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四年九月，复授衡为国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备顾问。六年，奉旨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同议朝仪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损益，奏上。七年正月，擢为中书左丞。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无德才，不能当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当圣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条都是虚文，只有第三条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当时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讲求功利，对许衡大讲义理王道，谓当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后的议论不感兴趣，以致在听取他的长篇奏疏时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国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书省，委任阿合马总掌财政、民政，中书省权力已大为削弱。这都使许衡感到难以实行其政见。但他的辞职未获准许。五月，他弹劾阿合马专权、害民数事；又言阿合马所委尚书六部官多用人不当。阿合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权，为此在忽必烈面前与阿合马激烈辩论。在当时诸相臣中，许衡确是尤为“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然而他的建议却都未被采纳施行，由是忧惶日深，病亦增剧，遂力辞左丞职①。
掌教国子学至元八年三月，改授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选蒙① 《时务五事》疏第五条后多删削，《鲁斋遗书》所收者较《元文类》卷十三多出六则，然文亦不全。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事状》，《秋涧集》卷八六。
古贵族子弟数人命衡教授，衡荐召门生王梓等12 人为伴读；至此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南城旧枢密院为学址），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亲执教事，以所召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其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学》一书，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浅显明了，必使通晓而后已，并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礼节，或投壶习射。为使蒙古生学习算术，取唐尧至宋历代世次年数编为《编年歌括》，命诸生记诵加减之①。这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以培养统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
至元十年二月，元军取襄阳，忽必烈意欲乘胜大举攻宋，命诸臣议，诸臣多纷纷献攻取之策，许衡则主张“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②。表示不赞成用兵，应用和平手段使南宋归降，并以为用兵未必能操胜券。他的意见在朝臣中是绝对少数（连他的密友姚枢也赞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纳。这时，当国权臣屡诋毁汉法，国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一些学生离学而去，使许衡倾心竭力从事的办学事业也难以继续。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议事时，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为理由请求还乡。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王磐认为国学事关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而姚枢、窦默则主张根据许衡的处世原则，不应勉强挽留，且归葬先人也是孝道，应予允准。姚、窦与衡为密友，竟赞成他去职，可见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确实不佳。获准回到怀州后，他谢绝交往，过着隐居生活。
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十三年，元灭宋，南北统一，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主持改定新历，以取代不准确的金大明历，集南北日官共同从事。王恂等奏言：“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召衡至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许衡、王恂与实际负责制历工作的都水少监郭守敬（后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张应实测天体运行变化以为制历之本，参考历代历法，参别同异。遂制成仪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测候。十七年，新历成，奏上，赐名《授时历》。衡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其年八月，因病获准还乡，皇太子真金奏请授衡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便奉养。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嘱其子慎勿请谥，不可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许衡在当时儒士中声望极高，而且胸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闻其名，屡次征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并不得志。虽然官至宰辅大① 《国学事绩》《鲁斋遗书》卷十三；虞集：《送李扩序》，《道园类稿》卷二○。② 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九。按《考岁略》云：“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
臣（正二品中书左丞），但只当了一年多，因为阿合马当权而难以有所作为；他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①，终于不得不辞去政务。从儒家用世的立场出发，每次诏使来召，他都欣然应命，结果却都失望而还，如此反复五进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套治国理论与忽必烈“未尽吻合”，被视为“迂远”不切实用，对他知之未尽，信之未至，只是因他声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过备顾问而已。尽管如此，他在促进忽必烈采用汉法和建立中原传统的仪文制度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子学教育，对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汉文化和培养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统治人才，有很大贡献。
许衡最重要的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中国北方，经他极力阐扬，开始扭转了北方的学术风气，从而为确立理学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后，伊洛之学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经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学（道学）的宏博规模和完整体系，成为理论上相当周密并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学说。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余绪虽存却不成气候，一般学者为科举所左右，唯知蹈袭章句注疏之学，或究心于辞章声律，偶有朱子之书传至北方，但学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学在北方知识界浸润颇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学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击和抵制之。迨赵复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时从学者颇多，以为孔孟道统由此从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推广并最终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者，当首推许衡。许衡生长于金未乱离之世，只是从乡鄙下第老儒学些识字句读，后来又自学了一些先儒传注之书，并无师授，故章句积习不深。及得读朱子诸书，心领神会，大为折服，“冰释理顺，美如刍豢”，自谓“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他尽弃旧习，专注于程朱理学，以“倡鸣斯道为己任”①。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说，加以通俗化的阐释。
在写给其子师可的信中他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②他教授学生，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说，则训之曰：“用功专主一家，则心不乱。”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说就用到对待朱学的态度上。如果说他的理论有什么特色的话，应该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关伦理纲常的论述，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并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为不足为，要求从内心到仪容、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应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归结为“仁义五常”，谓“德行是学问中大节目，..圣人言论句句是尊德性”（《语录》下）。这本来也是理学家的常谈，不过在许衡尤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欧阳玄撰《神道碑》颂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实见允蹈，斋居终日，肃如神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辞位事状》。
