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古人还有一种“不规矩”的坐法，叫箕踞，或单称箕或踞。其姿势为两腿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有他人在而箕踞是对对方的极不尊重。《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荆轲先被秦王(即秦始皇)“断其左股”而“废”(站不起来)，然后又身“被八创”，“箕踞”是他就势而坐的结果，而其效果则是对对方的轻蔑。刘邦经常箕踞骂人，却是有意如此。《礼记·曲礼上》规定：“坐毋箕。”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风俗和习惯的。《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等于说休了她)。’母曰：‘何也?’曰：‘踞。’”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坐的姿势正确与否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不是有意凌人傲物，那么箕踞就是不拘小节的表现。《世说新语·任诞》：“卫君长(卫永)为温公(名峤)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处)亦尔。”在礼教甚严的时代，这二人的行为实际上带有一点反抗性，在一定的场合还会受到称赞。
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奧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蚡对其兄长的胸怀还不如项羽。又《南越列传》：“[南越]王、王太后亦恐[吕]嘉(南越国相)等先事发(指叛乱)，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乡，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这是把最尊的位置给了汉使，让一向独持国柄的吕嘉坐在卑位，多少带点羞辱的意思。又《淮阴侯列阵》：“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同麾)下者，[韩]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与此相反，《绛侯周勃列传》：“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游说之士)，东乡坐而责之：‘趣(同促。等于说快点)为我语!’”则周勃是以长者、尊者、教训者自居了。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
我国古代陆行的主要工具是车马，水行的主要工具是木质的舟船。
车船最早出现于何时已无可考。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地下挖掘，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远在商代之前车船就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演进阶段。
最初的车船一定是非常简陋的。《淮南子·说山训》：“见窾(kuǎn，款。中空)木浮而知为舟，见飞篷转而知为车。”这前一句是好理解的，因为“刳(kū，枯。剖开挖空)木为舟”(《周易·系辞下》)，也就是窾木浮；后一句并不可靠，飞篷与车轮性质相差太远，很难想象出古人是怎样从飞篷受到启发的。但这一传说突出了“轮”，可以推想，原始的车子只是借助滚动减少物与地的摩擦力而已。《周礼·考工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这是自原始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轮子是车最重要的部件，是车子的特征所在，察看时应从轮子开始。因此古车字的形体突出了两个轮子的形象。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船的发展变化不大，水行工具的飞跃要靠机械动力的出现，在这以前只有量变。车的变化则较迅速，因为可以使用牲畜以代人，并由此产生多种用途。车子的发展大体是这样的程序：人力—畜力—多种用途、多种形式。与此相应。道路设施也越来越发达完善。
下面我们就车与马、车的部件和马饰、战车和步行等几个问题分别叙述。舟船一项则从略。
一、车与马
商周时期用于行路、狩猎和作战的车一般是用马牵引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说到马就意味着有车，说到车也就包括着马。例如《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又《雍也》：“子曰：‘赤(公西华)之适(往)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乘肥马，即乘肥壮之马所拉的车。又《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兵车，当然也是用马拖的。
用马驾车，可能经历了用两马的阶段，但从文献上看，应该是以驾四马为常。出土的车、马也以四马一车(“驷”)为多。例如《诗经》即多次描写四牡(公马)驾车的情况：《小雅·采薇》：戎车既驾，四牡业业。(戎车：兵车。详下。业业：壮健的样子。)
《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彭彭：有威仪的样子。鸾：车铃。详下。)
《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彭：邑名。介：马所披的甲。旁旁：同彭彭。)驾四马叫驷(sì，四)，驾三马叫骖(cān，餐，)驾两马叫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