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

。他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说我宁可投入大江，我葬身渔腹，我怎能让我浩如日月的高洁品质去蒙受世俗的玷污呢？所以屈原的死我觉得第一是在溷浊之间和高洁之间他选择高洁，是一种品格。

第二点屈原没有别的选择了，屈原曾经等待过，他第二次流放是二十年，大家想一想，二十年他始终没有离开楚国，他沿着长江，沿着楚国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期望楚王什么时候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再重新重用他，他一直在等待。他在诗里面多次说过，我多么希望楚王醒悟，期待着能够招回郢都，重新开始改革的事业，实现他的美政，而实现美政，实现改革是屈原生命中的一切，但是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所以屈原的死是出于无奈，这是第二点，我觉得这样认识，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了。

第三点我们要这样看，屈原对理想的实现，期望太高，他太过执著，而期望越高，那么失望就愈盛。当楚国的衰亡已经无法逆转的时候，他无法接受，也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楚国的郢都都被攻下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时楚国的衰亡不可逆转了，再把楚国振兴起来，已经不可能了。他已经看到这一点，他无法接受，也无法承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他选择了投江。那么正因为现实已经无法逆转，所以他的选择我们就不应看成是逃避，因为有人说屈原投江是不是逃避现实啊，不能这样，这是第三点，我们这样看。

第四，屈原投江是一种悲愤，是一种抗议。因为直接导致屈原投江是因为楚国郢都被攻下来了，他当时是漫游到长沙附近，漫游到汨罗江，他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这个直接的诱因是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是导致楚国的衰亡一个标志，就是楚国的郢都被攻下来，那么导致楚国的衰亡正是保守的腐朽的楚国的旧贵族集团，那就说是旧贵族集团导致楚国最终落到这种地步，所以屈原投江是一种抗争，是楚国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长期斗争的一个残酷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的死是以生命来殉自己的祖国。

从上面谈的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位张扬着改革的理想，闪耀着人格光芒，高举着爱国旗帜的历史伟人，同时他又是一位奔涌着热血般的热情，奔涌着热血般的激情，幻化着斑斓的色彩，创造着壮丽意境的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学习屈原，学习楚辞，是为了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为了弘扬民族的先进文化，从而铸造我们国民的人文精神，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为拥有屈原而骄傲，我们为拥有楚辞而自豪。我们思考着，我们前进着，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屈原的意义。

盗墓现象的历史扫描

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出于敌意而破坏墓葬的情形。山东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墓地就发现了典型的实例，《吕氏春秋》说，一时陵墓随葬丰厚，“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于是“无不扌日之墓也”，“大墓无不扌日也”。扌日，就是发掘。

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参照《史记》关于秦国历代国君葬地的记载，在陕西凤翔灵山（陵山）一带寻找秦公陵园，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后来根据一位农民偶然提供的情况，来到凤翔南指挥村南侧一片历年生长情况不好的麦田勘察。这是因为古墓葬一般夯土坚实，不利于作物生长的缘故。通过钻探，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秦墓，定名为秦公1号大墓。这座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数量以及殉葬人数等现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为如此，曾历经多次严重盗掘。发掘工作开始时，一揭开墓上耕土层，即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椁室时，仍然有十多个盗洞。盗洞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代。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知发现盗洞最多的墓葬。

《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唐人颜胄曾经以这样的诗句写述民间盗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石人徒瞑目，表柱烧无声。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韩愈对于东汉陵墓多被破坏的事实，也有“丘坟发掘当官路，何处南阳有近亲”的感叹。 掘冢，也曾经是不法贵族官僚的一种游戏。如西汉广川王刘去，就有公开盗掘坟墓的嗜好。《西京杂记》说刘去发掘古墓“不可胜数”，“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其奇异者就多至上百。

王莽覆亡之际农民军对西汉陵墓的破坏，是见于史书记录年代较早的大规模的盗墓运动。《后汉书》也说：“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由于当时尸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发掘所见往往容貌如生，盗掘者有污辱女尸的行为。 古代战争中，取胜的一方往往放纵抢掠。盗墓，竟然也是如胜军洗城一类剽夺形式之一。《旧唐书》记载，唐宪宗在发动对强藩巨镇的军事斗争时，敕令诸军“不得妄行伤杀，及焚烧庐舍，掠夺民财，开发坟墓”。可见军队在新控制的地区难免有烧杀劫掠行为，“开发坟墓”，是其中影响比较严重的形式。

盗墓动机的心理分析

盗墓最主要的动机，是劫取墓主的随葬财物。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述社会行为往往为利益驱动时曾经说到，“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敢于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实都是出于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铜礼器，于是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

