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迪五岁大（哈兰·埃里森）

《杰弗迪五岁大》

正文 杰弗迪五岁大

　　我5岁大的时候，常常和一个小孩一块玩儿，他叫杰弗迪。他的大名是“杰夫·金泽”，不过小伙伴们都叫他杰弗迪。我们当时都是5岁，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那时候，克拉克棒糖就像路易士维尔牌球棒那引人注目的棒头一样，是圆滚滚的，差不多有6英寸长。外面裹着真正的巧克力，夹心部分咬起来会发出好听的嘎喳声。糖纸的质量也很好，闻起来很清新。我们通常会把糖纸从棒糖的一端剥下，另一端仍包在糖上，方便手拿，这样融化的糖就不会粘在手指上。现在的克拉克棒糖薄得跟信用卡一样，纯巧克力也被一些难吃的人工产品取而代之，软软的，寡淡无味，这样的棒糖得15或20分才能买到一支，从前可是只需要不多不少的5分钱。而且，这些棒糖被精心包装起来，给人一种分量20年不变的错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又薄又难看不说，还难吃得要命，花上5分钱都嫌贵，更别说15或者20分钱。

　　就在那一年，五岁的我被送到在纽约布法罗的帕特丽夏姨妈家里去住了两年。当时我的爸爸正在竭力渡过“困难时期”。帕特丽夏姨妈长得很美，她丈夫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们带了我两年。我7岁那年回到家里，仍去找杰弗迪，我们又在一起玩。

　　那时我7岁，杰弗迪仍旧是5岁。我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我还不懂事：我才7岁。

　　7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我的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跟前听那些好听的节目。我把接地线和天线绑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躺在那儿，一面用我的Crayolas牌蜡笔（当时那个大盒子里面只有16种颜色）给涂色本上颜色，一面听收音机。有时听NBC红网：本尼·杰克的系列广播剧《吉露》、《阿莫斯与安迪》,埃德加·卑尔根和查理·麦卡锡的系列广播剧《切斯和桑伯恩》,《他那一家子》,《爱看戏的人》；有时是NBC蓝网的《搞笑的埃科斯》,沃尔特·温切尔的《杰根斯》,广播剧《给点消息吧》、《死亡山谷》;最好听的还是交互网的《青峰侠》、《独行侠》,《影子》和《静静地请求》。可如今，每当我打开车载收音机，从波段的一头调到另一头，听到的尽是百弦乐队的演奏、平庸的家庭主妇和乏味的卡车司机在傲慢自大的主持人的谈话节目里谈论他们古怪的性生活、西部乡村说唱的胡言乱语,还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10岁那年，我的祖父寿终正寝，而我成了个“捣蛋小鬼”，他们把我送去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好让我能受点管教。

　　14时我又回到家乡，杰弗迪还是5岁。

　　十四岁的我常常在周六下午去看电影。那时候一个日场的门票才10分钱。那时候爆米花的外面裹的是真正的奶油，而我总能碰见放映好片子，比如莱西·拉茹的西部片，王尔·比尔·埃略特扮演红色莱德，博比·布莱克扮演小海狸的西部片，罗伊·罗杰斯或是强尼·马克·布朗出演的西部片；有时候是恐怖片，像隆多·哈顿扮演杀人犯的《恐怖屋》，或是《猫人》、《木乃伊》，或者是弗雷德里克·马奇和维罗妮卡·蕾克出演的《我的老婆是巫婆》。然后还会放上一集很棒的连续剧，比如维克多·乔里的《暗影》，或者是《至尊神探》和《飞侠哥顿》。此外还有三个卡通片，一段詹姆士·菲茨帕特利克拍摄的短片《行者说》，几段电影新闻，一首卡拉ok，如果我待到晚上的话，那里还可以玩宾果（一种赌博游戏）或者是基诺（也是一种赌博游戏，还提供免费的晚餐。如今的我去电影院，只是为了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狠揍别人的脑袋，就像打熟透了的甜瓜。

