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的阶级结构。但从另一角度看，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所反映的阶级结构只是近似的，户口分类可以成为研究阶级结构的入口和突破口，却不能等同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结构的分析。由于宋朝人户的贫富状况经常发生变动，农民的逃亡和反抗，地主的作弊等因素，官府的户籍登记和统计必然是漏洞百出。官府至少也是三年一次作户口人丁、财产等登记，有时甚至一、二十年不作清理。有些户名，如乡村中户作为乡村人户的中间等级，阶级状况就比较复杂，并不单一。坊郭户只是城市居民的统称，其阶级结构也须另作具体分析。

宋朝是以租佃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其主体阶级无非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在当时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下，北方旱地一个男劳力使用牛耕，大约可以耕种四十宋亩，所谓“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㈨]但是在南方的水田，一个男劳力的可耕地约二、三十宋亩。[㈩]一个乡村主户拥有的耕地若是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此外，宋代也有类似于近代贫困线的概念，一般以二十宋亩以下的农户作为“贫下之民”的标准。[11]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有多余的劳力，为了维生，租地和被雇，也是势所必然。宋代史籍中常说：“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12]就是宋代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田地不均，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存在的基本条件。宋代社会固然也有乡村雇佣制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租佃制。

宋朝的乡村客户和下户虽然也有一些复杂的成分，但其主体无疑组成了宋代社会的农民阶级。客户往往成了佃农的代名词，宋诗称“凡农主客两相依”，[13]“客户耕田主户收”，[14]租田缴纳对分租，可称“主、客分”，[15]也有所谓“主客四六无偏颇”。[16]但列入乡村下户户籍者，则不仅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有佃农。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使大量没有田地，本应算作乡村客户的佃农，也列入了乡村下户的户籍登记。按宋人的说法，“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17]“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18]看来佃农和半自耕农的数量应多于自耕农的数量。若以北宋各代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３４·５％，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59％。宋朝户口统计本无准确性可言，但在乡村下户和客户的法定户名之下，其所包括的宋代农民，约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还是多少反映和接近了宋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况。

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同处于社会底层，“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19]有的学者认为乡村第四等户相当于自耕农，第五等户相当于半自耕农，似乎是将复杂的社会现象过于简单化，在今存史料中也难以找到依据。

宋代乡村的商品经济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当然是地主。地主拥有大部分田地，其主要经营方式则是出租。宋代的货币地租有一定的发展，却仍以实物租为主。在实物租中，分成租包括主客对分，主客四六分、三七分、六四分、七三分等，定额租在北方约每宋亩几宋斗，南方很多在每宋亩几宋斗到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江淮以南地区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也有相当的普遍性。此外，耕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租，也有牛租。高利贷也是地主盘剥农民，兼并田地，将农民束缚于田地的重要手段。北宋和南宋的法定借贷年利率分别以100％和50％为限，并且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20]但实际生活中的高利贷却不以官方所定的利率为限。编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农民分别有不同的赋役负担。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与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与下户的区别，对下户和客户有一系列减免的规定。但由于地主转嫁赋役负担等各种原因，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户、乡村上户、僧道户、人等几个阶层。除了赵氏皇室外，官户作为一个法定的阶层，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宋朝的外戚大体可列入官户，宗室的一部分也可列入官户。官户享有若干特权，也有不少禁约，在宋朝的庞大等级结构中，即使同属官户，其特权和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官户绝大多数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他们收取地租，很多人又兼营工商业，官场中也有各种贪污腐败的情况。宋朝的中高级官员虽有荫补特权，但官户的成员却仍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仕宦之家的子弟往往破落败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形成鲜明对照。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甚严，从体制上贵官而贱吏，这与金元社会也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另一角度看，吏户却是仅次于官户的统治阶级，其户数也多于官户，对广大民众说来，则是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甚至有“吏强官弱”之说。[21]吏户兼并田产，放高利贷，贪污、行贿、勒索等行为，也史不绝书。

