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范蠡①（附文种）
范蠡和越之灭吴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相传，范蠡早年倜傥不群，不为人所知。文种，为宛令，遣吏奉谒。吏还，说范蠡是当地狂人，生有此病。文种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文种亲自往见，抵掌而谈。后来，他们都到了越国，在越王勾践最困难的时期，通力合作，复兴了越国，灭了吴国。范蠡是一位战略思想家。文种在具体的军事政治上为越王出了力。《汉书·艺文志》兵书权谋类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这两书都早已失传。
公元前494 年，越王勾践继位的第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治兵，将以伐越，想抢先一步下手。范蠡劝他不要轻易用兵。范蠡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范蠡是从战略思想的高度，特别是从“持盈”的道理上，结合越国的实际，阐述吴之不可伐。他所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是他的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他所谓“守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
勾践没有听范蠡的话。两国交战的结果，是越军被打得大败，只剩下五千人，困守会稽。勾践喟然长叹，说：我这样就完了吗？文种说：“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后来都称王称霸。这样看来，眼下的困难也不一定不是来日之福。”勾践对范蠡说：“我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般田地，你看怎么办。”范蠡说：“君王难道忘记了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吗？”范蠡提出了定倾的具体办法；“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派文种入吴请和，遭到吴王的拒绝。勾践打算杀妻子，燔宝器，以五千人触战以死。文种劝阻勾践说：“吴太宰噽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文种受命，以美女宝器买通吴倖臣太宰噽，噽引文种见吴王，说：“希望大王赦勾践，勾践将把所有的宝器奉献。不幸勾践得不到吴王的赦免，他将杀了他的妻子，毁了他的宝器。他的五千人也要拚命战斗，也一定得到相当的代价。”他这一番又软又硬的话，加上太宰噽从中说合，吴王也就答应了勾践的请求，罢兵而归。此后，勾践及其臣民，在吴的干预下，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屈辱生活，但毕竟克服了亡国的危机，并为日后越国的复兴保存了一定的力量。
勾践想使范蠡治理国政。范蠡说：“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勾践以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相传，范蠡是随勾践同到吴国为质的，君臣共处奴役的生活，达三年之久。
约在公元前490 年，范蠡由吴归国，君臣共论兴国大计。勾践重新提出来“节事”的问题。范蠡说：“节事者与地。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① 本篇取材，基本上见于《国语·越语》上、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如别无所据，不一一注明。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范蠡的话，主要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本；农事做得好，可以生长万物，有名有利，美和恶都可以各尽其用；天时的掌握和农事的进行，都要适度，不可勉强；男女都要劳动，避免灾害，开辟田野，充实仓库，使民众殷附，没有游手好闲之人。必须知道天地的长数，才可收到可靠的生气。范蠡的话，非农业无立国之本，也是他复兴越国的基本国策。勾践很赞许这个国策，甚至于说：不榖之国家，蠡之国家也。文种是范蠡认为最能推行这种政策的人，他称赞文种执政可以“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勾践君臣在国策上的一致，使越的复国活动取得显著的成效。
公元前482 年，是勾践由会稽山归国的第七年。这一年，吴国农业欠收，夫差还决定起师北征以与齐晋争霸中原。吴军北上的消息传来，勾践和范蠡商议吴国师出国空，是一个好时机。依照范蠡的计谋，等到吴军完全到黄池之后才行动。于是下决心把二十年积聚的兵力：善于水战的士兵二千，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近卫军士六千，军官千人，分成三路。由范蠡、后庸领兵取海道入淮，断绝北去的吴军归路。由畴无余、讴阳从吴国南境直逼姑苏。吴军被打得大败。吴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了吴的船只。吴王夫差闻讯后，率师南归，向越求和。越国自度还不能一举灭吴，也答应言和，而继续加紧灭吴的准备①。
公元前478 年，越国已了解到吴国“大荒荐饥，市无赤米，国廪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于东海之滨。”军队也在北上伐齐抗晋等战役中消耗了精锐。于是，越王勾践在大会臣民决定谋划灭吴之后，向吴进军。越军进至笠泽（苏州南面，与吴淞江平行的一条江）的南岸，与吴军夹军对峙。越国军分左右两翼，组成钳形攻势。勾践亲率六千精兵为中军。夜晚命左军衔枚溯江上至五里处待命，命右军踰江五里处待命。夜半左、右军涉江，全军一齐鼓噪。吴军大骇，他们亦分左、右军出来抵御。勾践的中军趁机潜行渡江，从中间突击。吴军大败。越军三战三捷，直至姑苏城下，占据所到之地。吴国的军事力量土崩瓦解②。
越国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公元前475 年，越军再次进攻姑苏，很快打到城下。吴国城池毕竟经过多年经营，十分巩固，一时没被攻下。勾践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过了两年，吴国终于城门不守。公元前473 年越军攻进吴都。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越军重重围困。夫差只得派王孙雒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说：往日我在会稽得罪了您，不敢违命同您结好，现在您来惩治我的罪过，我唯命是听，希望也象那时一样，允许我长为越王臣虏。勾践也有些不忍，打算接受这个请求。范蠡当即说：“君王，您忍辱受苦二十多年，为了什么？现在不能抛弃前功。”于是回绝王孙雒说：“往日是上天把越赐予你吴国，你们不要，今天是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而听从你们的请求！”王孙雒还一再哀求。范蠡毅然鸣鼓进兵，说：“越王已命我处理此事了，请① 《左传》，哀公十三年。