　　18岁时我上了大学。杰弗迪还是5岁。暑假期间我回家，在乔叔叔的珠宝店里打工。杰弗迪没有任何变化。这时我已经明白，他身上有些事情与众不同，一些错乱而怪异的事情。杰弗迪仍旧5岁，一天也没有长大过。

　　22岁那年我回到家乡，并就此扎根留下。我开了镇上的第一家索尼电视机特许经营店。我常常见到杰弗迪。他5岁大。

　　这时生活已经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善。许多过去置人死地的疾病如今可以医治；公路修得更好，汽车跑得更快，人们能够更加迅捷地到达目的地；衬衫更柔软光滑；出现了平装书，尽管要花和以前买优质精装书一样多的钱；如果手头拮据，信用卡就能帮忙渡过难关。可是我仍觉得，我们失去了许多好东西。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买不到油布了，市面上卖的都是些乙烯基的楼面料，像油布这类的东西已消逝无踪，老祖母的厨房里那种特有的甜蜜气味再也闻不到了。家具再也用不了30多年，有调查发现，年轻的主妇们每过7年就喜欢把旧家具全扔出去，买回一套全新的、带彩条的、好看的便宜货。唱片也都不对劲，它们不像老唱片那样厚厚的、硬硬的，而是薄薄的，一折就弯……很不讨我喜欢。餐馆不再提供那种大罐大罐的奶油，只用小小的塑料盆装些人造的粘糊糊的东西给客人，要想把咖啡调到合适的颜色，一盆根本不够用。你穿双运动鞋就能给汽车的挡泥板踢出个凹痕来。无论走到哪里，所有的城镇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一样的“汉堡王”，一样的“麦当劳”，一样的“7-11”，一样的“塔可钟”，一样的汽车旅馆，还有一样的购物中心。也许吧，生活是更好了，可我为什么还对过去念念不忘？

　　我前面说过“杰弗迪仍是5岁大”，并非指他发育迟缓。不是那么回事。他就跟5岁的孩子一样，是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有趣的孩子。

　　他3英尺高，在5岁的年龄来说，这算是小个子，体形完全正常：没有特别大的脑袋，没有奇怪的下巴，一点也没有。他就是个漂亮又正常的5岁孩子。只有一点：实际上，他已经和我一样大了，22岁。

　　他的说话声是五岁孩子那种短促的高音；走路时也是5岁孩子那样跌着脚小步地跳跃；他和你聊天，也就是聊那些5岁孩子的想法，漫画书啦、玩具小兵啦、把一块硬纸板夹在自行车的前叉上，刹车时就能发出像摩托艇那样的声音啦，问的问题都是些“为什么那个东西要那样”、“‘上‘有多高”、“‘老’有多老”、“大象长什么样”之类的问题。总之，活了22的年他，完全只有五岁大。

　　杰弗迪的父母是一对郁郁寡欢的夫妻。由于我还和杰弗迪做着朋友，还老和他一起玩，带他去赶集、打迷你高尔夫、看电影什么的，因此免不了有时会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真是压抑沉闷到了极点。可是反过来想想，谁也无法指望这两个可怜的人能有更好的表现。毕竟，他们家里发生了怪事，有一个停留在5岁、永远长不大的22岁的孩子，他们无限期地享受着孩子特有的天真无邪，却无法体验看着孩子长成一个正常成人的喜悦。

　　5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时期，前提是，不要象有的孩子那样沉溺于恶魔般的破坏活动中。

　　这个时期的孩子，世界正在眼前展开，但一切都尚未定型；他们尚未被现实当头一击，而相信一切都是命定，一切都毫无希望；他们的手总也摸个没够，脑子里总也学个没够，世界无限，色彩斑斓，神秘莫测。

　　五岁是一个特殊时期。一过五岁，这些年幼梦想家们那探求、奔放而装满幻想的灵魂就要被强塞进教室那小小的盒子里；他们那想要把握一切、触碰一切，摸索一切的颤抖的小手就要被迫静静地呆在桌面上；大人们开始教训他们“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别那么孩子气”，“你表现得就像个婴儿”，诸如此类的话。这个时期的孩子虽然行为幼稚，却仍然可爱又听话，所有人都会对他宠爱有加。这是个快乐天真而神奇的阶段。

