，因为睡眠是空袭时期最宝贵的东西。我太相信这个了。他一直把那个可笑的枕头紧紧抱在怀中，就像那是他的至爱一样。

　　“在这下面你们听得见空袭警报吗？”我问，心里琢磨着睡觉时他是不是把头埋在枕头里。

　　他环视低矮的石头天花板。“有些人能听见，有些不能。布瑞顿必须得喝了‘活力克’（译注： Horlich，英国公司，生产安眠麦芽热牛奶，成立于1896年。）才睡得着。班斯?琼森就算是房顶塌下来也照睡不误。我嘛，得有个枕头。重要的是不管怎样都得让自己睡过去。要不然你就会变得恍恍惚惚，跟个活死人一样，然后就把小命送掉了。”

　　令人高兴的是，他出去值今晚的夜班了，把他的枕头留在一张帆布床上，吩咐我别让任何人碰。于是我便坐在这儿，等待我生平第一次空袭警报，并设法在我变成一个活死人或者真正的死人前把所有这些记下来。

　　我查了偷来的牛津大辞典，想搞清楚兰柏说的话。成果平平。“塔特”可能指馅饼，也可能指妓女（我认为是后面这个意思，不过我之前已经在枕头那事上弄错过了。）“布尔乔亚”是对所有劣习斑斑的中产阶级的总称。“汤米”是指大兵哥。我没找到任何与“阿尔帕”有关的拼写，在我快要放弃时，长期记忆里关于战时缩写与省略语的用法突然从脑海里蹦出来（祝福你，圣伊芙琳），于是我意识到它肯定是一个缩写词。ARP。防空部（注：Air Raid Precautions缩写为ARP，读音类似于阿尔帕。）。当然。否则你还能从哪儿搞到那些该死的帆布床？

　　九月二十一日：现在我已经度过了刚到此处的恐慌期，我意识到历史系忘了告诉我在这为期三个月的实习课程中我应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了我这本日志，给了我那封叔叔写的信，还有一张十英镑的钞票，然后把我扔回过去。那十英镑（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用来买火车票和地铁票）本应用来维持我的生活直到十二月底并且在第二封信来的时候让我能够返回圣约翰伍德区以便传送——那封信上将写着我的叔父生病了，需要我返回威尔士服侍床边。在那之前我得跟纳尔逊一起住在地下墓室里。据兰柏的说法，那位大人的尸体泡在棺材中的酒精里。要是炸弹直接落到我们头上，我不知道他是会像个火把那样燃烧起来呢，还是滴滴答答地流出来，在地下墓室的地板上淌成一滩腐液。我们的伙食由一个小煤气炉提供，上面煮着难喝得要命的茶和说不出什么滋味的腌鱼。而为了得到这些奢华待遇，我将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顶上扑灭熊熊火焰。

　　我还必须达成此次实习课程的目标，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会儿我所关心的唯一目标就是活下去，直到叔叔写的第二封信到来，将我解救回家。

　　在兰柏有时间来“带我看绳子”前（译注：show sb the ropes，习语，意为教给某人规矩，rope本意为绳子，引申义为规矩。），我就这样混着日子。我洗刷他们用来烹饪那些难闻小鱼的煎锅，把木头折叠椅堆放在地下墓室祭坛的尽头（平放而不是竖放，因为它们很可能会在半夜里轰然崩塌，发出炸弹爆炸一样的声音），还有，试着睡着。

　　我显然不是那些能在空袭中安然入眠的幸运儿之一。夜晚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着圣保罗大教堂的危险等级有多高。实习课程所要求的危险等级最少是六级。昨晚我肯定这儿的危险等级达到了十级，地下墓室正是轰炸的靶心，也许我应该申请去丹佛的。

　　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一只猫。我对此大感兴趣，不过努力不表现出来，因为看起来它们在这个年代很寻常。

　　九月二十二日：我还是呆在地下墓室里。兰柏时不时冲过来，嘴里不断咒骂着各个政府机构（都是用的缩略词），同时向我保证带我上到屋顶去。与此同时，我已经把可以打发时间的事都干完了，开始自己琢磨着学习使用手摇灭火泵。伊芙琳对我的记忆检索能力过虑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遇到任何困难。恰恰相反，我回忆起了关于救火的资料，还想起了整本带插图的工作指南，包括手摇灭火泵的用法说明。要是煎鱼的火星掉到纳尔逊大人身上引发了火灾，我就能当次英雄了。