乡村上户大体上是指没有官和吏的身份的地主。尽管各地的划分户等标准不一，但乡村上户往往拥有几百亩以上的田产。按照宋朝制度，乡村上户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他们轮差服役期间，就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退役之后，又降为平户。乡村上户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是子弟们读书应举，由科举入仕，上升为官户。此外，宋朝的进纳制度，即乡村上户通过向国家捐献钱粮之类，也可入仕。但官场中对进纳入仕者的升迁有许多限制，被视为是一种并不荣耀的出身。

僧道户是指僧寺和道观，宋朝的户口登记中，一般是将一座寺观作为一户，而“附入主户数”。[22]寺观往往出租田产，也兼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有的地区，例如福建路，僧寺的田产更远富于民户。僧道原则上不能繁衍后代，寺观的田产等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而此类人的选拔往往由官府世俗权力所操纵。

幹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但对农民而言，却是直接的盘剥者。部分幹人也有自己的田产，或向农民转租官私田地。

宋朝的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上户包括城居官户、吏户、地主、幹人、房主、大商人、贷主、手工业主等，宋朝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几位一体的情况。坊郭下户包括小商贩、工匠等。宋代社会的商人势力较前朝壮大，轻商的传统观念有所削弱，大商人已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宋代的私人奴婢的法定名称是人力和女使，具有雇佣性质，其社会地位显然比唐律中的奴婢有所提高。

总的说来，唐宋时代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部门，秦汉时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也占据重要地位。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以租佃制为主，雇佣制为辅。但在工商业以至家内劳动中，其演变的方向则是由奴隶制转变为雇佣制，而唐宋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三、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

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比较典型的大致是西周王族和诸侯的封建制，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以及明清的宗族组织与制度。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是取代门阀士族而兴起的，其实是明清宗族组织和制度的嚆矢，但在不少方面，后世的组织和制度又比宋代更加丰富而严密。

在门阀士族制的废墟上，不少宋儒呼吁和倡导按照儒家的伦理，重新建立宗族规制。如程颢、程颐和张载都强调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23]“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24]从今存的史料看来，宋代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修族谱：宋朝赵氏皇族有《皇帝玉牒》、《宗支属籍》、《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仙源类谱》等，[25]《宋史》卷215《宗室世系表》说：“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孙可谓繁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别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录，有图，有谱，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属之远近，列其男女昏因及官爵叙迁，而著其功罪、生死岁月，虽封国之制不可以复古，而宗法之严，恩礼之厚，亦可概见。”但玉牒之类只是官修的皇族族谱。

至于私家族谱，自从北宋中期欧阳修和苏洵倡导以后，士大夫们私修族谱的风气开始兴盛起来。程颢、程颐和张载都说：“宗子法废，后世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6]修族谱，就成为重建宗族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措施。但此类族谱往往攀附历史上的名人当祖先。如王安石著《许氏世谱》，实际上是以三国魏时的许据为始祖，却又追溯到邈远的神农氏，并历述西周到两汉的许姓名人。[27]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家谱说，“文氏之先，出陈公子完，以谥为氏，与翼祖（宋太祖祖父赵敬）讳同”。“其后有韶，汉末为扬州刺史。自韶以来，世乃可谱”。[28]宋人私修族谱的数量相当可观，“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以至连修族谱的倡导者之一苏洵和苏轼一族的谱牒，也“不免”有误。[29]人口流动，名门望族盛衰不常，也都影响了族谱记录的准确性。宋时民间的族谱也是多种多样，如有宗枝图、宗图等名目。[30]

二、族长和房长的设置：程颢、程颐和张载所提倡的“立宗子法”，其具体实践就是宗族之下分房，分别设族长和房长。宋朝皇族就是在宗族之下分房，如宋太祖两个儿子燕王赵德昭和秦王赵德芳，其世系表就称燕王房和秦王房，但降及后世，每房的人群也十分庞大。《夷坚丁志》卷6《陈墓杉木》载，建阳“陈族十二房”，“诸陈各有田三、二十亩”，后“数房荡析”，这显然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宗族。族长和房长主持本族和本房的某些事务，其推举方式难以一概而论，但有的宗族无疑是推举仕宦者。《名公书判清明集》从立继、财产诉讼、掌管族产、收养孤幼等角度，有若干关于族长和房长事权的记录。按宋朝法律，“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如“有王圣沐者，号称族长，握继立之权”。梁居正死，“梁太行房长之事”，“主居正之丧”。有刘珵卖子刘元老，官员翁甫“牒押往族长刘万二宣教（郎）宅，听从收养”。义庄由“族长主其收支”。[31]

