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绵十匣、百果呈祥十匣、大吉葫芦十匣、流传万代十匣、刘海戏蟾十匣、金鳞集锦十匣、鸳鸯献瑞十匣、一统万年十匣、万福攸同十匣、群仙祝寿十匣、千秋万载十匣、仙果献瑞十匣、平安吉庆十匣、三报宫花二百五十个、金盆捞月二百五十个、头号起火五百枝、中号起火五百枝、大小花筒一千个、大小炮竹一万个。

从这些供奉的“烟火盒子”，可略见皇家燃放“烟火”靡费之一斑。皇家对“烟火”的热衷，使“烟火业”分外发达起来。明代王恭厂火药局一次爆炸，击坏西城三条街，伤百余人，从西直门楼上望去，周围三四里一带不剩一片瓦。这反映了明代“烟火”制造规模是很大的。

清代佛山一地烟花爆竹的作坊竟达二十余家，赫然与其他日常消费作业并列。甚至小县城的“烟火”也能放出北京等大都市所没有的品种来，“如缸花、盒子灯、起花牌、文武鞭、三耀明、二起焦灯、花炮、飞鼠、烟龙，不下十余种”，足见“烟火”制造普及之广。

“烟火”本来可以与军事火器的研制紧紧相连的。戚继光所统率的部队中，每一营都要部署一名“火药线匠”，这已经是将“烟火”运用于作战。可是“烟火”发展的路子却在很大程度上向娱乐方面倾斜。南明弘光年间，马士英曾向福王进贡了一架价值500金的“烟火”，点放之际，“烟药中机造飞龙”，围绕殿柱腾跃，福王见状大加褒奖，于是，诸阁臣又共进了一架。这“飞龙烟火”，已属“火箭起火之制”。然而，“烟火”并没有被深入开掘研制，致使中国的军事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这方面，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明万历时浙江的戴某，好与西洋人争胜，曾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铳中，第二机随之并动，不激火出而铳发，可射28弹。戴某本拟献于军营，可是他却夜梦神的呵斥：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要遭报应！戴某因害怕而中止了这一念头。这一史料相当逼真地勾勒出了当时社会所笼罩的，宁可因循守旧于娱乐，也不愿意冒风险将“烟火”原理发挥、运用于新的发明创造上的文化氛围。

清代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提出用“烟火”制作技术造攻战武器的建议，并付诸于实践。光绪年间九江就有一“烟火”匠向省官献上一种能施放五里之遥的火箭，可是仅因为试验时达不到预定的标准，就使这位官员得出了“其言失实”的印象。这说明积极进步的创意是很难冲破由长期稳定的以皇权为中心所形成的固定的意识的。官宦想的是如何在“烟火”的娱乐性上下功夫，以媚上而“进身博官”；而皇帝只会对向他们频频燃放的“烟火”所表示出来的殷厚敬意大喜不止，很少念及如何将“烟火”向军事火器转化。

民间放“烟火”较为普遍的作用是祭神。清代《点石斋画报》对此有着传神的描绘。由于放“烟火”祭神造成祸害也是屡见不鲜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津草厂庵举办“烟火”祭神，“烟火”悬南马道，其药线蜿蜒数十丈。“大士像”的泥手插有香枝，枝端燃着，会头以药线一端，恭献“大士像”前，就火点燃，就好像是神仙点燃“烟火”似的，瞬息之间出庵，急行锐进，既达南马道。观者争睹，可忘了立足之地也是“烟火架子”陈列之处，正好在水中央，道的左右，均为秋潦，道宽仅可行一人，像独木桥。因“大士像”亲放“烟火”，为空前举动，小家碧玉，贫户妇女，纷纷赴水滨瞻仰，结果人一挤，纤足女流自然要遭到践踏的厄运，死状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在西方，拉瓦锡使化学系统化了；用于气体的收集和爆炸、燃烧和煅烧的实验、水的合成等各种用途的重要装置先后发明出来了；确证了质量在化学变化中守恒；化学的命名法作了改进，并逐步标准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第一流化学家，还引入了新的织物漂染的方法。

这个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在化学工业方面已开始大规模生产硫酸和碱。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镇上，“烟火”的燃放，已达到了神出鬼没的境地：

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梨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

“烟火”技术角度上看，这种“烟火戏”的制作水平是非常高的，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它已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景象，可是骨子里却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然而它却仍以“今以手工，尊独惟我”，洋洋自得地表白。这就较为典型地折射出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只看到海外一些表面现象但不深入吸收，以老大天朝自居的传统文化心态。

《点石斋画报·烟火奇观》，图中坐姿官员为李鸿章当西方接受了中国传入的火药后，马上制成火器，开辟出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用它打通了外部世界，以至明代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方以智也将火药当成从外国传来之物。清代则更是一塌糊涂。英国人在上海汇丰银行招待李鸿章时，为他燃放了一种忽海市蜃楼，忽孔雀展翅，忽成大庙的变幻多端的“烟火”，竟引得李鸿章大加赞赏，说“见所未见，可谓眼福不浅”。由中国人发明的“烟火”，都在英国人手中放出了异彩，从而引得中国最高官僚的赞赏，这真是辛辣的讽刺。但它却是史实，反映清代的落后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此刻的西方，一本又一本的科学理论著作，排着长队来到世间，争相用科学的语言构筑起新的历史时期的基石，新型的化学工业大厦，已经在西方破土动工……可是，在中国，惟有赵学敏的《火戏略》，形单影只地步入技术科学的殿堂。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步履悠闲地在宋元铺就的传统“烟火”园圃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惮烦难反复制作着昔日的辉煌，并转化出一些新的花样来，若“砉若雌霓起，霍若闪电惊”。看去“千花万花生”的“铁花烟火”，就是“冶铁既流，以大铁瓢挹而洒之著树间。辄迸火成花，灼烁夺目，此烟火又一变也”。保守的氛围，使人们不对“烟火”作任何非分变革的构想，尤其是明清统治者几乎听不到也不愿听到日益迫近的西方军团那似拍岸惊涛般的攻占新科学技术前沿的马蹄声……