　　昨天晚上太刺激了。警报早早拉响，于是一些在市政部门工作的勤杂工到地下墓室里和我们一起避难。她们中的一个发出空袭警报一样的叫喊声，把我从好梦中惊醒了。看来她是见到老鼠了。我们不得不跑到坟墓间和帆布床底下，用一只胶靴用力敲打，好让她相信那个小东西已经跑掉了。显然这就是历史系的用意所在：灭鼠。

　　九月二十四日：兰柏带着我巡查。他把我带到唱诗台，在那儿我不得不从头学习手摇灭火泵的用法，然后我领到了胶靴和一顶锡质头盔。兰柏说艾伦中校正在给我们弄消防员穿的石棉外套，不过还没送到，所以我穿着自己的羊毛上衣和围巾站在屋顶上，冷得要命，尽管现在才九月份。天气就像是十一月份一样，看起来也像，没有阳光的照耀，到处都显得阴冷凄凉。我上到了教堂圆顶，还有屋顶，我本来以为那会是平坦的，但实际上那里遍布塔楼、尖顶、檐槽和雕像，凌乱不堪，非常适合燃烧弹落在其间，让你根本够不着它们。兰柏向我演示了怎样使用沙土掩埋燃烧弹，以防它燃烧起来，烧穿房顶，落下去点燃整座教堂。他还给我看了绳子（真的绳子）——堆在圆顶基座处，以供攀爬西侧塔楼或圆顶顶部的人使用。随后我们回到教堂里边，下到回音廊中。

　　整个过程兰柏不停地在讲解，其中一部分是实用的操作指南，一部分是教堂的历史。在我们进入回音廊之前，他把我拖到南门处，告诉我克里斯托弗·雷恩（译注：圣保罗大教堂曾经几度重建．现在的建筑是1666年大火烧毁后, 由英国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重新设计建造的．工程于1675年开工, 直到1710年才最后完工．）是怎样站在老圣保罗大教堂冒烟的瓦砾堆中，请求一位工人从墓地给他送去一块石头，以作为新教堂的奠基石。在那块石头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死而重生”，这个冷笑话给雷恩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这句话刻在重建的教堂大门上。兰柏说起这个的时候看上去沾沾自喜，好像他告诉我的不是每个历史系一年级新生都知道的故事一样。不过我想，要是没有救火队纪念碑带来的强烈冲击，这个故事也是相当不错的。

　　兰柏领头走上台阶，来到环绕回音廊的狭窄阳台上。他已经朝另一头走了一半，嘴里向我嚷嚷着尺寸和声学什么的。他面冲着对面的墙壁停下，然后轻声说道：“你能听见我的低语声都是因为圆顶的形状。声波在圆顶周边传播时被增强了。空袭时这儿听起来就像是世界末日。圆顶直径有一百零七英尺。正厅之上的部分有八十英尺高。”

　　我向下看去。栏杆在我脚下断裂开来，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我迎面扑来。我一把抓住面前的什么东西，跪倒在地，摇摇欲坠，心悸不已。太阳出来了，整座圣保罗大教堂好像沐浴在黄金之中。就连唱诗台的雕花木板、白色的石柱和管风琴的铅质风管也都镀上了一层耀目的金色。

　　兰柏正在我的身边试着把我拉起来。“巴塞洛梅，”他喊道，“怎么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伙计。”

　　我知道我必须告诉他这个：要是我放开手，圣保罗大教堂和整个昔日世界都会塌下来砸在我身上，而我必须不让它发生，因为我是个历史学家。我说了些什么，不过不是我想要说的，因为兰柏只是将我抓得更紧。他猛地把我从栏杆边拖开，回到楼梯处，然后放开我，任由我无力地倒在台阶上，然后从我面前退开，一言不发。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说，“以前我从不恐高的。”

　　“你在发抖，”他厉声说道，“你最好躺下来。”他把我带回了地下墓室。

　　九月二十五日：记忆检索：防空手册。空袭受害者症状。第一阶段：震惊；麻木；不能意识到伤势；受害者的言语变得只对本人有意义。第二阶段：颤抖；作呕；受伤，感觉丧失；意识重回现实。第三阶段：不受控制地不停说话；试图对营救人员解释受惊行为。