三、排行：唐宋时期流行排行，同辈的兄弟和姐妹分别按同一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或更远的祖先排行，无疑是须以族谱为据。在宋代史料中，排行随处可见，可惜缺乏完整的记录。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王七府判儿，唤做王七三官人”。父亲是通判，排行第七，儿子排行第七十三。陈亮在祝文和祭文中，称“三五伯祖”和“三七叔祖”，又称祖父母和父母为“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32]“承节”是承节郎的简称，孺人本是外命妇的一种封号，但此处与府君同属尊称。文天祥排行“第千一”，称弟文璧为“千二哥”，妹文懿孙为“百五贤妹”，是男女分别排行。[3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立继有据不为户绝》载“吴琛有女四人，子一人”，从二十四排行到二十八，又是男女混合排行。排行既是社会习俗，用作称呼，也是宗族制度的组成部分，用以维系同辈人的宗族关系。

四、族产：宋朝的族产成为凝聚宗族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名门望族往往三世而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稳定，在家产之外，另设宗族共同的族产，就尤为必要。族产的名目繁多，但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田地和宅舍。宋仁宗时，范仲淹首创义田，并且亲自订立十三条规矩，其后子孙又陆续增订。范仲淹与其兄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宋理宗时，范氏宗族有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34]此后义田的风气渐盛，如北宋官员谢景初“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35]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36]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37]一个并未得到官位的士人张鼎“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38]南宋的义田事例更多。

除义田外，如义学田用于扶助宗族的教育，祭田用于祭祀祖先。由于赵氏皇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宋朝也规定了各种经济补助措施，其中包括“宗室官庄”。在北宋后期，光是南京应天府“南敦宗院有田四万四千顷，房廊二万三千六百馀间，而日患不给”，[39]其规模又非私人族产可比。在宋时的社会条件下，各种族田的经营方式大致都是出租。

五、族塾义学：宋朝专设宗学，使赵氏皇族普遍受教育。私人的族塾义学也有所发展，如南宋后期的宰相赵葵既设义田，“以厚其宗”，又设义学，“辟四斋”，“子弟六岁以上入小学，十二岁以上入大学”，“学规如岳麓、石鼓”。[40]“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闲”，“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41]官员吴芾“方为义庄、义学、义冢，以俟宗族之贫者，而未克就”。[42]义冢也是一种族产，用于葬宗族的贫苦者。

六、家法族规：宋时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训、族规之类传世。例如宋真宗时，越州“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此后“二百三十六年”，“其号义门如故”。“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43]裘氏宗族有可能是一个农民的宗族，实际上有一些简单的规约。著名经学家陆九渊的宗族也“累世义居”于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附炊之米”“置历交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可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44]江州德安县陈氏义门有一部家法传世。[45]

七、祭祖：古人重视丧葬，往往聚族土葬，宗族有共同的墓地。如司马光的宗族，“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但到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后来在“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无，一旦悉举而葬之”。司马宗族的户贯在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而墓地在夏川乡。[46]宗族祭祀的另一重要场所是宗庙、家庙或祠堂。皇帝设宗庙，一定品级的文武大臣设家庙，经南宋朱熹的倡导，不够立家庙的宗族可设祠堂。北宋名臣富弼致仕后，“每早作”，“赡礼家庙”。[47]宋神宗“皇后侄向子骞妻周氏”不信神佛，“但默祷家庙求祐”。[48]此类场所其实是将敬祖和信神混为一体。陆九渊的宗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49]

按照儒家的伦理，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强调敬宗收族，倡导宗族内部的敦睦、亲善和互助，上述的规制都是旨在凝聚宗族的血缘关系。但从另一角度看，私有制的存在，又不能不成为宗族组织和关系的涣散剂。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就记录了不少宗族内部围绕着财产而发生的各种纠纷，以至引起诉讼。[50]