① 《考岁略》；姚燧《送姚嗣辉序》。
② 《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九。
③ 《考岁略》。
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故君召辄往，进辄思退。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终无枉尺直寻之意。”这是对许衡一生事业、为人的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为朱子之后、在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承续道统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说：“使国人（蒙古人——引者）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引者）之功德大矣。”①是恰当的评价。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经术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主要是许衡极力阐扬的结果。
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廷。其著述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子四人：师可，历官河南按察副使，卫辉、襄阳、怀孟路总管；师逊，未仕；师孚，早卒；师敬，由御史历官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奉旨编帝训，泰定二年（1325）书成，诏译为蒙文，更名《皇图大训》。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
第八章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第一节廉希宪忽必烈藩府近臣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09 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 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 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 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①，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 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①。1252 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 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②。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③。1257 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 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① 《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 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 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03）。又，真定路于1236 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② 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③ 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首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①。1260 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
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①，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发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
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发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① 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① 《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①。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发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
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①。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① 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① 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000 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①，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发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发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①，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
）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①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① 《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①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赛典赤·赡思丁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 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 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 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 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 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 来到 耍 ⑶衣男兄袄袢缫潜ā*①。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 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 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①。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②。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 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 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 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0。
① 《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 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 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①。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②。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① 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①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② 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①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 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 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1626，户10116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发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 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① 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 双又1250 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发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发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①。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① 《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速剌丁、哈散、忽辛、苫速丁兀默里、马速忽。
长子纳速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00 寨，籍户120200，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 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0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 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