从“烟火”进而发展制造火箭、飞弹，甚至喷气式飞行器等先进火器的优秀人才是有的，从宋元以来就积累起来的这种“烟火”实践是很丰富的，也是远远领先于整个世界的，可是明清的中国却没有把握住这一良好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正视欧洲科学技术挑战的机缘。直到先进的西方用从中国传入的火药，轰穿紧紧封闭的古老城门时，中国这才如梦方醒，但为时晚矣。本来可以由制作“烟火”发展成为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火器的国家，却在清代彻底走向衰败的深渊，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沉思的。

官场口诀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画面：僧人坐化，总要将自己的一生总结成几句简短的话，传之于后人。这种便于记诵的语句可谓之“口诀”。若依此“口诀”去观察这位师父，其一生果然如此。寥寥数语，昭示着人的一生轨迹，中国人的这种根据事物内容要点归纳的能力可谓强矣。

质言之，口诀乃是以通俗而精炼的语言反映丰富而深刻的道理，口诀是总结，是经验，是喻事，是明理。有好的口诀，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目的，提炼出事物最精粹的部分作为行动的指南，是让人受用不尽的。因此，在古代社会，口诀是很盛行的。像鲁迅先生评论宋代“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口诀时就指出：这是撷取了朝廷的精华。所以可以这样说，口诀常常指示出当时社会习俗的倾向和脉络，使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官场口诀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

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制度，是以官为轴心的政治生活制度，若是掌握了官僚，便是掌握了政治生活制度的大半，而要谋得一官半职，则要洞悉官场的规矩。这些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了解其中的诀窍。若娴熟诀窍，便可无往不胜，飞黄腾达。所以，自古代官僚制度建立以来，官场上的各种口诀便层出不穷，《尚书·武成》篇就对官员的任命提出了标准：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曾指出不负责任的官员的危害：县官漫漫，冤死者半。

有的根据官场“行情”，总结出当官的价码，如《三国志·夏侯玄传》中的“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宋代朱弁《曲洧旧闻》中的“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的则直接勾画出官场上的“相酬图”，如李肇《唐国史补》中的“勾心斗角，互不相能，遗补相惜，御史相赠，郎官相轻”。

又如明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对“六部”的总结：

吏曰贵，户曰富，礼曰贫，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贱。

这种概括，简明而又准确。因为吏部管选官、记功、官吏的升迁，自然是“贵”。户部管土地赋役，计度财用，“富”是当之无愧。礼部管学校荐举，祭典接待，堪称“贫”。兵部管军政武选，仪仗兵器，“武”是最为恰当。刑部管遣徙流放，法治监狱，“威”是无可替代。工部管工程建造，垦荒导水，为体力劳作，这在古代中国只能是“贱”。

这些官场口诀，从不同的角度反射出了官场上的情态。然而，这毕竟只是客观的描述，最精彩，也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如何选择官员，官员如何工作，如何成为合乎时代“标准”的官员的官场口诀——例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铨选择人的方法有四个方面：一是“身”，即体貌丰伟；二是“言”，即言辞辩正；三是“书”，即楷法遒美；四是“判”，即文理优长。史实表明，唐代许多年轻的学子，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标准，得到升迁的。如唐代非常流行的“进士行卷”，就是此类的典型。

正是口诀有简明扼要的指示作用，在唐以后的朝代，官府都竭力将对官员的要求简化成为琅琅上口的口诀，以便易记易行。像唐五代蜀王孟昶就颁布过令箴于诸邑，共24句；宋太宗删烦取简，摘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口诀一直流传到元代。

元代统治者，对官员的修养，积以前朝代之经验，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大德五年，徐元瑞撰成的《习吏幼学指南》，就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在这部书中，对官员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官员所要达到的要求，几乎全都归结成为简明扼要的口诀，像吏称、政事、五事、户计、礼仪、详恕、救灾、三宥、三赦、五戒、三典、三罪、五纠、五禁、八议、五科、八例、十恶、七杀、法例、条贯、狱讼、勾稽、诸纳、体量、禁制、诸箴、三尚、仁恕等等。

其中，对官员行止的要求是：

孝事父母廉洁勤谨

友于兄弟笃实慎默

不犯脏滥谦让循良

对官员才能的要求是：

行遣熟娴算法精明

晓解儒书通习条法

语言辩利字画端正

但制定良好的官场口诀是一回事，执行这种口诀又是另一回事。元代末年，官贪吏污，已到了弊端丛生的地步，官场上流行的就是另一种口诀，如叶子奇《草木子》所记的官吏向人讨钱的各名目：

所属始参见，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由于制度的腐败，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明代洪文科《语窥今古》对明代官僚机构中一些无所事事的官员总结了这样一段口诀：

一曰“习仪”、“拜牌”，二曰“接诏”、“送表”，三曰“救护”，四曰“春秋祭坛”，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两公作揖”，八曰“计期支俸”，九曰“手谈消日”，十曰“染须”。

到了清代，各省各州县衙门的情况大致相同，尤其是“参情状”，广西桂林曾有将此分段编为戏剧的，其中归纳为口诀的，被道光年间曾任巡抚、总督的梁章钜，写入自己归隐后的笔记中：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