四、宋朝的城乡基层行政组织

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51]大致始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52]但长时期内，城乡的基层组织看来没有明确区分，城市基层组织也可称坊，而坊与里常可混称，[53]直到唐宋时，城乡的基层组织有了相当严格的区分，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宋朝沿袭唐制，乡村中有乡和里，城市中有坊，但乡和里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名和人们的户贯。今人所用的籍贯，古代其实是区别为籍和贯，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对此已有考订。贯有户贯、乡贯、本贯、祖贯等名目。[54]从北宋到南宋，尽管乡村基层组织有所变迁，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看，直到南宋前期，乡村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乡和里，只有个别不用乡或里，而用村、镇或社，而坊郭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和坊。但在南宋晚期的《宝祐登科录》中，坊郭户贯仍用州、县和坊，而乡村户贯有的只用州和县，有的兼用乡，而兼用里者较少。

宋朝乡村一般是县之下分若干乡，乡之下又分若干里，但也有一县设一乡，一乡管一里或乡下无里的情况。如宋神宗熙宁时京兆府所辖，多数县为一乡一里，少数县有乡无里，只有乾县和渭南县多数乡辖有二、三或五里。[55]宋朝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名实背离，而各地州县衙门和乡里的吏制差别颇大。从史料上看，有些地区设有乡长，[56]另一些记载中又有乡官，[57]但显然不是普遍的制度。据北宋的《两朝国史志》说：“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58]所谓“废乡”，当然不是取消乡名，而只是取消乡的基层行政单位。里正的名目相当普遍地保留下来。在每乡只有一里的地方，里正和乡长也不会有区别。在部分地区，担任里正者不管乡里的事务，只是准备轮差州役衙前，到宋仁宗时，又明令废除里正。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是户长和耆长，他们的辖区则称管。

按宋朝吏制，户长和耆长都算乡役，耆长又称三大户，乃是沿用后周之制，以本管的三家上户轮流充任，其下设壮丁。户长和耆长的管辖区至少在某些地区是不同的。如福州共有68乡，305里，在宋哲宗时设户长130人，耆长443人，则户长的管大，而耆长的管小。[59]明州定海县有“六乡”，而清泉乡“析为二管，总号七乡”，[60]五乡不分管，而一乡分两管，似可推论为五乡每乡即是一管。南宋湖州德清县还保留了管的名称，两个乡各辖五里，不分管，四个乡分别辖十里、十五里和二十里，在乡和里之间设管，[61]则辖五里的两乡也都是每乡一管。《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１１１《宋全等施石献床记》载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绍兴府会稽县有“雷门东管第一乡”，[62]应是由乡分管，而后又将管改立为乡。此外，至少部分地区又将耆长的所辖的管称为耆，如四川泸州江安县原为一乡七里，后为“一乡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八耆包括罗力耆、罗隆耆等，其中一部分显然是原罗力里、罗隆里等改名。“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63]据明《喜靖彰德府志》卷8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载，当地只是管之下辖村。由此可知，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可与前述南宋的登科录互相印证。

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规定每五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又改为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64]接着，宋廷又下令废户长、耆长和壮丁，以保正取代耆长，另设承帖人隶属保正，以催税甲头取代户长。[65]宋哲宗时，又取消催税甲头，用大保长催税。[66]此后，宋朝乡村又出现了新的基层单位都保，一般简称都，有时也可简称保。前述江安县就是在八耆之下设三十二都。都往往以数字排列，如罗力耆下辖第一到第八都。都搀杂在乡里之间，又形成了更复杂的关系。如平江府常熟县各乡，乡下分都，都下分里。感化乡下辖第一到第七都，第一都下又辖虞山里等四里，但有的里又被几个都所分割。[67]徽州的一些县是乡下分里，而祁门县是乡下分都。如“归化乡在东，其都归仁、义成、沙溪”，[68]当地的都又不以数字排列。又如庆元府象山县则是在里下设保，政实乡“管里一，保十二”，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