　　一句话：杰弗迪正是被钉在了这个阶段，5岁。

　　这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如同一场噩梦，一场任谁——社工、牧师、儿童心理学家、老师、朋友、医学奇才、精神病学家——都没法使之从中醒转的噩梦。17年来，他们的悲哀已经经历了许多层次的变化，从为人父母的溺爱到担忧，从担忧到烦恼，从烦恼到恐惧，从恐惧到慌乱，从慌乱到愤怒，从愤怒到嫌恶，从嫌恶到毫不掩饰的憎恨，直到最后，从深沉强烈的憎恨变成了麻木而消沉地接受。

　　约翰·金泽是“博德工具模具厂”的一名值班长。他干这行已经30年了。在同行们看来，他这一辈子实在是太波澜不惊了，没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只除了一点之外：他是一个22岁的5岁孩子的父亲。

　　约翰·金泽是个小个子，长着张圆脸，个性温和；他那灰白的眼珠从未与我对视超过几秒钟。聊天的时候，他总在椅子上不停的变换姿势，视线似乎总在看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就像那里有些别人看不到的……或是不想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最适合描述他的一个词就是：魔障了。想想他过的是种什么样的生活……真的,“魔障了”这个词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利昂娜·金泽则总在试图补偿，那股子劲头非常生猛。不论我在一天里的什么时候登门，她总是要塞吃的给我。杰弗迪在家时，她也总是追着送吃的，“宝贝，你想吃个橙子吗？好吃的橙子？那桔子呢？我可有好多的橙子哦。我给你剥个橙子吧？”可是，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恐惧，对自己孩子的恐惧，以至于这些询问中总是透着一丝丝不详的意味。

　　利昂娜·金泽曾经是个高个子，但是岁月已把她的脊背压弯了。她似乎总在寻找贴着壁纸的墙面或是能把自己藏起来的隐蔽之处，她总是穿着用印花棉布或是玫瑰图纹布做成的衣服，好让自己处于保护色的掩护之下，好让儿子那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天真无邪的视线能对自己视而不见；尽管杰弗迪一天里要从妈妈身边经过上百次，但他从未注意到她就在旁边，屏声静气，仿佛透明。她的腰间总是系着一条围裙，双手总是做清洁做得红通通的。似乎把周围弄得一尘不染就能补偿自己的罪过：居然把这么个怪物带到世界上来。

　　他们都不怎么看电视。房子里常常是死寂一片，甚至听不见水在管子里流动时的“咝咝”声、木制品下沉的叽叽嘎嘎声、冰箱的嗡嗡声。完全死寂一片，仿佛时光的流逝独独绕开了这座房子。

　　至于杰弗迪，他倒是不惹人讨厌。他生活在这种带有和善的恐惧与迟钝的嫌恶的氛围中，却从未发表过任何评论，他可能还不懂。他玩耍，就像一个孩子那样，而且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一定也感觉到了——以一个5岁孩子的方式——在他们面前，自己显得多么怪异。

　　怪异。不，这么说不对。就算有什么不同，他也仍然是一个人。只是他不协调，与他周围的世界无法保持同步，而且与一种和父母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震动发生了共鸣，上帝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别的孩子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们都长大了，刚开始觉得他幼稚，然后觉得厌倦，再后就是全然的恐惧。他们脑海中对于成长成熟的理解渐渐清晰，却发现杰弗迪和自己截然不同——他不受时间的摆布。即使是那些小小孩们，他们与杰弗迪一样大，在街坊四邻那里游游逛逛，很快也学会了躲开他，就像街上狗要躲开回火的车子一样。

　　因此，我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一个多年的老友。一个五岁，一个二十二岁。我很喜欢他，那种喜爱无以言表，而且也不清楚缘由。但我就是喜欢他，毫无保留地喜欢。