② 《左传》，哀公十七年。
使者回去，否则就得罪了！”王孙雒流着眼泪而去。
越王勾践灭吴后，也北上会诸侯，号称霸主。
范蠡的隐退范蠡事越王勾践，苦身深谋二十多年，终于灭吴。越王置酒大宴群臣，欢庆灭吴之功，乐师们作曲歌颂功德。在欢悦气氛中，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猜中了勾践只爱土地，不惜臣民的死活，即使国家安定以后，也永无满足之日。范蠡于是决定要离开勾践。在将离开以前，他对文种说：越王会诛戮你的，文种不以为然。范蠡又写信告诉他：“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鹰眼狼步，可与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你若不走，终有一天会加害于你。”范蠡的这一套说辞，文种还是不信。
范蠡向越王辞行，越王流下眼泪说：“你走了，叫我靠谁？你留下，我可以与你分国：你真走了，我将杀了你的妻子。”范蠡坚决要走。他说：“我听人说，君子适应形势，有计不急于成功，死了也不被人猜疑，内心也不自欺。我既然走了，我妻子犯什么罪呢？”于是，范蠡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烟水之中，人们都不知他的去向。不出他的预言，越王还是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夕论政。
范蠡走后，旧时的同僚，有的走，有的疏远于勾践。文种也消极起来，不大上朝。果然有人进谗言，说文种心怀怨意，将谋反。文种向勾践解释，说现在没有多大事情，用不着多操心，所以怠于政事。勾践听了，总是抑郁不乐。这时，鲁哀公想借越兵伐三桓，文种勾践之间意见也不一致。过了一年，勾践向文种索取他过去说过的九九之策，说已经用了三策，剩下的还有六策，应该拿出来。勾践随即赐文种以属镂之剑。文种仰天哀叹：身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的罪囚，后世的忠臣当以我为鉴。于是伏剑自杀。
范蠡在东海之滨，治产业，有积蓄。然后，浮海至齐。他慕伍子胥的忠直，叹为夫差所杀，于是取名鸱夷子皮，取子胥鸱夷浮江之意。
范蠡父子在齐国从事农商结合的产业，积蓄数十万，尽散于亲友邻居。
后转移到中原交通枢纽的定陶，故范蠡又号陶朱公。其中男因罪拘囚在楚，他欲派小男去楚救之，可大男自告奋勇前去。大男将千金送给范蠡好友庄生，再归还，作为信任的抵押。庄生入见楚王，说今夜某星座预示灾异，王若施德，可以消除。于是楚王使人封三钱之府（示节俭）。可是这时其他官员也接受了朱公大男私贿的黄金，纷纷报讯，说他弟弟得救了，因为楚王封三钱之府，照例就要大赦。大男得讯见事已成功，何必丢掉千金，又去见庄生，说弟弟将获赦。庄生知其意，退回黄金。长男取金，高兴而去。庄生却认为受骗，再见楚王告以将大赦的传言。楚王因被人察觉他未施行的意图而恼怒，立即处治罪犯。朱公中男被判处死刑。结果，大男为弟弟奉丧而归。
母亲和众多乡亲甚为悲哀，惟陶朱公却说：“我早就预料结果如此。因为：大男与我共患难，治产业，惜财如命；小儿子没吃过苦，不知财产贵重。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小儿子去办。这是事物的道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记载有这个故事，也许带点寓言性，但当非完全虚构。这可见范蠡的远见，跟他在政治上的去留，治产业的生财有道，都是一致的。
第三章孔子、墨子第一节孔子的生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大变化。原来守在官府的《诗》、《书》，典籍散在民间。原来只能由供职官府的人传授、讲习的知识和技术，现在可以在私人间传习，甚至主要是在私人间传习。私人讲学，成为历史性的风尚。孔子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倡导者，也是在私人讲学的风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略后于孔子，有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
孔子的家世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生于公元前551年①，死于前470 年。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是微子之后。他的先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曾祖父孔防叔因政治斗争失败，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在鲁作过下级官吏，很有力气。《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 年）随从鲁军攻偪阳（今江苏邳县西北）。当部分鲁军攻入城内的时候，守城的人把悬门（犹今之闸门）放下来，要把鲁军隔成两截。叔梁纥以两手扶举悬门，使不得下，攻入城内的鲁军得以退出城外。叔梁纥又曾与另外两人率甲士三百，打退了齐军的侵扰①。相传，叔梁纥晚年娶颜氏女徵在而生孔子。
青少年时期（三十四岁前）
孔子幼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家境贫困。但鲁人好礼的习俗很早就影响着他，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宾。”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立志向学，曾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什么、向谁学、怎样学，都不得而知。《论语》记他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话不能确指为何时所说，但孔子这种博学、好闻、审思、明辨的精神是自早年就已养成，这可能是没有疑问的。相传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①；又相传孔子曾礼于老聃②、访乐于苌弘③。
孔子二十岁左右，作过季氏的委吏，看管仓库，计算账目。又作过乘田，①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此从《史记》。关于孔子生平的某些事迹，历来说法不一。本文基本上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参照《论语》、也参用崔述《洙泗考信录》。文中凡依据《孔子世家》和《论语》的地方，不再一一指出。① 见《左传》，襄公十七年。
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 《礼记·曾子问》。
③ 《礼记·乐记》。
管理畜牧，这都属于家臣一类的小官。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④。
孔子博学的名声大起来，有人愿意把子弟送来，做他的门徒。后来他曾说，我到三十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都有个主意了，这就是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在孔子三十岁左右，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只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属于第一批的门徒。