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速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速、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速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安童元勋后裔，青年丞相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①；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 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 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16 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 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首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①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
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① 《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0 年前后，小世祖约15 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① 《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②。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超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①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
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 《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 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
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①。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发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① 《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不忽木仕历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①，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②，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①，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②，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① 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②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① 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
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①。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①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00），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
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①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②。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① 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 《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
第九章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第一节阿合马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①。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发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①，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首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②。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②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①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②，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①。《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②。《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 至1255 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 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 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①。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
《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 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②，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
③ 《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① 参见毕达克（L.Petech）：《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0 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 年第2 期。
② 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① 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之碑》；参见《红史》东嘎·恪桑赤列校注本注270（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③。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0 锭，昏钞1345 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①。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
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 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0—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① 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①。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 贯增为50 贯；茶课每引由5 贯增为10 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0 万锭，腹里20 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 万锭，腹里20 万锭；有协济户18 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陆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
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①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姚燧：《彻里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有关钩考之害的记载，还见于阿鲁浑萨里、乌古孙译、程钜夫、赵孟頫等人碑传。
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怯薛也里审班（不忽木弟）、彻里（利用监卿）、也先帖木儿（御史中丞）等首先控告了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彻里尤为激烈，“言色俱厉”，世祖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彻里仍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①。世祖召不忽木问，不忽木也揭露桑哥蒙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怯薛长（宣徽院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了桑哥②。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指控他的一条罪状是“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他上台不久就以诽谤尚书省和非议时政罪杀台吏王良弼和前江宁达鲁花赤吴德，以压制群言。至元二十六年，他奏告监察御史稽照尚书省左右司文簿多有遗漏，提出应令监察御史到省部稽照，署名于卷末，若有遗漏则易于归罪。于是笞监察御史四人。此后御史到省部，司吏持文簿置于桌上而去，使御史陷于遍阅案卷，一有疏忽即获罪，纠弹之职尽废。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指摘宰相“惟以殖货为心”，“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
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元史·程钜夫传》）。桑哥大怒，将他羁留京师，并以御史台都事王约与程呼应，奏请并诛二人，因世祖不许而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奉命理算湖广钱粮，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亲、党羽，于是桑哥摘天祥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逮捕入狱，欲致之死，直到桑哥事败才获释，系狱达400 天。监察御史周祚弹劾江淮行省官忙兀台等奸赃，被反诬以他罪，流放到漠北憨答孙之地，妻子财产没官。这些事实说明桑哥确曾沮抑御史台。世祖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审辩其事，桑哥持御史已刷文卷来为自己辩解，经反复勘验辩论，终于辞屈。另一条罪状是他实行的钩考和变更钞法、盐酒课以及铨选制度。钩考本来是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是针对官吏贪污、失职的，由于以多征为主旨，层层严责，实际上负担往往转嫁给到百姓身上，成为害民弊政。课税增额自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受到深究，桑哥下台后，课额也没有减少。最致命的罪状是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右丞崔彧奏劾他“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崔彧传》）。