　　和这家人共处得多了，我发现自己简直成了谦谦君子——居然能够忍受与约翰夫妇呆在一起。在某些星期六下午，看完电影后我带杰弗迪回到他家，我们会与他父母共进一小时左右的晚餐。他们对我感激涕零：简直到了卑恭屈膝的地步。由于我陪着杰弗迪，他们不用满面尴尬地带杰弗迪外出，不用在全世界面前装着自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装着有着一个完全正常、快乐而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们因感激而招待我。厌恶，他们每一刻的压抑，都让我觉得厌恶。我同情他们，也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杰弗迪这样可爱的孩子，却缺乏爱他的能力。

　　当然，我从未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即使是在那些与他们共度的尴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我们坐在昏暗的起居室里——这房间总是这样，要么昏昏沉沉，要么漆黑一片，像是要用黑暗把什么隐藏起来，不让光线通过房子那明亮的眼睛 把它透露给外面的世界似的——我们那就样沉默地静[祭百度]坐，大眼瞪小眼，他们从来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

　　“你们厂子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会对约翰·金泽说。他会耸耸肩。不论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他的生活都让他无法表现得优雅自在。“还好，还好吧，”他最终会说。

　　于是我们再次对坐着陷入沉默。

　　“要来点好吃的咖啡蛋糕吗？”利昂娜会说，“我今天早上才做的，新鲜着呢。”有时候是深碟青苹果派，或是牛奶巧克力酥饼，或是褐色贝蒂布丁。

　　“不，不用，谢谢你，金泽太太。我和杰弗迪在回来的路上吃了好几个士汉堡了。”再次沉默。

　　“有时候我真希望他生下来就死了，”利昂娜说。约翰抬眼深深地盯着天花板的角落，是因为那里有无名的阴影在一直在注视着他吗？或者他是在那些角落里寻找上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他对她说，温柔哀婉，紧绷的身体和颤抖的声音都在催促她赶紧收回刚才的话，赶在上帝尚未注意到这个可怕的念头之前。但那却是她的真心话。非常真心的真心话。

　　那晚我想办法赶紧离开了。他们不会想有个人在旁见证他们的羞愧。我很高兴离开。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躲着他们。躲得离金泽夫妇、杰弗迪、离他们家那条街，甚至离镇子的那一头都远远的。

　　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要管理店和账本，和供应商开会，与朋友打扑克，带漂亮女孩们吃烛光晚餐，照顾父母，给汽车加防冻剂，向干洗店抱怨领子和袖口浆得太硬，上健身房健身，缴税，逮住从收银机偷钱的伊恩或是大为（这两个人里总有一个家伙偷过钱）。我有自己的生活。

　　可是，即便是那晚发生的事也无法使我从杰弗迪身边走开。他打电话到店里来，要我带他去看骑术表演。我们俩关系好得简直就是兴趣广泛的22岁成人和……5岁小孩的关系的典范。我从没仔细分析过是什么把我们俩紧紧连在一起。我总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吧，类似对自己的小弟弟的那种感情，虽然我没有亲弟弟。（只是有时我也会记起我们曾经是幼时玩伴，曾经是同龄人；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已经成了回忆，可对杰弗迪而言，生活凝固在那个状态。）

　　于是，就在一个周六下午，我去找杰弗迪，打算带他去看一晚两场的电影。正是在那个下午，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些我早该留意到的事情。

　　我朝金泽家的房子走去，希望看到杰弗迪坐在房前走廊的台阶或是摇摆椅上等我。不过他没在那里。

　　可我不愿进到房子里去，从五月的阳光下走进那种黑寂，想想都是可怕的。我在房前的步道上站了一会，两手环在嘴边喊：“杰弗迪？嘿，杰弗迪，快出来，我们出发吧，不然就晚了。”

　　“我在这里，唐尼。”他的声音很细弱，像是从地下传来的。

　　虽然只闻声不见人，但我确定是杰弗迪在叫我，不会错的：我，唐纳德.H.霍顿，堂堂“霍顿电视音像中心“的董事长和全权业主，只有杰弗迪才会叫我唐尼。他一直都这么叫我。

　　（事实上，这话也不算撒谎。我嘛，在大众看来，确实是这个中心的唯一拥有人。与帕特丽夏阿姨合伙，只是为了偿还她借给我的债务，我21岁那年接受了一笔遗产，是10岁那年我的祖父留给我得，我用这笔钱，加上向帕特丽夏阿姨借的款子，开了这家店。这笔债数目不算太大，只有一万八，不过我让帕特丽夏阿姨别过问店里的业务，因为我小的时候她曾经照看过我。

