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

。社学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因为孩童上学不可能离家太远。明朝社学也存在问题，其中主要是社学虽是国家启蒙教育的组织，但国家对社学又没有投入，不像后来义学那样有自己的固定收入。

第八，明代里老制中授予里老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明太祖还在此法规中规定里老可以保举、举发所在地方官员的品能。如规定：“朝廷设官分职，本为安民，除授之际不知贤否，到任行事，方见善恶。果能公勤廉洁，为民造福者，或被人诬陷。许里老人等遵依《大诰》内多人奏保，以凭办理；如有赃贪害民者，亦许照依先降牌内事例再三劝陈。如果不从，指陈实迹，绑缚赴京，以除民害”。这样朱元璋想通过授予民间里老一种对地方官员的监督权，以牵制地方官员的行为，达到对地方官员行为约束的目的。这一规范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还在重申，“自今官吏敢有不遵旧制，指以催办为由，辄自下乡科敛害民者，许里老具实赴京面奏，处以重罪”。

明初朱元璋所推行的里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确为一大创举，但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很多理想的部分。在《教民榜文》第三十九条中有：“榜文内坐去事理，皆系教民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这就是想把基层社会让其自治，以达到对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约束，同时国家又要对基层社会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本身就是矛盾体。此外，在设置上，明代里老制与元代社制相比，其区划过大，不以自然村为前提，而那时中国很多地区往往一个自然村难达百户民家，于是出现一个里常常是跨村，这样里老对他村的事务很难了解，其权威也难被承认。但是这种制度在明代前期，乃至明中后期都是国家承认且建设的基层社会组织。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保甲制多设在特殊地区，如民族地区，且多由地方官员根据需要而自发推行，不构成国家的主要基层社会制度。在榜文第三十九、四十条上强调民间或地方官要加强对此法律的宣传。“在外布政司、府州县从各道按察司常加申明，务要依榜文内事理永远遵守”。这一法规是很有效的，在云南大理地区有叫《故老人段公墓志铭》的碑上就明确的说到里老制，“永乐戊子（1408年），阖境里老、佥举郡守、阿公遣把事尹铭等，礼聘为耆宿，时会乡饮，尊以为宾。

其为人也，不娇娇以为异，不翕翕以为同，由是乡人之诉讼，得以平，冤抑□以伸，远迩颂杨，咸目其为长者”。这里说此人被选为里老后，常常审理诉讼，且深为百姓认可。景泰八年（1457年）另有碑文说：“继承父兄之业为里长。遵依《教民□（榜）文》，劝善第恶，□（乡）邦称为善人”。这里不仅说明明代里老制度在这一地区得以实行，同时碑文中提到《教民榜文》，说明此法律成为当地民间主要行为规范。这是大理白族地区，进而说明在明朝这种制度被推行到边疆民族中，因为前一碑中还有“考讳举为都里长”，就说他父亲时大理白族地区里制已建立，可以推定里老制也建立了。这样大理白族地区里老制当是明初统一云南后就建立起来了。此外，在《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上天顺五年（1461年）提到“本府各里本年分税粮”，天顺六年（1462年）有“省谕各该里老、通把”，弘冶三年（1490年）在土官承袭的担保上有“里老、通把、亲邻人等”，嘉靖十二年（1533年）也有“取具宗族耆民、目把、里老、火头、邻佑、收生人等供结”，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土官承袭担保人上就没有里老。这说明云南这一地区里老可能在明朝万历前后开始废弛。

这种制度在广西也实行，宣德年间山云在广西任官时有：“由是土官畏服，调发无敢后者。云所至，询问里老，抚善良，察诬枉，土人皆爱之”。在明宪宗成化年间韩雍征大藤峡时就有：“遂长驱至峡口。儒生、里老数十人伏道左，愿为向导。雍见即骂曰：'贼敢绐我！'叱左右缚斩之，左右皆愕，既缚，而袂中利刃出。推问，果贼也”。这里说有人冒充里老，也就说明在这一地区设有里老制，否则不可能出现此种情况。从以上可以看出明代里老制度在万历朝以前是国家建设的民间组织，其存在于全国各地，包括一些改流的民族地区及社会发展相当高的没有改流的民族地区。所以说明代里老制至少在万历朝以前是广泛有效的。但嘉靖八年（1529年）中央批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法令对于里老制是一个打击，因为它以自然村为单位，而里老制是以里为单位。此外明朝后期保甲制的兴起，对里老制来说也是一种破坏，因为保甲制于官员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为有效，它相对拥有更少的自治权力。