在齐鲁期间（三十五至五十五岁）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 年），鲁国专权的季氏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政权，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战败，流离在齐国的边境上。这年，鲁国在襄公庙里举行禘祭，跳万舞的人只剩下两个人，多数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依照古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舞⑤，可是鲁国的大夫季氏也以八佾舞于庭，并且先占有了公室的舞者。孔子非常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年，孔子三十五岁，由鲁适齐。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虞舜时的古乐，所谓“韶”的乐曲，他学习得十分专心。他说，想不到这音乐能达到了这样了不起的地步！
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赞赏地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据说齐景公还有一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讲述了节俭的道理①。齐景公听了也很满意，曾经打算把尼谿地方的田封给孔子。因晏婴的劝阻，没能实现②。后来孔子再见到齐景公，景公虽然还很恭敬，却不问治国的道理了。又风闻齐国有的大夫欲加害于孔子。一次，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就迫使孔子不得不匆勿离开了齐国③。
孔子在齐国住了近两年的光景。三十七岁左右，返回鲁国，继续私人讲学。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大概是因季氏专权，孔子不愿问政。他认为通过教育，对政治施加影响，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做官不可。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四十岁的时候，知识丰富了，遇事即不致迷惑。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 年），流亡在国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昭公之弟公子宋继位，就是鲁定公。定公五年④，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季桓子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的一些得势的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他们彼此之间也在摩擦。这时，有势力④ 《孟子·万章下》。
⑤ 佾，舞列，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① 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韩非子·难三》。
② 见《史记·孔子世家》，又见《墨子·非儒下》。
③ 《孟子·万章下》，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④ 《左传》定公五年，又见《鲁周公世家》。
的家臣是仲梁（复姓）怀、阳虎和公山不狃。先是仲梁怀跟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老。但因仲梁怀的气焰更加嚣张，阳虎终于驱逐了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①。这样，阳虎胁制季桓子，而季桓子又胁制着鲁定公②。孔子面对这种情形，不愿意出来做官，“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左传》定公八年（公元前502 年），公山不狃等五人联合阳虎，想把“三桓”的继承人都换上接近阳虎的人。阳虎又逮捕了季桓子，并要杀掉他。季桓子用计逃脱。第二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旋又去晋。公山不狃又据费邑叛季氏。在这期间，阳虎曾劝说孔子出仕。孔子承诺了，说“吾将仕矣。”公山不狃也曾召孔子做官。孔子想去。子路不高兴，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赞成家臣的跋扈，但他希望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有时似也难免有屈就的意思了。当时也许他还有利用“三桓”的反对力量以加强公室的想法。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 年），孔子在鲁国当了中都宰。因有成绩，升为司空，又由司空为司寇。司空，仿佛是后来管建设工程的官职。司寇，是掌管刑狱、纠察的官长。季平子原来“葬昭公于墓道南”，跟鲁国诸先公墓相隔较远，对鲁昭公有贬斥之意。“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①即扩大墓域，使昭公与鲁群公墓合为一块墓地，借以正昭公之位。这是一种正名分的措施。
《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 年），孔子以相礼资格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国君主的夹谷②之会，从齐国收回了郓、灌、龟阴之田”（在今山东汶水北）。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抓住鲁君受三桓控制，而三桓又受家臣威胁的时机，想借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提高君权。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 年），孔子提出“堕三都”③的建议。郈、费、成本是三桓势力盘踞的城堡。孔子以“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④的道理，来说服三桓和定公，出现了“行乎季孙三月不违”⑤的局势。他派子路为季氏的家宰，主持拆毁三都的部署。叔孙氏先把郈的城墙拆除。季氏将堕费，孔子以司寇的地位，派申句须、乐颀二人跟国人联合，击退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迫使他们逃往齐国，遂堕费⑥。及至将堕成⑦时，孟氏伪装不知，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出面违抗。定公亲自率师围成，也没有攻克。这样，三家贵族中有两家在表面上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暂时取得了胜利。
孔子在“堕三都”前后，《佐传》定公十二年说他曾“与闻国政三月”，① 《左传》定公五年，又见《孔子世家》。