　　兰柏肯定是认出了那些症状，但是当时并没有炸弹，他会怎么想呢？我没法向他解释我的受惊行为，让我没法开口的并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神圣缄默。

　　他什么也没说，事实上他还安排我在明天晚上第一次值夜，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且看起来他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心事重重。目前为止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很紧张（我在短期记忆里置入了关于怎样安抚空袭时期的人们的信息），而自从我到这儿以后，周边地区就没有受到过轰炸。炸弹绝大部分落在了伦敦东区和码头。

　　关于今晚，有一条与哑弹相关的历史条目，而我一直在想着主教的举止以及教堂关闭的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曾经读到过教堂在整个闪电战期间都是开放的。我一有机会就试着检索九月份发生的事件。至于其他事件的检索，在我明了此行的目的（如果有的话）之前，我看不出来如何才能想起正确的信息。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既没有指引方针，也没有法规限制。要是我觉得他们会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告诉所有人我来自未来。我可以刺杀希特勒，要是我能到德国去的话。或者我应该那么做？历史系对于时空悖论的讨论车载斗量，而那些完成了实习课程回来的研究生们对此却三缄其口。过去真的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吗？或许每天都有一个新的过去在发生，而我们，历史学家们，正是始作俑者？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后果的话，那些后果又是什么呢？要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又怎敢轻举妄动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大胆介入，寄希望于我们不会给自己所处的时代带来灾难性后果呢？或者我们是不是必须什么也不做，完全不介入，只是袖手旁观，看着圣保罗大教堂烧成灰烬，因为必须这样做才不会改变将来？

　　这就是我昨晚冥思苦想了一整夜的全部问题。它们跟这个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相比没法干掉希特勒而言，任由圣保罗大教堂被烧掉更让我不能忍受。不对，不是那样的。我昨天在回音廊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了：要是我能逮到希特勒在圣保罗大教堂纵火的话，我就能干掉他。

　　九月二十六日：今天我遇到了一位年轻姑娘。马修斯主教开放了教堂，所以在人们重新蜂拥而入的时候，救火队员们得帮着维持秩序、干些杂务。这位年轻姑娘让我想起了伊芙琳，尽管伊芙琳比她高很多，头发也没这么卷。她看起来好像刚刚哭过。伊芙琳结束了实习课程回来后看上去也是这个样子。中世纪带给她的比她所能承受的多太多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应付过去的。毫无疑问，肯定是通过将自己的恐惧倾诉给当地的神父，我真心希望长得像她的这位姑娘不会那样做。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我问道，心里一点也不想帮忙。“我是个志愿者。”

　　她看上去很伤心。“你不领薪的？”她边说边用一条手绢擦拭红红的鼻子。“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圣保罗大教堂、救火队什么的事情，我想也许我能在这儿找个活干。就像小卖部售货员什么的。有薪水领的活。”她泛红的眼睛里泪光盈盈。

　　“真是抱歉，我们这儿没有小卖部。”我尽可能温和地回答，心里想到一直以来伊芙琳是怎样让我失去耐性的，“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个真正的避难处。有些救火队员睡在地下墓室里。而且恐怕这里的人都是志愿者性质的。”

　　“那就没辙了，”她说，用手绢拭着眼睛。“我挺喜欢圣保罗大教堂的，可我不能找志愿者性质的工作，至少在我弟弟汤姆从乡下回来的时候不行。”我有点搞不清状况。尽管她表面上看起来很苦恼，但她的声音听上去颇有点儿欢快，不像刚进来时那样带着哭腔了。“我得给我们俩找个像样的安身之处，汤姆回来后，我们可不能睡在地铁里。”

　　一阵恐惧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那是无意识记忆检索有时会带给人们的强烈痛苦感。“地铁？”我问，试着攥住记忆。

　　“通常是大理石拱门站，”她继续说道，“早些时候我弟弟汤姆给我们俩占了个位置，然后我去……”她停下来，用手绢捂住鼻子，打了个喷嚏。“真是抱歉，”她说，“这儿太冷了！”