（三）清朝基层社会自治制度：保甲制、族正制、乡约制。清代在基层社会制度建设上，国家一方面承继元明两朝以来把地方划为赋役制的里制，这在上面已讨论过，在此不再重复。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民间自治制度--元代社制、明代里老制都认为是失败的，主要是不利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此清朝大力推行保甲制。可以说清代把保甲制变成了一种基层社会组织，而不仅仅“弥盗”的制度。这可以从整个清王朝自中央到地方官员对保甲制度都不免遗力的全面讨论和推行上看出，代表成果为徐栋于道光年间编辑，丁日昌同治年间校出的《保甲书辑要》一书，此书分四卷，分别是：定例、成规、广存、原始。对此徐栋说明“卷首定例，尊今也；次成规，备式也；次广存，充类也；终原始，监古也”，并认为：“保甲法甚约，而治甚广”，还说对保甲制，“议者往往专以为弥盗设，盖亦未之思矣”。清代保甲制作为一种地方基层制度，其无法超越本身固有的局限，所以清代为了完善基层制度，同时用族正制来弥补保甲制之不足。清代户部关于编保甲的法律中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

这样清代民间家族的族正、族长成为基层社会中国家承认的社会控制的一个组织部分。清代著名官员陈宏谋在《谕议每族各设约正》时就对江西地区族正的权力进行承认，“如族中某房有不孝不弟习匪打降等事，房长当即化导，化导不遵，告知族长，于祠中当众劝戒，如有逞强不率，许其报官惩处。不许擅自处死。至于口角争斗，买卖田坟，族房长秉公处断。即为劝释。如与外姓争斗者，两造族长、户长秉公会议，应劝释者劝释。如经官司，两族长房长当堂公言，偏袒者分别罚戒。族中有孝弟节义之善事，亦许报官请奖。族长、房长身故，公举报官承替。……至于地方承缉逃盗，拘孥案犯，承应官府原乡地保甲之事，概不责之族长”。从中可以看出清代在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上让家族中首领合法化，并授予他们相当于元代"社长"一样的司法、教化等方面的权力。这在清代是很普遍，如在《福建省例》上就有《议设族正副》法规，在这个由总督和巡抚批准的法规中规定：“如族内遇有雀角争论一应细微事故，即令族正随事诫谕处释，毋使架词涉讼”。这种族正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在清代南方各民族中也开始出现。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思陵州土官族规中有：“族长以宣列祖之训，弟男子侄悉听其栽成，礼义耻廉咸遵其教导"的规定，并规定若有"倚势凌人，经鸣族长者，重责十五板”。清代以族正为代表的家族首领在法律上取得了对民间基层社会中解决纠纷的相关权力后，负有了元明二朝中社长、里老的相当部分职责。清代地方基层制度上还把启蒙教育分立出来，先前主要是社学，乾隆朝起，开始用义学代替社学。同时在教化上，主要用乡饮来完成，“设乡约义塾，教养兼施，以弭匪僻”。乡饮在清代主要是教读《圣谕十六条》和相关法律法规。“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于成龙在《慎选乡约谕》上规定：“朝廷设立乡约，慎选年高有德，给以冠带，待以礼貌。每乡置乡约所亭屋，朔望讲解上谕十六条，所以劝人为善去恶也”。清朝法律规定：“凡各处人民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卒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革退，当该管吏笞四十”，下面有说明其职责“耆老责在化民善俗，即古乡三老之遗意”。此外，从王凤生所制定的《约正劝惩条约》和《公举约正条规》上看，乡约与保甲长、里长是有区别的。

这样清代把过去由民间自治管理体制分成了几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治安防盗的保甲制。这说明清代国家想加强对民间的控制。但在现实中却是国家越想控制住基层社会，基层社会的问题越多。

作为清代基层社会制度的核心--保甲制，下面进行简略的讨论。

保甲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基层社会制度，出现在宋代，前面已经讨论过其出现的社会原因。最初王安石在推行此制度时是为了强兵。但一开始就在实践中改变了其目的，成为防盗警察的组织。《宋史·志145·保甲》下有：

“保甲：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及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