② 《左传》定公六年，又见《孔子世家》，《鲁周公世家》。
① 《左传》，定公九年。
② 夹谷有三，此夹谷乃今山东省莱芜县之夹谷峪，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夹谷》。③ 三都：郈（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费（今山东省费县西北），成（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④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⑤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⑥ 《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⑦ 《左传》定公十二年，又见《史记·孔子世家》。
这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的说法是一致的。《论语》所记鲁定公同孔子的对话，大约就在这一期间。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从问话中可以看出，定公有正君位的愿望。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一次，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又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大家都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仍然是“君君，臣臣”的意思。
孔子堕三都的主张，客观上起了强公室弱季氏的作用。公伯寮向季氏毁谤子路，实际上也是毁谤孔子。孔子得知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与季氏的矛盾尖锐起来。齐国也恐“孔子为政必霸”，送来一队“女乐”“文马”。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下来，优游玩赏，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子离开鲁国，孔子还犹豫，直到他去参加祭祀，祭肉也不见送来，才匆忙地率领着弟子离开鲁国①。周游列国十四年（五十五至六十八岁）
孔子离鲁后，周游列国十四年。他曾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的边境，并反复进出于卫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 年）孔子五十五岁，离开鲁国去卫国①。弟子冉有赶来，在进入卫国的路上，他们有一段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对教育的重视，并以“富、庶”为前提，也很注意物质利益。
卫灵公对孔子表面上敬重，依照鲁国的生活待遇给以俸禄。不久，卫灵公听信人言，怀疑孔子来卫有什么野心，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路过匡①（今河南长垣县境）。匡人误认为他是曾经骚扰匡地的阳虎一伙，就把他们和弟子包围起来。颜渊随后才赶到，孔子见了他就说，“吾以女（汝）为死矣。”颜渊说：“子在，回何敢死！”弟子们有些恐惧，孔子却镇静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离开了匡城，曾在晋国边境上逗留，随后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对孔子只是表面敬重。后来，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昏乱无道时，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败亡？”孔子说：“他用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主管祭祀，① 《吏记·孔子世家》以孔子去鲁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周公世家》则在定公十二年。《卫康叔世家》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 年），孔子来。”而《孔子世家》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 年）（见《鲁周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去鲁正好是在定公十三年。
①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两次过蒲，一次过匡，实为一事。裴骃《集解》在“过蒲”下引徐广的话：“长垣县有匡城、蒲乡”，可知本为一地。
王孙贾统率军队”，“夫如是，奚其丧？”在孔子的眼中，卫灵公虽无道，但他任用了几个能干的人掌管国家的主要部门，所以卫国尚能维持它的统治。
孔子在卫国，一次正敲着磬，有个背草筐的人从门口经过，说：“这个敲磬的人有心思呀！”一会儿又说：“可鄙呀！硁硁的磬声好像是说没人知道自己。既然没人知道，就算了吧！”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陈列之法，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跟孔子谈话的时候，眼睛就没有看孔子，只仰着头看空中的大雁。孔子觉察到必须离开卫国了。
孔子带领弟子离卫，过曹。于鲁哀公三年到达宋国境内。当他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时，宋国的司马桓魋令人把大树刨倒，还要迫害孔子①，弟子们劝说孔子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他还是改换了服装和弟子们逃出宋的地界②。到郑国时，才和走散的弟子们重聚在一起。子贡告诉孔子，有人看见您的狼狈样子，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鲁哀公十三年，孔子经宋到陈国。陈君湣公很平庸，常受吴、楚两国的欺凌。陈湣公只把孔子看做是个博学的人。一天，一只被箭射穿的隼鸟落在湣公的庭院，死掉了。石箭头和一尺八寸长的楛木箭杆还在隼鸟身上。陈湣公打发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箭是有来历的，它是北方肃慎族的。从前武王克商以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武王想使后人知道这件事，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③，把它赐给陈国。官吏到府库里去查找，证明了孔子所说的正确。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 年），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后，离开陈国。在到蔡国的路途上，正赶上“吴伐陈；楚救陈”①的战乱，遭受到绝粮的困境，跟从的弟子多饿病。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还照常讲学、弹琴、歌唱，在镇定中度过困厄。