　　红红的鼻子，流泪的双眼，喷嚏。原来是呼吸道感染。我之前没跟她说“别哭”简直是个奇迹。至今我没犯下什么致命错误只是靠运气，倒不是说因为我没能读取长期记忆。有半数我所需要的信息我甚至根本就没有储存：猫、寒冷以及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阳光中的样子。迟早我会因为某些不知道的玩意儿丢掉小命。不管怎样，今天晚上我值完夜后会再试着进行记忆检索。至少我能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直直砸中我的脑袋，以及什么时候会砸中我的脑袋。

　　我看到过那只猫一到两次。它像煤球一样黑，喉咙处有一块白班，看上去就好像是为了灯火管制特意画上去的。

　　九月二十七日：我刚从房顶上下来。我还在发抖。

　　空袭一开始，轰炸大多集中在伦敦东区。那情形非常惊人。到处都是探照灯，天空被火光映得粉红，与泰晤士河上的反光交相辉映，爆炸的炮弹像烟花一样散射出火花。天空中回响着滚雷一般连续不断的隆隆声，震耳欲聋，偶尔被高处掠过的飞机引擎低沉的嗡嗡声打断，然后是高射炮连续射击的嗒嗒声。

　　差不多午夜的时候，炸弹开始落在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那恐怖的声响就像一列火车冲我们直驰而来。我用尽全身力气强迫自己不要卧倒在屋顶上，不过兰柏正在盯着我。我不想让他称心如意地看到我再出一次圆顶上那样的糗。我高抬着头，手里紧紧攥着灭火沙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骄傲。

　　炸弹的破空声大概在三点过后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半个小时左右的短暂平静，接着传来一阵撞击声，就好像冰雹落在屋顶上。除了兰柏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冲向铲子和手摇灭火泵。兰柏盯着我。而我盯着燃烧弹。

　　燃烧弹距离我只有几英尺之遥，在钟塔的后面。它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大概只有三十厘米长。它猛烈地溅射出火星，喷吐出青白色的火苗，几乎触到我所站立的地方。一分钟后它就会爆燃成销金熔骨的大团火焰，开始烧穿房顶。火焰、救火队员发疯般的叫喊声，接着白色的瓦砾延伸开去，绵延数里，然后是一片空白，杳无一物，甚至连救火队纪念碑也不复存在了。

　　回音廊事件又重演了。我觉得我说了些什么，等我发现自己正看着兰柏的脸时，他露出一脸扭曲的笑容。

　　“圣保罗大教堂会被烧毁，”我说，“什么也不会剩下。”

　　“是啊，”兰柏回答，“就是那个计划，是不是？把圣保罗大教堂烧成白地？难道计划不就是这样么？”

　　“谁的计划？”我傻乎乎地问。

　　“希特勒的呀，还用说。”兰柏说，“你以为我在说谁？”接着，几乎是随随便便地，他拿起手摇灭火泵。

　　防空手册的页面突然在我眼前闪过。我把防火沙桶里的沙子倒在依然火花四溅的炸弹周围，抓起另一桶沙子兜头倒在炸弹上。黑烟像蘑菇云一样汹涌升腾，我几乎找不到我的铲子了。我用铲尖摸索着找到炸弹光滑的表面，把它铲进空桶里，然后铲起沙子盖在上面。刺鼻的烟雾激得我涕泪横流。我转过头去用袖子擦掉，然后看见了兰柏。

　　他一点儿要帮我的意思也没有。他微笑着：“说真的，这个计划不错。不过当然，我们不会让它得逞的。这就是救火队为什么会在这儿的原因——确保这事不会发生。对吧，巴塞洛梅？”

　　现在我知道我实习课程的目标所在了。我必须阻止兰柏烧掉圣保罗大教堂。

　　九月二十八日：我必须试着告诉自己昨晚是我误会了兰柏，我误解了他的话。如果他不是一个纳粹间谍的话，他为什么想要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呢？一个纳粹间谍又怎样能混进救火队呢？我想到自己那封伪造的介绍信，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要怎样找出事实真相呢？要是我对他进行一些试探，用一些1940年忠诚的英国人知道的关键事情去刺探他，我担心那个露出马脚的人会是我。我必须让我的记忆检索真正运转起来。

