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 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①中已经确定了。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

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

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所以，战略在任

①应为第二篇第一章，参阅本卷第１０３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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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

但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该赞赏的是，在总的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者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

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迂回运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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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

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①、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因此，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

①根据我们的理解，作者所说的政治大多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国家的对外关系，治国之道则指国内政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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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要有更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止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观察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测，因而信心也就比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腓特烈大帝１７６０年的战局４４。

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左翼忽而从右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把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如实地、毫不夸张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作力不胜任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

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而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①中都可以见到。

①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２）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１７４—１７４５）和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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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相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较为优越）

，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同样会被打碎脑袋４５。

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乏冲劲，在十分急迫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后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够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使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１７６０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１７６０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使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行中的困难。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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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会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如此。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责任感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

然而，他所以能够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大胆、果断和意志坚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