孔子到了原属蔡地而已成楚地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境）。叶（shè）公①当时镇守负函，虽闻孔子之名，但却不了解。他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叶公还曾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让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来投奔。这是针对叶公管理迁到负函的蔡人来说的，希望他施行德政。
楚昭王本来想重用孔子，准备在孔子到楚国后封给他七百书社，每个书社约有二十五户。令尹子西劝阻楚王说：孔子有实现周公事业的想法，现在叫他“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这些话，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孔子停留在楚国边境期间和返回卫国的路途上，遇到了一些不知姓名而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哀公三年，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又见《宋微子世家》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② 《孟子·万章上》：孔子以“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③ 《国语·鲁语下》说是陈惠公时，《史记·孔子世家》作陈湣公，《史记》为是。① 《左传》，哀公六年。
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物。有个好像疯狂样子的楚人，跑到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他却赶快躲开了。
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跟弟子们一时找不到渡口，看见长沮、桀溺两个人在一起耕地，便叫子路去打听过河的地方。他们问清楚了车上的人是鲁国的孔丘，子路是孔子的门徒以后，长沮说：“孔丘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桀溺对子路说：“现在的世道是到处乱哄哄，谁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那个、选择这个的人跑，还不如跟随我们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住地翻地，不再说话了。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良久，才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走在路上，子路落在后边了，他不知道孔子走了哪一条路。他遇见一位拄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人，便问道：“子见夫子乎？”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他插起拐杖，开始拔草。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再打发子路去寻找，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论，是对孔子的讥讽、惋惜，这是他在齐鲁很少遇见的。孔子并没有因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鲁哀公六年，孔子从楚国的边境返回卫国，这是卫出公四年。出公，名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因谋杀南子，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蒯聩又回国同他争位。孔子到卫国时，政局已经大致稳定，“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无话可说了，但弟子们还想了解孔子有无在卫出仕的意图。冉有问子贡说，你看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我去探问一下老师的口气。子贡便走进孔子屋里，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兄弟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都跑到国外，后来是不是怨悔啦？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出来对冉有说，老师不会帮助卫君。看来，孔子限子路、子贡的两次谈话，都是针对卫出公跟他的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批评。孔子能够在卫国住下来，大概是由于卫出公以待贤者的礼节来奉养孔子，即孟子所谓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①。归鲁后的晚年（六十八至七十三岁）
鲁哀公七年，吴与鲁会于鄫（今山东枣庄市东，苍山县西北），鲁国被迫献百牢。吴又要求季康子去禀见，幸赖子贡的交涉才免受屈辱。第二年，吴又攻鲁，幸有包括有若在内的七百英勇武士的坚决抵抗，吴兵才退走②。季① 《左传》，哀公七年。
② 《左传》，哀公八年。
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人才，就派人请冉求回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 年），冉求率领“季氏之甲”击退了侵鲁的齐军，立了战功③。季康子问冉求说，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生就的？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求对孔子备加称赞。季康子问冉求，是否可以请孔子回来。冉求说，想请他回来，只要不听信小人的坏话，就可以了。季康子便派人带了重礼迎孔子回国。就在这一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的奔波，返回鲁国，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孔子三十岁左右就从事私人讲学。归鲁以后，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他对传统的《诗》、《书》礼乐，加以整理，用来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他还利用官史作《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讫鲁哀公，计十二公，以编年体裁和简约的文辞，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传授后学。
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自述一生的学习、修养进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