　　在那之前，我得注意盯着兰柏。目前而言，至少这在时间上很容易。兰柏刚刚安排好接下来两周的值班班次。我俩每次都在一起。

　　九月三十日：我知道九月发生什么了。兰柏告诉了我。

　　昨天晚上我们在唱诗台穿着外套和靴子时，他说：“你知道的，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觉得很无助，就像第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从防空部来时一样。

　　“他们计划摧毁圣保罗大教堂。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九月十号。一枚高爆弹。不过当然了，你不知道这事。那时你还在威尔士呢。”

　　我甚至没在听他说什么。当他说出“高爆弹”这个词时，我完全想起来了。那颗炸弹扎进马路，卡在地基上。拆弹组试着拆除它，但那儿有条正在漏气的煤气主管道。他们决定疏散圣保罗大教堂的人，但是马修斯主教拒绝离开，最后他们总算是把它弄了出来，带去柏京沼泽引爆。即时、完整的记忆检索。

　　“那次是拆弹组救了大教堂，”兰柏还在说，“看来总有人在乎她。”

　　“没错，”我说，“的确有。”然后从他身边走开。

烈火长空(2)

　　十月一日：我以为昨天晚上关于九月十日事件的记忆检索代表了某种突破性进展，可后来我躺在帆布床上花了大半夜时间试着想起潜伏在圣保罗大教堂的纳粹间谍，结果却一无所获。我是不是必须在获得记忆之前确切地知道我在寻求的信息？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也许兰柏不是纳粹间谍。那么他是什么呢？一个纵火犯？一个疯子？地下墓室里嘈杂不堪，根本不像墓室原本应该的样子，很不适合思考。勤杂女工们聊天聊到很晚，还有炸弹爆炸的声音隐隐传来，或多或少让当下境况更糟糕。我发现自己在这种环境中神经紧绷。当今早我好不容易睡着以后，我梦见一个地铁避难所被击中，梦见了破裂的管道和溺死的人们。

　　十月四日：今天我试着去抓那只猫。我考虑说服它去逮那只把勤杂女工吓到的老鼠。此外我还想近距离地观察这种动物。我提了个水桶，昨晚我用它和手摇灭火泵一起扑灭了一些燃烧的榴散弹碎片，它们来自某门防空炮。桶里还有一些水，不过并不够淹死那只猫。我的计划是用桶扣住猫，然后伸手进去把它抓出来，然后带到地下墓室去，把那只老鼠指给它看。但我甚至没能靠近它。

　　我晃着水桶走过去，大概有一英寸的水溅洒了出来。我想我记得猫是驯化了的动物，但我肯定搞错了。那只猫悠然自得的脸绷紧了，变得好像骷髅一样，简直吓死人，可怕的爪子从我曾以为无害的脚掌中伸出，然后它发出一声连勤杂女工都自叹弗如的尖叫声。

　　在惊吓中，我扔掉了水桶，它翻滚着撞到了一个柱子上。猫不见了。兰柏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那样可抓不着猫。”

　　“显然是这样。”我说着，弯腰去捡水桶。

　　“猫恨水。”他说，还是那种没带任何感情的声音。

　　“哦。”我应道，从他面前走过，把水桶放回唱诗台去。“我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就算是白痴的威尔士人也知道。”

　　十月八日：这个星期我们实行双班制，因为轰炸者之月（注：轰炸者之月（Bomber’s moon）指适合轰炸的夜晚条件，通常为满月那段时间。）的缘故。兰柏没有在屋顶出现，于是我去教堂里面找他。我发现他正站在西门边同一位老人说话。那个人胳膊下面夹着一份报纸，他把报纸递给了兰柏，但兰柏又还了回去。当那个老人看见我时，转头便走。兰柏说：“观光客。想知道风车剧院（译注：Windmill Theater，位于伦敦苏豪区，一度关闭，后来由在一位一战中失去独生子的英国贵妇亨德森夫人买下并加以改制，剧院首次上演裸体剧目，打破当时保守英国的舞台尺度，成为英国性解放运动的先驱。伦敦闪电战期间风车剧场转入地下，坚持演出，团结、鼓舞人们斗争的精神。将赴战场的士兵，纷纷把这里当作了精神的寄托。）在哪儿。他在报纸上读到那里演出的姑娘都一丝不挂。”

　　我知道我的表情看上去不像是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又说：“你气色很糟，伙计。没睡是不是？我会找人替你值今天第一轮班。”