　　“你在哪啊，杰弗迪？”

　　“门廊下面，在我的秘密领地。”

　　我沿着走廊边走了走，然后弯腰下去拉开了柳条编制的栅栏。栅栏的后面，在压实的泥土上，是杰弗迪为自己建造的一个秘密领地。他在里面放上桔黄色柳条箱，里面装着漫画书，还一个小桌子和几个枕垫，一支粗粗大大的蜡烛用作照明，我们过去常常躲在这里，在我们都是……5岁的时候。

　　“你在干嘛？”我问道，说着便钻了进去，并把身后的栅栏关上。走廊下边很凉爽，泥土闻起来很舒服，蜡烛的味道也亲切而熟悉。在这样的秘密领地里，孩子会觉得如同在家里那么自在：世上的孩子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秘密领地，在这里他度过的是一生中最快乐、最丰富多彩、最美好、又最神秘的时光。

　　“我在玩呢，”他说。他的手里抓着一个金黄色的圆圆的东西。小小的手掌都快容纳不下了。

　　“你不记得我们要去看电影啦？”

　　“记得。我只是待在这里等你。”

　　“你爸妈在家？”

　　“我妈在。”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等我，便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你手里拿着什么？”我问。

　　“《午夜机长》的秘密解码徽章，”他说，一边把它放平在自己的手掌上给我看。

　　我意识到自己盯着看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渐渐明白，杰弗迪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奇迹。一个简直不可能存在的奇迹。

　　“杰弗迪，”我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诧异，“你在哪里弄到的？”

　　“今天邮递来的。我邮购的。”

　　“那一定很贵吧？”

　　“还行。十分钱加上两个阿华田瓶子盖里的封腊章。

　　“我可以看看吗？”我的声音颤抖起来，伸出去的手也在发抖。杰弗迪把东西交给我。这个奇迹就躺在我的手掌里，太神奇了。

　　你还记得吗？《午夜机长》是1940年在全国的广播电台里开始连播的，赞助商是阿华田公司。这个节目每年都要发行一个空军中队的秘密解码徽章。而在每天这个节目的末尾，电台会给出一个有关下一天节目内容的线索密码，只有那些拥有正版徽章的孩子才能够解译。1949年，这种漂亮的解码徽章停止了发行。我还记得我在1945年得到的那一枚：很精致，在数码盘的中央嵌着一块放大镜。1950年这个广播节目停播了，虽然我知道在50年代中期播过一个短命的同名电视剧，而且在1955和1956年，也曾发行过解码徽章，但要说“真正的”徽章的话，从1949年后就再也没有生产过。

　　而此时我手里的这块《午夜机长》的密码徽章，这块杰弗迪只花了十分钱（仅仅十分钱！）和两个阿华田商标就邮购到的徽章，它是崭新的，闪着金色的光泽，没有凹痕，也没有锈斑，不像时不时能在收藏品商店里找到的那种贵得出奇的旧货……这是个新的徽章。上面的日期也是今年。

　　“杰弗迪，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你要我说什么呀，唐尼？这就是我新买的《午夜机长》秘密解码徽章啊。我要用它找出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什么明天的事情？”

　　“节目里的事情啊。”

　　“什么节目？！”

　　他瞪着我，好像我在故意装傻似的，“就是《午夜机长》啊！你这家伙！”

　　我顿时哑口无言。

　　我还是无法面对这件事。它就摆在那，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可我仍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说那些老节目的唱片吧？你是这个意思吗，杰弗迪？”

　　“什么唱片？”他问。他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门廊下面互相瞪了好一会。然后我缓慢地问道，对要听到的答案几乎有些害怕起来，“杰弗迪，你是怎么听《午夜机长》地？”

　　“每天听。用收音机听。我的收音机。每天下午5点半。”