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莫敢谁何；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受赂积赃；他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他的党羽，利用钩考搜括民财，受贿肆虐尤为严重。被揭发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所谓“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元史·赵孟頫传》。《汉藏文集》载，世祖听了怯薛们控告丞相贪污的话，说：“对怯薛如何压制，朕知之，与桑哥何干？你们受人贿赂，跟在别人后面，仅听说桑哥有财宝，就找他的罪名，这怎么行！”拒绝了他们的控告。
② 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汉藏史集》也记载，怯薛们控告桑哥，得到了怯薛长的支持。
相结纳的。河间盐运使张庸纳官婢于桑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盗官库钱达三千余锭。斡罗思、吕国瑞因入贿于桑哥、要束木，得授八番罗甸宣慰使。麦术丁、崔彧还指控了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户所以能受到他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是纳贿所致。关于桑哥受贿事，也见于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据载，由于一些回回商人拒食蒙古人宰杀的羊肉，世祖大怒，下诏禁回回人抹杀羊（以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家产抄没以赏告者。这使回回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后，回回达官贵人别哈丁、沙的左丞、乌马儿、纳速刺丁、忻都左丞等以大笔金钱奉献给桑哥，桑哥遂为之奏称：回回商人都走光了，而且不再来，关税收入不足，珍奇货物也不能运来，都是由于禁抹杀羊所致，应该开禁。于是这条禁令得以废止。《史集》记载的这些向桑哥纳贿的回回达官贵人，就是汉文史料所载肆虐江淮的桑哥党羽。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①。据《史集》载，从桑哥家拿来两个箱子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世祖责问他：“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
他羞愧地说：“这些都是大食达官贵人送给我的，他们都是每个地区的长官。”世祖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②《汉藏史集》也记载说，世祖责问桑哥：“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③于是桑哥贪赃罪被证实，拘捕入狱；三月，仆其“辅政碑”。其亲旧党羽先后受到惩办。七月，诏诛桑哥。
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9。
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4。
第三节卢世荣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①。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 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 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祖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
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① 《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后面引文出于此者不再一一注出。
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①。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②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① 《元史·卢世荣传》系此事于四月陈天祥上章劾卢世荣之前，《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载陈天祥劾卢世荣罪恶之时为至元二十二年庚戌（初八日）。故本处置户世荣上章为四月初。② 陈天祥：《论户世荣奸邪状》，《元文类》卷十四。
第十章伯颜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李恒史弼高兴第一节伯颜征宋主帅伯颜（Bayan，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父晓古台袭职，从宗王旭烈兀西征，伯颜自幼在西域长成。
至元元年（1264），伯颜受旭烈兀委派赴大汗处奏事，他的风度才干深受世祖赏识和器重，被留在元廷为侍臣，“与谋国事”。“建谋发令，才恒出庭臣上”。下属上报待决之事，他往往“一语破其归，要事以决”。二年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元廷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①。十一年正月，南宋的军事要地襄阳被拔除后，世祖计议乘胜平宋的方略和人选，老臣史天泽提议，“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元史·世祖纪五》），世祖断然抉择由伯颜肩此重任。
三月，改宋元交战前线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和史天泽并拜为左丞相，同领荆湖省事。不久，根据史天泽的建议，为统一号令，淮西行省仍改为行院，史天泽本人也因年迈体病辞职北还。遂专任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统一指挥除四川、淮东方面而外的征宋元军①。七月，陛辞出征之际，世祖面嘱伯颜，以宋初平江南的大将曹彬为范例，勿滥杀以争取宋人民心。
九月，伯颜抵襄阳与前方将帅阿术、阿里海牙会合。按照蒙古的作战惯例，元军分三道并进，命“招讨使翟某（文彬）以兵一万由西石路老鸦山趣荆南府，唆都以兵一万由东路枣阳掠司空山”②，目的都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伯颜本人与阿术等统率包括步、骑、炮兵和水师的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
元军首趋汉江中下游的郢州（今钟祥），途遇大雨水潦，行军艰难。伯颜命一骑前导，“麾诸军毕济”。军抵郢州，宋人在此夹汉水构筑新旧二城，“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江中又“横铁绳，锁战舰”阻扼舟师往来。元军派兵袭城，为宋守将张世杰所却。这时，伯颜获悉下流黄家湾堡附有溪道藤湖，至江仅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伯颜深知用兵缓急，元军此次出师旨在灭宋，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抓住时机，他毅然决定舍郢不攻，派兵直取黄家湾堡，“破竹席地”（地上铺竹片以拖船荡舟由藤湖入江），成功地越过了入宋的第一道屏障。郢州宋军出兵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手杀宋将，挥师击溃了追兵。
十月，元军路经沙洋、新城。宋军守将王虎臣、边居谊等进行了顽强抵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刘敏中：《伯颜庙碑》，《中庵集》卷一。下引文出《元史·伯颜传》者，不再注明。
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按：淮东元军时由博罗欢统率、节度。参见《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② 引文出自《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君》。按：招讨使翟某，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以为翟文彬，此处从之。
抗。伯颜督军发动强攻，连克两城，继续深入宋境。十一月，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当月下旬，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对方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害，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伯颜大会亲将议渡江”。军将马福献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元史·阿术传》）。但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驻防。对此形势，伯颜先围攻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吸引夏贵移兵来援。尔后，“遣阿剌罕率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控制是处江口，对阳逻堡实行警戒。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元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步骑屯驻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夺气”①。
阳逻大捷和丁家洲之役是时，诸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的宋军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伯颜同其最信任的副手阿术密商，俩人不谋而合，决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计议停当，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同时以阿术率晏彻儿等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阿术一军趁雪夜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成列而渡”，伯颜接报大喜，急挥师攻克了阳逻堡。阿里海牙指挥的舟师也与宋将夏贵的水军大战江中，宋军大溃①。是役，宋军数十万众，死伤几尽。更重要的是，江防的突破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为之震动，使其后的数十座城池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