盗墓有时又有令人惊异的动机。《异苑》记载，汉代人京房的坟墓在东晋时被盗掘，遗体依然完好，“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接近。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此说，也值得注意。近世吴有如《点石斋画报》有题为“群贼盗骨”的故事，其中写道：“有匪徒将棺木撬开七八具，盗窃枯骨，有谓以之为闷香，有谓以之合药饵。事虽出于拟议，然非专盗衣饰可比矣。”这种取枯骨“以之为闷香”或“以之合药饵”的盗墓动机，实在令人惊异。 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尸”故事，则是发掘墓葬行为极端的复仇形式。历史上发冢斩尸（如拓跋王圭发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颁掘陈霸先陵）一类事例还有很多。不过，这种情形往往与盗取墓中随葬财物的情形相互纠结，不易明确分辨。例如策划组织武装盗掘清东陵的军阀孙殿英，竟然自我辩解道，“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盗发东陵被标榜为“革满清的命”，“革死人的命”。然而其真实动机，其实与一般的盗墓贼并没有什么区别。 发掘冢墓在战争中又被作为心理征服的一种手段。明军发掘李自成家族墓地，清军发掘郑成功家族墓地，都是典型的史例。

与西汉广川王刘去同样有盗墓之嗜癖的官僚贵族，据《陈书》记载，陈叔陵“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他“历发丘墓”，“石斤棺露骸”的行为，与他“幼而很戾，长肆贪虐”的心理特质有关。所谓自幼性情凶狠怪戾，似乎有某种神经系统功能上的障碍，或许可以理解为反社会人格迹象在童年早期的明显表现。所谓“好开发冢墓”，似乎也可以看作病态人格的一种反映。心理学者对于盗窃癖这种“冲动障碍”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增益对盗墓嗜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G·迈耶、保罗·萨门在《变态心理学》一书中指出，盗窃癖中，“许多人都为了获得刺激”，“许多人都是盗窃狂，因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或使用被偷来的物品。他们寂寞的行为就是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冲动’的反应，因为这样接着就可以获得一种放松感。”

曹操疑冢七十二

盗墓行为的猖獗，使得反盗墓技术也逐渐完善。

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是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引《交广记》说到吕岱发掘南越王赵佗陵墓未能成功的故事，指出赵佗“鉴于牧竖所残也”，“乃令后不知其处。”

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现象的严重，致使种种反盗墓的形式中，曾经出现了所谓“疑冢”“虚墓”即以真假墓葬迷惑盗墓者的情形。其中，以据说曾经“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的曹操所设置的“疑冢”最为著名。民间传说曹操有“疑冢”多至72处。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写道：“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续集有“漳河曹操墓”条，说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入行数十步得一石门，“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

以“疑冢”防避盗掘的做法，后世仍有沿用，如石勒、石虎、慕容德、高欢等都曾采用这种史称“虚墓”、“伪墓”的形式。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中人骨无存，骨骸朽毁和被盗墓者毁坏的可能都被排除，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的实例”。（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31辑）

传统的反盗墓手段，又包括石椁铁壁以求坚固，储水积沙以防盗凿，以及以机弩飞箭、伏火毒烟来杀伤盗墓者的方式。

盗墓行为的道德批判和法律惩罚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能够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22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王争王争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在中国古代，县，没有属县的州、府、郡直辖的地区，在其下社会中都不设置国家的职官，也就是说这些乡里的首领往往不是由国家官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其出任方式与县以上的官吏也不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基层社会实行的是相对自治社会，也就是说县以下的社会控制，往往由各处乡民自己控制。所以考察元明清时期中国乡里制度的设制变化对研究这个时期中国法律制度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基层社会组织往往能够对国家权力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可以强化国家法律在这一层次上的作用，也可以消融国家法律在这个层次上的作用。学者们虽有对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但把元明清时期当作整体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但在这个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这个时期各个王朝在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上出现不停的发展和变化。

中国乡里制度的变化来源于宋朝中后期，其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古代乡里制度中乡官从乡里自治领袖变成县级差役，也就是出现“乡里制度由乡官制转向职役制”，或说是“役政分离”。这一现象的出现导致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社会秩序维持上出现真空。从这以后，国家一直在寻找对基层社会控制的代替者，在国家和民间的努力下，宋朝以后出现了保甲制、乡约制、社制、里老制、族正制等，国家想通过这些地方自治组织来完成乡里制成为职役制后的基层社会上的权力失衡。这里有一个现实，国家基层官员--县令不可能对其辖区内的所有社会事务进行全面控制，因为知县本人是同时兼任司法、行政、教化等方面的职能。如对民间很多轻微民事纠纷，若全部由县令来解决，不管从本人的工作强度上还是从时间上来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得让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原有乡里制完成的劝农、兴教、纠察、自卫、防火盗、解决民众间大量轻微纠纷及户政等事务。于是，元明清时期在基层社会组织上出现了：元朝里社制，其职责是里正为赋役，社为基层社会自治组织；明朝里甲和里老制，其中里甲是赋役，里老是社会自治组织，到明中后期，一些地区出现保甲制与乡约代替里老制；清朝是乡里为赋役，保甲、族正和乡约为自治社会组织。这是基本特征，具体有一些轻微的差别。从以上可以看出，元朝以来，乡里社会中赋役制的单位没有发生变化。下面从以赋役为己职的乡里制和自治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来讨论元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乡里：元明清时期赋税与差役的基层社会制度

