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启蒙与理性批判：从康德到福柯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简单地把存在当作一个事实（“我在”）

，把存在与个别主体（“我”）和意识（“我思”）

等同起来，这种理性主义认识论忽视了无意识现象（梦和癫狂）

、共同体现象（语言）

、和变动不居的存在状况（历史经验）。

因此，反笛卡尔主义是福柯的理性批判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生长点。

在理性批判史上，康德与卢梭的理性批判对福柯的理性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康德的学术思想嬗变过程存在着一个“卢梭转向”。通过卢梭，康德开始认识到，近代启蒙运动在对哲学、科学与人类的善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中，信奉一种基于激情和自私自利之上的卑劣的个人主义精神，而没有看到除了自由和自律这一合法需要以外，理性还应有善意、集体性、献身于崇高和神圣等高级的需求。启蒙运动以为理性的目的是由情感和激情赋予的，但卢梭和康德认为，这种观点不足以确定理性的目的，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的引导权决不能传递给某种未受合法理性束缚或驯化的情感。

康德明确断言，作为立法者，理性应该自己为自己确定理性应用的背景。

然而，康德和卢梭各自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不同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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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重点。卢梭关注的是人类幸福的问题，而康德更为强调和针砭工具理性的一大错舛，即它不能把人类动机高扬于人类激情和嗜好之上，不能为理性提供一种赋予目标并使目标合法化的积极力量。卢梭认为把自主理性与人性分离开来并且用各种历史和文化理性来取代人性的那种真正的验证是不可能的。由于卢梭主张用新的德性观塑造人类心灵，因此，理性的工具性并没有在他那里消失。而且，由于卢梭认为人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解放，因此他不相信理性的自律。而康德则认为，人类的崇高和尊严的最终源头是自主的理性力量，人类能从自我遭受的偏见的奴役中完全解放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理性的善和本性问题上，康德与卢梭之间观点的契合和歧异为费希特、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福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性观之间的对话和争论提供了决定性的理论背景。

１７８４年１１月，德文期刊《柏林月刊》刊登了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答复。他的答复基于理性主义，认为启蒙就是人从自己的自我招致的教导中解放出来。教导是指一个人倘若没有他人的指引便无力使用自己的理解……

鼓起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座佑铭OL.康德把人的不成熟与不自由联系起来了，把理性与成熟联系起来了，宣告了理性的解放目标，即逃避人的自找的教导。在当今西方社会，启蒙包括：反对无知、迷信和专制，相信真理探究的进步会推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坚信理性批判的解放力量。康德认为，在他的时代，理性开始成为指引人类生活的自律力量，并因此要求对理性的恰当范围和界限作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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