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 撑起女性科幻的一片天空——勒吉恩访谈录（怡雯）

怡雯：您的出色表现已经证明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能量。许多评论家把您的作品称作“人类学意义上的科幻”和“充满理性的虚构”，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勒吉恩：我父亲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母亲是作家，如果我被称作“人类学意义上的科幻作家”，那我一定是承袭了他俩的某种东西。我的作品多展示人作为社会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我不主张把技术与这些重要的方面割裂开来。对评论家的说法，我只能说自己感兴趣，但我向来不喜欢什么人用什么框框来套我的作品，然后简单地下个结论，说它们属于什么类型，不属于什么类型。好的书我们都会喜欢。对于一本书，我们不能说，因为它是幻想，是科幻或者因为它不是幻想，不是科幻，它就是好书。反映战争与反映和平的书一样，如果它本身好，就是好书。我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

怡雯：我有一个老问题，问过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科幻作家，目的是想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如果不介意，也请您满足我的好奇心。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科幻创作之路的？

勒吉恩：我父亲有一个私人科幻图书馆，我从小就是那里的常客。11岁时，我写了第一篇科幻小说，是关于时间旅行的，我把它投到《惊奇故事》去，结果被退了稿。我并没有灰心，想成为作家的愿望反而更强烈了。后来，我改变了方式，一边接受系统教育，一边练笔，终于在33岁时发表了处女作《四月巴黎》。有趣的是这篇作品正是发表在曾经拒我于门外的《惊奇故事》上。成年以后，我对科幻有了自己的认识，认为老师教给我们知识，却无法教给我们幻想，因为幻想依赖于每个独立的个体。科幻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是多向的思维，也是辩证的思维。

怡雯：《黑暗的左手》是我十分喜爱的作品，其中细腻的文笔，充满瑰丽幻想的外星世界，尤其是“二元化”的构思真切地体现了女性特有的创作力。

勒吉恩：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正热衷于女权主义思潮，想把一些新的思路放到科幻作品中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以前，当人们探寻人类自身的奥秘时总爱问：“我们究竟是谁？”而《黑暗的左手》却进一步提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答案远不像生理学家给我们的那样简单。宇宙的奥秘无处不在，我们平日所说的真理也是相对而言的。可以说，科学幻想引领我们从无限走向有限，又从有限走向无限，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你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讲阴阳之分吗？在这部小说中，我差不多融进了东方“阴阳合一”的学说。事实上，我完全赞同这种学说的内核——自然万物的统一与和谐。阴、阳分离意味着不平衡，意味着两者之争；“合一”则是人理想中更为健康、更为完美和谐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在人类社会中，至少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不存在，在外星世界中却是可能的。对成年人来讲，日常生活太沉重，也太多虚假和造作，以至世界在我们的眼里变得狭小和单调。如果您细心体会，会发现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或听故事时整个身心都放松了。艺术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人们从心灵上解脱日常的烦扰，把世界的真貌归还给我们。简单地说，为人们推开一扇没有完全推开的窗户。

怡雯：语言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科幻文学也力求语言表达的美感。

勒吉恩：不错，应该说，科幻文学对于语言的要求更高，因为稍有把握不慎，作品就显得沉闷，比其它文学形式更容易丧失文学灵性。同时，语言又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一并清晰地表现出来，在表现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个人，既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而且很多好作品正是自觉和不自觉表达相结合的产物。我从不认为有什么文学原型，我只相信自己。创作的源头在哪里？就在心灵深处那一片混沌的黑暗之中。当你站在窗前，面对即将拉开的厚厚的帷幔时，你会想到什么？希望看到什么？你只能充满希冀和猜测，却不敢说究竟会看到什么，星光、腾龙或者潜行的警察，甚至神灵的显圣或者恐怖的阴影。要知道究竟，只能拉开帷幔，努力向外观望，然后什么都看见了，因为所有的所见事先已在那里，只是此刻在你眼中成像罢了。

怡雯：文学家都很看重自己的感觉。勒吉恩：对了，为了表达而表达的作品是很难想像的。谈到语言，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语言对人类太重要了。我的科幻作品中对语言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所起的作用花了不少的笔墨，当然我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加以呈现的，但只要认真领会，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要构筑一个幻想的世界，语言是一个前提条件，语言的形式又是无限多样的，真正的艺术大师才知道如何驾驭语言。

怡雯：除了写科幻，您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幻想小说、影视剧本、诗歌和儿童读物，如此全面的作家在科幻界并不多见。

勒吉恩：我热爱文学，而且到了非写不可的地步。没有呼吸，人就不能生存；停止创作，我就等于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