　　“不用。”我冷冷地回答，“我自己会去值班的。我喜欢呆在屋顶上。”在那儿我能监视你，我在心底补充道。

　　他耸耸肩膀说：“我猜那是比呆在地下墓室要好些。至少在屋顶上你能知道是那颗炸弹击中你的。”

　　十月十日：我曾以为双班制会对我有好处，可以让我把注意力从记忆检索的失败中转移开去。就像老话说的：盯着的水烧不开。实际上，它有时真的起作用了。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几小时或是在晚上睡了个好觉后，信息会没来由地蹦出来，也不需要借助任何人工辅助物。

　　但在晚上好好睡上一觉是个奢望。不仅是因为那些勤杂女工不停说话，而且那只猫也搬进了地下墓室，悄无声息地溜到每个人脚边，发出空袭警报般的嘶叫声要腌鱼吃。

　　值夜之前，我把我的帆布床从耳堂搬出来，挪到纳尔逊的墓边。他也许烂醉如泥，不过至少会保持安静。

　　十月十一日：我梦见了特拉法加战役，船上的大炮、硝烟和散落的泥土，还有兰柏在大喊着我的名字。我醒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堆起来的折叠椅塌了。一片烟雾中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来了。”我说着，一瘸一拐地向兰柏走去，拉出我的靴子。那儿有一大堆土砾，折叠椅横七竖八地散落在耳堂里。兰柏正在里面挖着什么。“巴塞洛梅！”他大喊着，把一大块土砾推开。“巴塞洛梅！”

　　当时我仍觉得那只是烟雾。我跑回去拿手摇式灭火泵，然后在他身边跪下，开始把一块椅子靠背的碎片往外拉。根本拉不动。我突然意识到，瓦砾中埋着一个人，我很可能会以为自己摸到了一块天花板，结果却发现那是一只手。我跪坐在地，强忍着反胃，然后再次清理那堆土砾。

　　兰柏拿着一根椅子腿做工具，动作比我快很多。我抓住他的手想阻止他，但他挣脱开去，好像我是块该被扔到一边的瓦砾。他抬起一大块平板土砾，下面是地板。我转身向后看去。两个勤杂女工正在祭坛的凹处挤成一团。“你在找谁？”我问，伸手去抓兰柏的胳膊。

　　“巴塞洛梅，”他说着，把土砾拨到一边，他的双手沾满硝烟尘土，正在流血。

　　“我在这儿。”我说，“我没事。”白色的烟尘让我感到窒息。“我把我的帆布床搬出耳堂了。”

　　他猛地转向勤杂女工们，然后非常平静地开口问道：“谁被压在下面了？”

　　“只有煤气炉，”祭坛凹处阴影里的一个女工怯怯地回答道，“还有加布瑞斯女士的皮夹。”他在土砾里翻寻，找到那两样东西。煤气炉正在嘶嘶漏气，不过火已经熄灭了。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圣保罗大教堂和我。”我穿着内衣和靴子站在那儿说，手里拿着没排上用场的手摇灭火泵。“我们本来可能都会窒息而死的。”

　　他站起身来。“我不该救你的。”他说。

　　第一阶段：震惊；麻木；不能意识到伤势；受害者的语言变得只对本人有意义。他会不知道自己的手正在流血。他会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他说他不应该救我的命。

　　“我不该救你的，”他重复道，“我有我的职责。”

　　“你在流血。”我厉声说道，“你最好躺下来。”我的语气就和兰柏在回音廊时一模一样。

　　十月十三日：那是颗高爆弹。它把唱诗台的天花板撕开了一个洞，一些大理石雕像被损坏了；不过地下墓室的天花板没有塌，这跟我刚开始时想到的一样。只是震落了一些土砾。

　　我不认为兰柏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那对我而言很有利。现在我知道危险潜伏在哪里了，知道它不会从别的地方突然降临了。不过就算知道了这些，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在什么动手，那又有什么用呢？

　　昨天的轰炸肯定是存在于我的长期记忆里的，不过这一次就连掉落的土砾也没唤醒它们。现在我甚至都不再试图进行记忆检索了。我躺在黑暗中，等待着天花板轰然塌下，压在我身上。同时回想着兰柏是怎样救我的命。