“都副保正武艺虽不及等，而能整齐保户无扰，劝诱丁壮习艺及等，捕盗比他保最多，弭盗比他保最少，所隶官以闻，其恩视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阙，选大保长充。都副保正虽劝诱丁壮习艺，而辄强率妨务者，禁之”。

上面史料所载说明宋代保甲制一开始就从强兵制转变成“弥盗”制，也就是成为民间社会中一种秩序维持制度。由于它对官方控制民间社会非常有利，才导致在宋代，很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不反对保甲法。同时可以看出保甲之法在防盗同时也有户籍管理等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保甲法让民间过去很多自治的东西成为国家可以控制的东西。陆九渊在知荆门军时实行保甲后达到“奸无所蔽，群盗屏迹”。明朝王守仁在江西实行保甲法也是为了防盗。所以宋朝以后，保甲制成为防盗警察的同义词。

清朝设立保甲制是从入关后开始，顺治元年（1644年）颁布编置户口保甲法，“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这里主要作为人口控制和稽查来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申行保甲之法，认为“弥盗良法，无如保甲”。这成为整个清代设立保甲的目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定保甲法十五条，对保甲的编制、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按《保甲书辑要》，清代在《户部则例》规定有保甲内容的法规达三十三条之多，对不同阶层的人及不同地区在编保甲上都有详细规范；《刑部则例》上有八条，外加一条乡约则例，主要对保甲制度中相关人员的职权和职责进行规范，同时对违法者规定处罚方法。清代编保甲的对象包括了清代所有阶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边疆各民族及寺观僧道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同时对保甲制有非常全面的立法。这些说明清代保甲不仅是防盗，否则国家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立法。若说清代保甲制功能首先的和基本的是防盗，那是对的，但此制度的其他功能在清代就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过。

对清代保甲制度的功能，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条例中可以看到的有：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跴麯、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记，并责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增换给牌。从这些可以看出保甲制内容中不仅有防偷盗，其内容几乎包括了民间整个自治内容，同时还有户籍管理。清人彭鹏在《保甲示》中说：“保甲行而弥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从这里来看保甲制度已经成为元代社制，明代里老制那样的民间主要自治制度，也许这就是清代那样去建设这一民间基层社会制度的原因。清人何士祁在说保甲制度好处时有：“保甲不但可弥盗也，稽田赋，则钱粮不能欠，田土之案无虚假矣。稽人口，则男女不能淆，婚姻之案无支饰矣。推之命案之邻佑有确凭，不致择肥拖累。服制之案有支派，不至平空捏造。而于办灾一事，稽查户口，尤有把持”。清代在法律上不许保甲长处理民间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违法事件和卷入诉讼，《刑部则例》上规定：“其一切户婚田土不得问及保甲，惟人命重情，取问地邻保甲”。

这与元明两朝对地方民间纠纷和违警行为的制度安排上是不一样的。在地方官颁布的保甲法规范上也有：“里长、甲长专查本里、本甲容留奸匪，其一切催征钱粮、命盗词讼等事，仍归地保办理，于甲里长概不责成”。这也说明清代基层社会制度设制上是役、政分离。不管从清代官方的注意程度还是在清代制度，特别基层组织制度的建设上看，清代基层社会组织中保甲制度是处于基础地位的。这可以从清代在南方民族地区几乎都设了保甲，以至出现一些民族群体在立乡约法规时也把保甲制写进去中看出来。如在1939年大夏大学社会历史研究部在苗族村寨摆金区中发现的100多年前古约（当时100多年，当在19世纪30年代前）上有：“自古养民要术，莫甚农桑，卫民良规，莫如保甲”。在具体条文中，就有各种纠纷由保甲先处理的规定，如：“议处世持身，安本分。须微口角要忍耐为佳。忍住能消去无理之事，亦见甘棠之爱。如甲内有不平之事，当凭甲长理明说息。万一不了，再将众人及总甲公断，以免悬主动瞰芳心”。此外，清代在边疆地区也设立保甲，如在中缅边境上，在光绪年间开始编保甲，“仰干崖土司遵照：一俟委员到时，专派能事族目一人，随伺前往沿边一带查办保甲边防事务”。