　　新闻。音乐，愚蠢的音乐，和新闻。这些是每天下午5点半收音机里播放的内容。没有《午夜机长》。这支电波中的秘密空中战队已经消失了20年了。

　　“今晚我们可以听吗？”我问。

　　“老兄！”他说。我刚才一定是说了蠢话：从他的语气里我能明白这一点，但却不知道到底哪里说得不对。马上我想起来了：今天是周六，《午夜机长》只在周一到周五才有，周六和周日不播。

　　“我们还去看电影吗？”杰弗迪问。

　　我没听见他的话。我的心思现在完全不在这儿。脑子里一片混乱，什么结论也做不出来。我没有轻率地做出什么疯狂的推论，只是思绪飘到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试图弄明白，找个说法——如同你、如同每个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可能更愿意找个说法，而不是接受事实，那不可能发生而又奇妙的事实——最后的结论仅仅是：一定有个很简单的解释，只是我还没想到而已。

　　“我们还去看电影吗，唐尼？”

　　“当然要去，兄弟，”我说。然后我笑了。我把解码徽章还给他。他把它放在自己裤子的侧口袋里。然后我们从门廊下边爬出来，去看电影。这一天里谁也没有再提起关于《午夜机长》的事情。可是，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每隔不到10分钟，就会把这件事想起来一次。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店盘点。直到周四我才见到杰弗迪。我承认，我把店留给伊恩和大为照看，告诉他们说我得出去办点事，下午四点便早早离开了。4点45左右我到了金泽家。利昂娜开的门，她的样子又疲倦又冷漠。“杰弗迪在吗？”我问。她说他正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

　　我两步并作一步地上了楼梯。

　　好吧，最后我还是做出了那个不可能地、不符合逻辑的推断，对我而言，这是种飞跃。如果这种有悖信仰的事情不是因为杰弗迪而起，而是因为别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可能会做出更符合常理地推论。但这是杰弗迪，负载他生命的容器本来就明显迥于常人，你不能指望他所经历的一切能套到常规的框框里来。

　　好吧，我承认：我想要听到上次他说的那个节目。

　　即使是隔着紧闭的门，我也知道这是哪个节目：

　　“他在那，田纳西，抓住他！”

　　接着是松鼠枪沉闷的射击声，和子弹飞过的呼啸，然后又是之前那个声音在耀武扬威地说：“抓住他了！正~~~~中靶心!”

　　杰弗迪正在收听的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790千赫，广播剧的名字叫《田纳西杰达战士》，这是我在40年代最喜欢的广播剧之一，以西部历险为题材，我已经20年没有听到过了，因为早在20多年前它便停播了。

　　我坐在金泽家最高层的楼梯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听着这个节目。这绝不是那种老节目的重播，因为我早已把这个剧的内容铭刻在心，没有错过任何一集。还有一点可以更进一步证明这内容是全新的：节目里插播的广告中，偶尔会出现与眼下的文化和技术发展相关的字眼，还有一些在40年代尚未普及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词汇，像喷雾罐、激光去除纹身，坦桑尼亚，和60年代从美国黑人俚语移植过来的措词：uptight。

　　我无法继续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杰弗迪正在收听《田纳西杰达战士》的新剧集。我跑到楼下，从前门冲出去，上了自己的车。利昂娜一定是在厨房里。我转动钥匙，砸开了收音机的开关，把频道调到790赫兹。美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传出来的是摇滚乐。

　　我呆坐了一会，然后慢慢地从收音机频段的一端调到另一端。音乐，新闻，谈话节目。就是没有《田纳西杰达战士》.而且这是“蓝点“牌收音机，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收音机，因此不可能漏掉那些边缘电台。那节目确实没有任何电台在播！

　　又过了一会，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子熄了火，又悄悄回到楼上。我坐在楼梯顶，听完了整个节目。精彩之极。

　　还是那样激动人心的情节，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所有我记得的最有创意的广播剧所拥有的优点。而且它还很摩登，不是为了迎合那些日渐缩减的怀旧听众群的老古董。它是个新戏，虽然戏里的声音都是旧日的声音，但那些声音们依然年轻、清亮，中间插播的广告宣传的也是眼下的商品，但却不像现在的收音机里的广告那样喧闹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