　　十月十五日：今天那个姑娘又来了。她还在感冒，不过已经得到了一个有薪水拿的工作。看到她我很高兴。她穿着一身整洁的制服，穿着露趾鞋，她的头发在颊边卷成精致的卷儿。我们还在清理那颗炸弹留下的一片混乱，兰柏和艾伦出去找修补唱诗台的木头了，所以我让那个姑娘在我清扫时同我聊天。尘土弄得她直打喷嚏，不过至少这一次我知道她这样子的原因了。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伊诺娜，她正在替WVS（译注：Women's Voluntary Service妇女志愿服务队）工作，在一个为前线服务的流动小卖部干活。她过来首先是为了得到那份工作感谢我。她说当她告诉WVS在圣保罗大教堂没有合适的避难处和小卖部之后，她们便给了她这个城里的工作。“所以以后要是我在附近的话，就顺便过来告诉你我的近况如何。”

　　她和她的弟弟汤姆仍然睡在地铁站。我问她那儿是不是安全，她说也许吧，不过在那下面你至少不会听到炸弹掉下来的声音。那真是件幸事。

　　十月十八日：我累坏了，几乎没力气写下这些了。今天晚上有九枚燃烧弹，还有一个飘雷眼看就要击中圆顶，幸好风把携带它的降落伞从教堂上空吹开。我掩埋了两颗燃烧弹。自从到这儿以后我已经这样做过不下二十次了，我还协助掩埋了另外数十枚。可那依然不够。只要有一次疏忽，一秒钟没盯住兰柏，就会前功尽弃。

　　我知道这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累的部分原因。我每个晚上都殚精竭虑，试着做好本职工作，同时监视兰柏，确保不会有一颗燃烧弹被遗漏。然后我回到地下墓室，殚精竭虑地试着检索一些信息，什么都行，1940年秋天跟间谍、燃烧弹、圣保罗大教堂有关的任何事情。我未曾尽力的念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但我不知道还能够做什么。没有记忆检索，我就同眼前这些可怜的人们一样无助，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要是必须这样的话，我会一直这样做，直到我被叫回家。只要我还在这儿一秒钟，他就别想烧掉圣保罗大教堂。“我有我的职责。”兰柏曾在地下墓室里这样说过。

　　我也有我的。

　　十月二十一日：离上次爆炸已经快两个星期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自那以后我们就没见过那只猫了。它不在地下墓室的土砾堆中。即便是在兰柏和我确信那儿没人以后，我们还是仔细翻检了两次。不过当时它可能在唱诗台。

　　老班斯?琼森说不用担心。“它会没事的。”他说，“就算德国人把伦敦炸平，猫咪们也能跳着华尔兹向他们示威。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它们谁也不爱。那也正是我们会有一半人被炸死的原因。有天晚上斯特普尼有个老太太跑到外面想救她的猫，被炸死了。结果那只该死的猫躲在安德森掩体（译注：Anderson shel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家庭防空洞，由波纹铁制成。因为是当时的内务大臣约翰·安德森所提倡，故名。）里面。”

　　“那它会在哪儿呢？”

　　“某个安全的地方，我敢跟你打赌。要是它不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那就意味着我们会有麻烦了。就像老话说的那样，老鼠会逃离一艘正在下沉的船，这句话说错了，嗯。应该是猫，而不是老鼠。”

　　十月二十五日：兰柏的那个观光客又出现了。他不可能还在找风车剧院。今天他的胳膊下面又夹了一份报纸，然后开口找兰柏。不过兰柏和艾伦到市里去了，想去弄些消防员专用石棉外套。我看见那份报纸的名字了。《工人报》。那是一份纳粹报纸吗？

　　十一月二日：我已经连续在屋顶了呆了一个星期了，帮着一些不称职的工人修补炸弹留下的大洞。他们的活干得差劲透了。弹孔一侧仍然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能掉个大活人下去。但他们坚持说那没问题，因为反正你不会一路往下掉，而只是掉到顶棚上，而且“那样摔不死你”。看来他们不明白那个缺口正是一颗燃烧弹绝妙的隐藏之处。

　　而且那也正是兰柏所需要的。他甚至不需要亲自放火来烧掉圣保罗大教堂。他只需要让一颗燃烧弹毫无阻碍地燃烧，直到它被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