在宋代以前，里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具有赋役行政单位与乡村自治组织的双重功能。《汉书·百官志》上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从这里可以看出秦西汉两朝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乡亭，因为国家对乡和亭进行了统一管理、统计，其中乡是基本单位。在乡上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四职，但这些都不是国家职官，它们负有乡内的各方面职能，对乡实行“自治式”的控制，其中对乡中的治安、纠纷等都有一定权力。东汉时，基层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化，《后汉书》说：“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可以看出“里”一级权力得到了加强，国家基层组织--“里”有对本里内的半自治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秦汉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上，国家设有专门不同职能的乡官，其中有专门负责赋役的乡官。

唐代出现仅以里、乡为基层社会组织，“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这里乡正、里正的责任是督察，也就是说仅有对本辖区内自治之权，对赋役的征收没有专门乡官负责，这正是导致里正转化为征收赋役差发的原因。在现实中出现里正“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的现象。宋朝就产生“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的社会转化。由于不注意乡村一级中治安、教化等方面制度上的设置，国家仅对赋役感兴趣，所以导致乡村社会秩序在制度上出现失缺。到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乡村社会的自治出现了新的代替制度。这个新的代替制度对国家来说比过去其他方式更为有效，于是宋以后乡村社会自治制度从此发生了变化。这样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组织出现了两套体制：一是国家的赋役乡村组织，二是乡村自治体制。这两个体制在以后的发展中互为表里，但难以统一。

（一）元朝赋役单位：里、都。元朝在赋役征收上主要是设有里、都两种乡村组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至元新格》中《理民》上有：“诸村主首，使佐里正催督差税，禁止违法”，“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在《通制条格》中《赋役》上大德五年（1301年）就有：“即与其余富户一例轮当里正、主首，催办钱粮，应当杂泛差役，永为定例”。此外在《元典章·户部·赋役·户役》下大德七年（1303年）的法规《编排里正主首例》中规定：“拟合遍行各路，令亲民州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将本处既管见科税粮薄籍，从实挨照每乡、都诸色户……每乡拟设里正一名。每都主首，以上等都分拟设四名，中等都分拟设三名，下等都分拟设二名”。从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基层社会中赋役组织单位是乡、都，且这里国家设有专负其职的乡官，也就是国家赋役征收的代理者。它没有对其所在乡、都社会自治负责的职能。在《永乐大典》收入的《吴兴续志》上有：“役法：元各都设里正、主首，后止设里正，惟田及顷者充，催办税粮”。这与《元史》中记载是相同的，“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

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由于国家设置的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国家赋役的征纳单位。出任乡官也成为人们的一大忌，因为这个职役要受州县中差役的压迫、掠夺，常导致充任者因完不成赋役而破家倾财。“赵琏，字伯器，宏伟之孙也。至治元年，……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同时乡民对其也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往往成为差役的打手。

（二）明朝赋役单位：里甲。明朝在基层社会中设有主赋役征纳的里甲制，这里的“甲”与保甲制的“甲”有区别。《明史》上有：“洪武十四年（1381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的记载。上面这段记载说明明代基层社会中赋税制度的特征，同时也说明明代基层社会组织是以“里”为基本单位，同时城里有坊，城附近有厢。里、甲正的职责都是赋役。明初里制既是赋役编制单位，同时也成为明代黄册的基本单元，所以明代里长有黄册里长之称，这很形象地说明了明代里甲制的社会功能。明代对全国“里”数是有统计的，“终明之世……编里六万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这也说明“里”在明朝是其基本社会组织单位，否则国家不会对里数进行统计。当然明代对里制的称谓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如有都、图、隅、乡等，但从上面统计数字来看，明朝最基本单位仍是“里”。此外，从明代基层社会自治制度--里老制上，也证明明代里制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的基本性。

如云南巍山《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中就有天顺五年（1461年）“坐委五世伯祖左琳督属征收本府各里本年分税粮，……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