阳逻大捷之后，伯颜采纳了副手阿术的建策，决定先取附近的鄂、汉“以策万全”，巩固所得的战果，然后再向大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南宋守官为元军的声威所吓倒，“皆以城降”。伯颜安排了新附诸城的军民事务，就地充实了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将兵四万镇守鄂州，以进一步规取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
从占领鄂州截至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沿途一帆风顺，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占长江下游的池州。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
为挽救覆亡命运，南宋朝廷派其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决战的架势在芜湖一带布防，企图阻止元军继续东进。贾似道先遣使致书于伯颜，重施故伎，愿“约贡岁币”以换取元军退师北还。伯颜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请求，并责贾似道前来面议。
和谈未成，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线（今铜陵附近）遭遇，爆发激战。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水师则在阿术带领下顺流直冲敌阵。面对排山倒海的进攻，宋军在气势上已被压倒，主① 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卷一二九《阿拉罕传》，《经世大典·平宋录》。① 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伯颜、阿术传；元明善：《伯颜勋德碑》。按：本节中“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一句系照《世祖纪》、《阿里海牙传》、《张弘范传》所载记述。伯颜本传系武矶堡为阳逻堡。
将夏贵先遁，惊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急回棹走”。元军在伯颜指挥下，乘胜追杀百五十里。宋军溺死无算，“水为之赤”，其他如战船、军资器杖、图籍印符也尽为元军所获。此战同阳逻之战一样，重创了宋军主力，南宋由此基本上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同时也奠定了元灭宋的基础，为元军直下临安扫清了道路。
兵下临安丁家洲之役后，慑于元军声势，江东、淮西的南宋诸郡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等地的守官非逃即降。元军除分兵向江西掠地外，主力则由伯颜统率，以董文炳为前锋长驱直下，顺利开进长江下游重镇建康（今南京）。
三月，国信使廉希贤南下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
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对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原淮西行枢密院的阿塔海、董文炳驻守镇江，阿术则分兵北上攻扬州，为下一步行动预作准备。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发医起病，”安定了社会民心。
四月，世祖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元军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则认为，“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奏上，许伯颜相机行事。但事实上元军还是放慢了进攻步骤，作战重点暂时移到其他地区。
五月，伯颜北上述职，路过镇江时召集诸将计事；抵上都晋见世祖，“面论形势”，说服他准许元军继续对临安实行进攻。
八月，伯颜进阶为中书右丞相后，携招降宋室书南还，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部元军“溯淮而进”。九月，伯颜指挥淮东元军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十月，元军围扬州，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部署孛鲁欢（或博罗欢）等守湾头城堡。同月，抵镇江，罢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显然，元军这一阶段的行动着重于长江以北，目的在于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元军侧翼的危胁。
十一月，元军恢复了对临安的攻势。伯颜决策分三道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其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击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道路；左路则由参知政事董文炳领舟师发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堵截宋室从海道逃亡的路线；伯颜与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由中道的常州、平江（今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伯颜及其率领的中路军出发后先抵常州。该城原已降元，后又反正归宋，推举姚訔为城守，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伯颜招降不成，乃亲自督战攻城。宋军两次来援均被击败，常州坚守两日而失守，元军屠其城。此后元军在无锡、平江、嘉兴、湖州等地再未遇到有效抵抗。
十二月，伯颜率师抵无锡，遇宋使柳岳来见。柳以宋度宗去世不久，“自古礼不伐丧”为由，乞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修好。伯颜声称元军征杀是为宋长期拘留元使郝经而兴师问罪，加之本年宋将又半道杀害元使廉希贤。如欲元军停兵不进，除非宋廷纳土出降。完全封死了宋人苟安求存的侥幸之心。及伯颜师抵平江，宋廷再次派尚书夏士林等前来乞和，表示只要元军为宋廷留一条生路，宋帝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且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毫不理会，只是遣人将宋使逐回临安促降。十三年正月，元军进至临安近郊皋亭山，南宋皇室不得不遣临安知府与宗室奉传国玺及降表至伯颜军前请降。是时，宋室谢太后及幼主赵 尚留在临安宫中，而宰臣陈宜中、张世杰等拥宋主兄弟益王赵 、广王（后封卫王）赵 南下逃亡。伯颜急遣阿剌罕、董文炳等据守要津，防止宋室再逃，另派一支劲旅追捕益、广二王，但追之不及而返。
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他带左右亲随，巡视临安，观察形势，尔后派兵“分屯要害”，保护宋室的宫庭、山陵。他命要员入城籍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诰命、符印，罢宋官府，改编三衙诸司宋军，同时派遣新附降官分赴湖广、四川招谕未下州郡。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二月，宋少帝率文武百官朝北拜交降表。三月，伯颜正式入临安，籍没宋室的礼祭器、册宝、仪仗、图书；留阿剌罕、董文炳治行省事，继续经略闽、广，自己则押解宋室君臣北上入觐。
出镇北境，讨伐叛王平宋还都后，世祖对其信赖更重，曾面谕太子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因此，当宋亡之后，北方诸王不时作乱威胁到元朝安全时，伯颜又肩负起镇守北疆的重任。至元十四年，漠北迭传边警，急报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胁宗王以叛”。忽必烈命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是秋，伯颜率所部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水相持竟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
十八年，燕王真金领父旨巡抚北疆，伯颜被指派随行，日与太子“论天下事”，以备顾问。真金也对其尊礼有加，事实上伯颜是以其丰富的治军经验辅弼太子在实践中历练才干。
二十二年，诸王海都与都哇联兵反叛，西北边陲的别失八里与火州频频告急。伯颜再度受命，取代失职的宗王阿只吉，统帅西北边军。他的到来一度稳定了边防形势，解除了都哇对火州的围困，并恢复了屯田，尽可能以当地资源来保障军需供给。次年，伯颜指挥元军进军别失八里，在洪水山击败叛军，但因“追击浸远”，后援不至而败绩。
二十四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将叛，伯颜曾衔命深入其地探察。乃颜假意设宴款待，阴谋伺机拘捕。伯颜察觉，以智脱身。归来后，又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在征战中“以汉法战”，力却叛军。
乃颜虽灭，海都对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二十六年，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入寇。伯颜奉命进讨，遇敌于阿撒忽秃岭。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众军畏战不前。伯颜率先冲锋陷阵，带动部属大破敌兵。次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对待战俘，他力戒祭旗的陋习，并致函明里铁木儿，促其感悟来归。伯颜久戍北土与海都周旋而未能彻底殄灭，朝中便有人进谗，说他作战因循保守，“无尽寸之获者”，甚至怀疑他与海都通好。终于使伯颜被撤换，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行其职。临近交接时，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不因被谗而放弃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所以交战后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诸将不解其深意，执意还军迎战。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任其改变战法，结果又使海都逃脱。
南归前，当时抚军巡边的皇孙铁穆耳特意向伯颜征询驭兵之道。伯颜诫之以酒色当慎、恩威并济、营驻循旧三条建议。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病重不起，召伯颜自大同还都。次年正月，忽必烈逝世，伯颜遇变不惊，镇定如常，统领百官保持了宫中的安宁。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亲王中有人表示异议，伯颜作为朝中重臣，挺身而出，“辞色俱厉”，“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稳定了政局。成宗即位后，升为太傅。
同年，伯颜染疾，仍扶病参谋、顾问政事。是冬十二月，病故，终年五十九岁。
伯颜一生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诸文武将佐，皆密悉其才用，临事遣授，各尽其当。故能所向无前，动必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