孔子在政治上，有抱负，有见解。他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亲自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但受到各国当权人物客气的咨询。晚年归鲁后，遇有大事，鲁国的当权者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用多杀坏人、亲近好人的办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回鲁后，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终是伤心的事。过了不几年，又眼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去。他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伤心得连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哭得十分悲痛。跟随他的人说：“子恸矣！”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年），齐国的国君简公被大夫陈恒杀害了。七十岁高龄的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你向季孙、仲孙、孟孙三个大夫去说吧。孔子又向三位大夫说了，但都不同意出兵讨伐。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①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终又在卫国政变中惨死②。
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 年），孔子在弟子们的悲哀声中死去，年七十三岁。鲁哀公亲致悼辞③。他在世时的言论，后世流传很多，其中主要而可信者，是《论语》一书。
③ 《左传》，哀公十一年。
① 《左传》，哀公十四年。
② 《左传》，哀公十五年。
③ 《左传》，哀公十六年。
第二节孔子的思想孔子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那样一个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而一生主要是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保守性，也有进步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仁和礼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人具体情况说的，有时不免强调了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一种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汎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民人。“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正如《孟子·离娄上》引孔子的话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清楚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孔子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做不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象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这也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
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作为一个仁者，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和缓一些。孔子还说过“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是说使用劳动者要慎重。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联系起来，“仁”被规定是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清楚地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历史观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①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7 页—178 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教育思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习学不同而相远①，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①。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苟子·大略》说：“子赣（子贡）、季路（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小）家也。”《史记·游侠列传》说：“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餍）”。曾参也是贫穷的人，《新序·杂事》说，曾子的母亲自织布。《说苑·建本》说，曾子曾亲自耘瓜。《说苑·立节》说，“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黎藿之羹未得饱。”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分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②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
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一些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材，而不是培养种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主要内容，“文、行、忠、信。”在文、行、忠、信里，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却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长政治、外交的才干。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