　　我同工人的交涉毫无成果。我下到教堂里想去找马修斯主教抱怨此事，然后看到兰柏和他的观光客站在一根柱子后面，靠近一扇窗户。兰柏正举着一份报纸同那人说话。当一个小时之后我从图书室下来时，他们还在那儿。那个缺口也还在。马修斯说我们可以在缺口上放上木板，然后祈祷最好的情况。

　　十一月五日：我已经放弃尝试进行记忆检索了。迄今为止我严重缺少睡眠，甚至不能对一份我已经知道名字的报纸进行检索。双班制现在是常规安排了。勤杂女工已经彻底抛弃我们了（就像那只猫一样），所以地下墓室里非常安静，但我却难以入睡。

　　要是我努力打个瞌睡，我就会做梦。昨天我梦见伊芙琳站在屋顶上，穿得像个圣徒。“你实习课程的秘密是什么？”我问，“你是怎样去找到的？”

　　她用一条手绢擦了擦鼻子然后说道：“两件事情：第一，缄默和谦逊是历史学家的神圣重负。第二，”她停下来，用手绢掩着鼻子打了个喷嚏。“别睡在地铁站里。”

　　我唯一的希望是找到人工辅助物进入出神状态。那是个问题。我很肯定现在使用化学内啡肽太早了，迷幻剂可能也还不到时候。酒精是肯定能找到的，但是我需要比麦芽酒更烈的东西，但麦芽酒是我唯一知道名字的酒精饮料。我不敢去问那些救火队员们。兰柏已经对我够怀疑的了。最后我还是求助于牛津大辞典，试图找到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十一月十一日：那只猫回来了。兰柏又和艾伦出去了，继续试图搞到石棉外套，所以我想离开圣保罗大教堂没事。我去杂货店买了些日用品，同时希望能找到什么人工辅助物。天色已晚，我还没走到齐普赛街警报就响了起来，可是空袭一般要到天黑以后才开始。我花了点时间买齐所有的日用品，然后鼓起勇气问店主有没有酒——他让我去酒吧——当我走出商店时，感觉自己好像突然一脚踏空，掉进了一个洞里。

　　我完全不知道圣保罗大教堂的位置，或是所在街道，甚至是我刚刚出来的店在哪儿。我站在一个不再是人行道的地方，一只手紧紧抓着装着腌鱼和面包的棕色纸袋，要是我把这只手举到面前，我都看不见它。我抬手把围巾裹紧了些，心里暗暗祈祷我的眼睛能适应过来，但四周连一丝微光都没有，根本无从适应。我甚至会为有月亮而高兴——所有圣保罗大教堂救火队员都诅咒它，管它叫“第五纵队队员”。或者能有辆巴士，它被遮盖的前灯也能给我足够的光线以定位。哪怕一盏探照灯，一门高射炮喷出的火光。什么都好。

　　就在这时我真的看见了一辆巴士，远远地发出两道狭窄的光线。我迈步朝它走去，差点撞上道边石。这意味着巴士在人行道上，意味着那根本不是一辆巴士。一只猫喵喵叫着，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然后蹭我的腿。我低头看去，看到两只黄色的眼睛，之前我曾以为那是巴士的前灯。它的双眼反射着不知来自何处的光线——尽管我发誓方圆几英里之内根本一丝光都没有——直直地仰视着我。

　　“防空队员会因为这些光逮到你的，伙计。”我说，这时一架飞机发出低沉的引擎声从我们头顶掠过。“或是德国人。”

　　世界突然被强光淹没，探照灯和泰晤士河两岸的灯光碰巧差不多同时亮起，好似为了照彻我回家的路。

　　“来找我的吗，伙计？”我高兴地说，“你去哪里了？知道我们没有腌鱼了是不是？我管这叫忠诚。”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跟它说话，还给了它半罐头腌鱼以答谢它救了我的命。班斯?琼森说它身上散发出一股子杂货店的牛奶味。

　　十一月十三日：我梦见我在灯火管制的伦敦迷路了。四周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丹沃斯来了，冲我摁亮了一个袖珍手电，但是我只能看到来时的路，却看不见前路。

　　“那对他们有什么用？”我说，“他们需要光指引前行的道路。”

　　“即使是泰晤士河上的反光？即使是燃烧弹和高射炮的火光？”丹沃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