这些都说明清代保甲制度的广泛性。

清代在基层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到后期出现国家想加强民间控制的趋势，但结果是越来越乱，国家目标一直难以实现的历史现实。在清代基层社会制度上表现为不仅有专门司赋役的制度--里制；在乡治上，国家让其分化为教化制度--乡约；治安防盗户籍制度--保甲制；民间启蒙教育--社学制及后来义学制；民间荒政互助制度--社仓制；此外清代国家由于无法把民间所有纠纷解决都纳入国家司法管辖中，于是国家承认民间家族组织的合法性，并把大部分民间纠纷的解决权交给族正即族长、房长解决。这些制度把民间乡政分成肢离破碎，结果当然是有利于国家权力向民间渗透，但同时也导致民间社会制度上的混乱。清代保甲制度与乡约制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想把赋役差遣之役政与民治之乡政分开，使国家能更好控制民间社会。但在现实中保甲制度最大的弊病来自于官吏常常把其当作差役来用。

彭鹏就列出保甲长在清代的问题有：“朔望乡保赴县点卯守候，一累也；刑房按月两次取结索钱，二累也；四季委员下乡查点，供应胥役，三累也；领牌给牌纸张悉取诸民，四累也；遣役夜巡，遇梆锣不响，即以误更恐哧，馈钱乃免，五累也；又保甲长托情更换，攸张攸李，六累也；甚而无名杂派，差役问诸庄长，庄长问诸甲长，甲长问诸人户，籍为收头，七累也”。这说明清代保甲长在现实中往往成为地方官吏差役的对象，成为累己累民的制度。此外，于成龙在《慎选乡约谕》中规定不能让乡约从事差役事务，具体是：“一、不许票仰协拘人犯；二、不许差役到家饭食；三、不许原被告指为证佐；四、不许朔望点卯；五、不许请立印簿；六、不许差督编查烟甲；七、不许买办军需；八、不许人命盗案牵连姓名；九、不许投递报呈；十、不许绅衿把持”。从上面可以看出于成龙所列的十种不许中有九项是差役之事，仅有第十项不是。从上下两个现象来看清代基层社会制度的问题就是国家想加大对民间控制，反而导致官吏进入民间机会增多，于是民间乡官成为官吏役使的对象，进而使这些制度没有人才上的保证，因为很多正直、有德行的人不愿从事这些职事，就是怕受官吏的役使。

而这样出任的人往往是一些劣徒，其目的是借官府之权势祸害乡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云南广西直隶州（今师宗县）的《黑尔禁革陋规碑记》上有：“七槽乡约征差头目，只许慎选本槽老成，稍知文义夷民充当，现有汉奸当役一概饬革驱逐”。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有乡里制，同时说明官吏其实是把乡约当成差役用，也就是说在这种现实下，当乡约的人往往是乡霸。这也是清代只好承认家族中首领作为民间自治首领的原因。

上面通过对元明清三朝的基层社会制度演变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到宋朝以后由于在乡治制度设置上把役制与乡政分离，导致基层社会内部控制上出现制度缺失，为此不同时期找出不同制度来对乡治进行制度上的保证。这就是出现元代社制，明代里老制，清代保甲制、乡约制、族正制等不同制度的原因。同时这种基层社会制度的变化还与国家想把民间基层社会纳入强有力的控制有关。为什么国家要把赋役制度从乡政中分离出来？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家与民间关系上最重要的就是向民间征收赋税和工役，这是任何一个王朝存在的前提，国家把赋役和乡政分离，可以让国家在赋役正常征收时，不会受乡政的影响。于是国家对民间行政区的划分上就出现了以赋役征收为单位的区划和以乡治为单位的区划。民间教育与民间其他政事分离，到把乡治中治安警卫与其他乡政分开，再到把教化与轻微纠纷调解权的分离等。这一切都是国家想把社会控制深入到基层的产物，同时这些制度的失灵也与此目的相关。元明清时期基层社会制度设制上的变化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国家司法在民间社会中的作用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对于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建设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过去由于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基层社会制度的研究不够，从而导致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基层社会对法律运作有多大抑制作用的研究明显不足。

元明清三朝最稳定的基层社会组织就是为了赋役专设的制度--里制或称为里甲制。对于里甲制与保甲制的不同职能，在清朝人中是有明确区分的，如戈涛就说：“保甲与里甲相似而实不同，里甲主于役，保甲主于卫”。

若把基层社会事务分为：教育、农政、教化、警政、户政、荒政、役政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元明清时期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过去合为一体的政事逐步由不同的制度取代。这些不同政事制度的设置对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互动作用。保甲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警察制度，它以约束人民行为为目标，以连坐为其效力，但同时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能为基层社会有效地提供各种所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